一 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
凡事皆有缘起，卢卡奇以其“总体性辩证法”思想成为备受世界瞩目的哲学家也是如此。1923年春天，匈牙利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出版了题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著作，其副标题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这是一部由8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代表了年轻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对当时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哲学政治思考。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成功了，而匈牙利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武装起义却失败了？他要从匈牙利和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入手分析其原因。他不是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入手，而是借助黑格尔的异化哲学杠杆分析“物化”拜物教，这显然偏离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路线。《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了严厉批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该书又被世界“重新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此书看作他们的“圣经”。这也许是青年卢卡奇没想到的，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它荫蔽着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种种思潮。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一种片面性的错误理解或者是误解了卢卡奇。如果全面地看，《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虽然有重大错误，但它显然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失败进行哲学政治原因总结思考的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青年卢卡奇是一个革命者，当时还担任着红色武装的重要职位，但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所阐发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人道主义被西方很多学者利用。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用“总体”（有的译为“整体”）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反对第二国际考茨基、鲍威尔等人的机械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唯生产力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进行中，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学生和正统继承人自居，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误读为形而上学的只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不讲道德、法律等思想意识的“唯生产力论”。根据这个理论误读的逻辑，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那么落后国家就不能搞革命，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进行革命，他们以此为理由，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后来，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抛出“保卫祖国”的口号，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列宁针锋相对的批判。
问题在于，卢卡奇作为哲学武器的“总体性”理论真能彻底战胜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吗？卢卡奇的“总体性”如果舍去了经济物质基础，是不是就变成了“伪总体性”即片面性？
（一）力主在总体性上把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坚持用“总体性”观点与方法，来解剖分析历史。历史与总体到底是什么关系？卢卡奇对其进行了界定。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核心的命题与范畴就是“历史”和“阶级意识”。在他眼里，二者名义上不同，本质上是一回事，历史本质上是由阶级意识决定的。在界定总体时他坚持把历史作为最基本的参照面。在他那里，总体范畴和历史范畴互相规定，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于是历史成为总体的历史，总体也变为历史的总体。他特别强调意识的作用，又把意识作用问题归结为辩证法问题，同时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问题。所以，他把“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
分析社会历史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因之，卢卡奇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生、发展的总过程看作理解历史的基础、根据与核心。与对人与人关系的分析相联系，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大谈人，试图从人出发解释历史，可是他们为什么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没有真正把握历史的本质？对此，他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的理解与马克思截然相反，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总是把那些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排除掉，片面地停留在历史、社会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解释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试图对历史进行具体事件的研究，但他们丢开完整的历史和全部关系，总是停留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观察历史的具体，一旦他们自认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事实上却与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总体距离最远。他们其实是误把那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历史的总体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之上，要把握历史总体就不能只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特性去进行。如果坚持要根据人的个别性即特殊性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的打扮而变得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
如此这般，历史成了一种盲目力量推动的结果，顶多只是个别伟大人物意志的展现场。
卢卡奇主张，把握总体的人是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这是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即总和才构成历史运动发展的根源，从而使历史展现为总的、流动着的统一的连续性过程。这里关于人的总体的阐释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做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具有一致性。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捕捉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客观性。人的思想、意志的规律性、客观性不是一成不变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塑造人的意志、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才能起到历史作用，如果脱离具体历史环境空谈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陷入抽象化困境。同时应看到，历史环境反过来不能脱离人的思想与意志的影响，总是受到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制约。这就告诉人们，具有社会历史主动性、能动性的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这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联系和互相制约的总体。在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能从联系的观点出发，而是对历史总体加以割裂与绝对分离，摘取其中某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基本出发点，就会导致形而上学，从而陷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维悖论性的两难处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理论家坚持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割裂历史的联系，只看到个别人的意志、思想，以个人精神意志来解释历史，于是把历史看成随机性、非理性的产物，导致历史解释中的英雄主义。
与人本主义忽视人的意志思想的客观条件不同，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和夸大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社会历史做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种思想倾向对历史总体的解释也必然陷入环境和人的两难境地。典型的代表就是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否定人的意志思想的历史能动性，陷入历史机械论。由于他们不懂得历史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因素，以偏概全，最终把历史看作某种不变的永恒规律的消极性产物。
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与上述两类错误思想倾向相区别，一方面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能动作用，认为历史中的人都是有意识地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去进行自己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指出，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及客观性面前，作为社会历史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自己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自身的意志和思想不相一致。虽然每个人的意志、思想都以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行动根据，但它们在社会历史总体中却以“虚假的”意识表现出来。尽管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具有“虚假性”，可是马克思并不因其虚假性而简单加以否定，与之相反，马克思从辩证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这里告诉人们，社会意识作为对总体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既有真实反映的一面，又有歪曲、错误、虚假反映的一面。对于复杂的社会意识，怎么办？不同的思想家采取不同的态度。面对这些社会意识的复杂矛盾，资产阶级思想家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而马克思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复杂矛盾，把复杂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整体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束手无策状态不同，马克思坚持历史辩证思维，既把握了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能够形成的思想、感情等，又揭示了理解社会历史性总体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客观根据。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意志和思想等作为一定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通过人的具体活动表现出来。“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在马克思看来，在历史的大舞台中，人以双重身份进行活动，一方面是历史的剧作者，另一方面又是历史剧的演出者，人是自己的历史创造者，人的全部现实活动都是历史的过程；或者说全部社会历史都是人的活动史。人们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即使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不能离开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对于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不言自明的。人的一切社会历史活动，不论是以一个阶级或者集团的形式所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活动，还是以个体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总体性特征。人作为剧作者和演员的统一体，其一切活动都处于具体历史环境中，作为人的活动赖以存在的客观发展条件的物质资料以及作为人的能动性自觉活动的主观思想因素，都来自社会历史的总体，并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人的能动性活动本身创造着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存在。与此同时，一定社会中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促使人的总体性愈益增强。这是一个双向促进的总体性关系。人的能动活动既创造了历史，又在不断地改变历史面貌；人的能动活动使历史总体与任何僵化、固定化相告别，呈现出生生不息、时时都有崭新的发展内容的运动局面。
（二）社会历史总体是一个生成着的不断进行自我扬弃的过程
在主张社会历史及其关系是一个总体观点的基础上，卢卡奇还要说清楚这个总体处于什么状态。在他看来，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既定性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不断趋近的清晰目标。它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确切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历史使人们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僵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可能形态也不会成为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处于不断的历史地生成着的状态中。我们应当从辩证的双向运动上看历史总体，一方面它是人的活动的目标与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人的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二者不可偏废。
历史总体作为贯穿于一切社会历史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各种方式来表现其联系，并设法利用其联系或压抑其联系。在私有制社会中，这种联系就明显地被物化和异化了。还要看到，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不断以各种方式展现出任何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某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带有了总体的性质。比如在意识形态上，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截然不同，它超越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的资产阶级意识，成为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自觉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能动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带有总体性质。当然，在无产阶级意识中也包含某种虚假性因素，其中隐含着某种客观必然的错误，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表现出总体性。
人们可以看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呈现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应该把历史总体简单分解为各个片断。以此同理，在生产关系的坚实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总体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其阶段性、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表象。就特定社会来讲，该社会的整体往往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但它并不等于总体。这是因为组织形式只是暂时的僵化的固定性东西，它是随着社会诸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被打破和改变的。而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被打破和改变的社会历史运动都是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历史变革都不彻底，都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以及“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指出：“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这个作为总体的主体只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当然，作为自觉的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和历史任务。在这一点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真正的历史使命，进行社会革命。卢卡奇明确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总体的主体，是许许多多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体现无产阶级的历史自觉性。在这里，卢卡奇准确地把握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指出了其历史使命。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先进性及其历史使命的理论相一致，并运用到对当时匈牙利革命的分析上，有着强烈的现实革命实践意义，非常值得肯定。
卢卡奇还认为，总体性是一个认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论。他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社会历史的总体性问题作为一个认识历史的方法论问题，真正分析和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确切作用，都不能离开历史的总体性观点与方法，哪怕对历史片段的分析，都是如此。他强调，“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他进一步分析，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也离不开总体性问题，那是因为历史总体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深深地蕴含于历史事件中，它同时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展现自身。可以说，历史总体扬弃了具体历史事件，一切蕴含着总体属性的个别事件都可以看作历史总体借以展现自身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适当位置，但是这些环节却不会简单叠加结合为历史的总体。人们不可以把个别历史事件理解为历史总体的机械部件。与之相反，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的全部的丰富内容。而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蕴含着隐蔽的可能性因素。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在相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意义上属于可能性，一旦这些可能性因素能够在历史中展现出来，同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成为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坚持辩证的扬弃立场和观点并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对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进行否定。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出现新的形式，但是扬弃绝不会滞留在现实性和直接性的更高阶段上。辩证的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存在的否定，人们只有在辩证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存在，从而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因之，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存在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历史总体的，并在总体中展现其“现实的”意义。他指出，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高级的现实性与历史的总体性相一致。
在这里，卢卡奇把总体性与过程性相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上升的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与乐观主义的统一的情怀。他明确指出，马克思本人在分析历史时，总是从流动的过程性观点看待历史总体，并认为流动性过程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在扬弃中每每生成新特征，并增加新内容。人与人的联系作为历史的总体本质总是在不停地产生和发展。于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历史总体都是常新的。历史总体的常生常新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产物。
从辩证扬弃的观点看待历史总体的常生常新的发展过程，每一种新的事物一旦被纳入历史总体中，成为历史总体的因素、部分或者环节时，就会在自身中不断展现出被扬弃的趋势。因之，可以把新的东西看成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之物。无数个此类中介因素按照一定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形成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卢卡奇在这里把一切问题都看作历史问题，认为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内在因素，它不断发展，不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或时间点变成永恒。与之相应，总体中包含的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成为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成为总体，总体就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不断的自我扬弃。
卢卡奇用辩证的否定和扬弃的观点看待历史和总体，把历史看作连续性与间隔性的统一，宏观的总体性与微观的个别事件性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总体认识的结晶和应有之义
卢卡奇强调历史总体的方法论意义，那么，它与马克思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此，卢卡奇细致地进行了分析论述。
在他看来，尽管历史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而存在。卢卡奇指出：“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就开始与封建社会产生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资本主义制度“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联起来，这就为人们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可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产生对历史总体的正确认识。在资产阶级学者眼里，对历史现实思考的理论形式的概念呈现出片面性、抽象性和虚假性，“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无产阶级认识历史总体就表示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此，他指出：“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与对历史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那么，人们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同样是历史的产物。这就告诉人们，一方面，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历史的发展又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造就自己的同时又提出了本阶级的认识与实践的方法，即辩证的总体性范畴。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需要指出的是，“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
总体性范畴的产生，也需要放到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理解。当无产阶级还处在自在的阶段时，尽管其抱着冲破资产阶级统治牢笼的愿望，却无法变为现实，即使在此阶段产生某些思想闪光，充其量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到了自觉的阶段时，无产阶级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可以说，历史总体性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既往那种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性范畴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概念的历史生成，或者从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抽象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或范畴的内容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之上而具备了坚实的客观基础，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内涵结构必须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从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说明，历史因素的变化与流动性是理解历史总体的前提，概念自身的不断变化与流动特性使总体范畴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概念一旦失去形而上学固定不变的独立特性，剩下的唯一走向就是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进而构成总体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与具体性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就会获得具体性。这说明，由于概念本身蕴含的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空想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概念所具有的联系、统一和转化性质，在运动发展中即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概念的抽象形式被消除，把概念自身应该具有的具体性还给概念，于是概念获得了丰富性、具体性、充盈性。
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具有科学性，它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显现出来。运用总体性方法来分析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就发现了这个社会内在的矛盾本性，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矛盾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实趋势，也就可以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途径。他指出：“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从辩证法来讲，矛盾、差别是推动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矛盾因素。这种矛盾因素既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又同时悄悄地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可以说，总体范畴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改变了过去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人们从总体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学者相反，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以阶级的观点来考察每一个社会问题和方面，而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辩证法观点。卢卡奇概括地说，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就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这是说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成为总体性存在，才能形成和显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的精神是一致的。卢卡奇用晦涩拗口的哲学家的用语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一种简单通俗的大道理：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成为革命主体力量，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就是成为“历史总体”话语的潜台词。
他告诉当时的人们，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坚决与个人主义做斗争。他指出，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必须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危害在于：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个人是站在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这个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生存的恶劣环境。对于此异化了的现实存在，人们在理论上往往把它称作“规律”，看作令人难以理解的“合理性存在”；却在现实中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的奴役。于是，人就变成了历史过程中被动的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异化，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他把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视为一体化的存在，看作在总体中相互规定的因素。作为无产阶级的个人是总体性的主体，他坚持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属人的或者为人的而加以改造，同时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相应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能够充分体现。
历史总体的辩证法坚持用总体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基础上分析与解释总体性关系从而找到真实的阶级意识，避免分裂或割断总体性联系的虚假意识，无产阶级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在社会中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从而明确无产阶级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以及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以便更好地为达此目标而采取合理行动，从而进一步明晰其采取的实际行动对社会历史总体的发展能够产生的影响，以免走错方向和道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升华，它的出现标志着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上升为自为的阶段，使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运动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呈现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历史发展与现实生活过程的统一。它是总体联系的辩证法的生动写照。
（四）把自然看成社会范畴，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脱离自然界的客观辩证运行，是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局部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所说的“总体”称为“伪总体”或者“破缺总体”。他反对自然辩证法，提出“自然是社会的”观点，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把自然当作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他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做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卢卡奇从“自然是社会的范畴”的观点出发，谈到三种自然概念：（1）作为“事件和规律的总和”的自然概念；（2）自然法学家所理解的自然概念，它包含规律和价值的二重含义；（3）由部分艺术家和文学家提出的自然概念，它是被认作“真正的人的存在”而出现的。对于以上三种自然概念，卢卡奇比较重视对第二种自然的分析。
他认为第二种自然概念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其中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二是作为心境、被社会“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也是卢梭、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然。这两个含义的自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正一反的抽象规定。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为一种以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在卢卡奇看来，特定的历史因素使资产阶级彻底地丧失了历史性，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生成的特定经济现象和规律误解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并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往回变为一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人最多只能利用它们的规律，最多只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卢卡奇进一步解释和描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显示，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他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这就是资产阶级需要的不变“规律”。
通过分析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第二自然”和所谓“规律”的描述，可以看出，卢卡奇强调了这些所谓“规律”与“自然”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和摆布，以及工人阶级在所谓资本主义的“规律”和“自然”面前无奈的窘态。他要通过这样的描述，揭示资本主义所谓“规律”与“自然”的历史暂时性，进而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反抗资本主义的自由解放意识。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只适用于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王国之中，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敌视人的”“伪客观性”表现出来，并以离开人而运转的“自然形式”占据着绝对的统治与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的这种规律性只有在造成这一规律性并重又受这一规律性制约的那个历史环境内才有效。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说明了无产阶级受奴役状况的历史暂时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卢卡奇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规律性”与“自然性”，目的在于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巩固与永恒。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完全摒弃历史过程，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本义就是“为事物的现在秩序作辩护”，使其永恒存在，即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以上分析说明，卢卡奇把“自然规律”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恶意主张，把主张自然规律等同于赞成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按此逻辑，反对“自然”和“规律”就等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定化、永恒化。于是，他就开始反对承认自然界的第一性、先在性。这里边存在逻辑的混乱、概念的混淆。实际上，他上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当。应当认识到，此“自然”不是彼“自然”，此“规律”不是彼规律，二者不能混淆。
在“伪总体”辩证法逻辑的支配下，他极力反对恩格斯提出的“自然辩证法”，并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路线。
具体说来，他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认为在恩格斯那里，过分强调自然辩证法，忽视了社会历史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愿望。他特别指责说，恩格斯最大的误解在于其关于工业和科学实验的活动构成了辩证法和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的信念。事实上，科学实验是最纯粹的静思。他认为，实验者创造了人为的、抽象的环境，以便于一方面不受干扰地观察被考察的毫无阻碍地发生作用的各种规律，另一方面排除主体和客体的全部不合理的因素。当恩格斯谈到工业以及制造出来的产品为人服务时，他“似乎暂时忘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于恩格斯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
卢卡奇对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辩证发展加以回避，主张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在他眼里，马克思就把辩证法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用辩证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证明：“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与他的“总体性辩证法”是一致的，“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如果脱离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就不会有总体性辩证法。于是，卢卡奇强调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总体性辩证法。
单单从卢卡奇的理论逻辑上看，排除自然辩证法、剔除自然于辩证法之外，有着逻辑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卢卡奇的哲学基石是人学、人道主义哲学。在把自然界排除在辩证法的视野之外后，人们专注于社会历史领域，辩证法的人学基础很容易就凸显出来。世界无非由人和自然组成，去掉了自然，人就成了注视的中心。真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里的大王，就是作为卢卡奇哲学基石的人。排除自然界之后，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讨论人的总体性，把人作为主体-客体的统一体来阐发其辩证的总体观。他害怕涉足自然会导致失去人的辩证的总体观或是陷入神秘主义，或是倒退为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即使就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本身来讲，如若主张自然辩证法，就存在推广辩证法的空间范围以及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的证据问题。为了突出人这个中心以及为了更好地理解总体性，卢卡奇干脆利落地牺牲了“自然”。
还要看到，卢卡奇牺牲了自然，心里也不怎么踏实，自然总是在那里，人还要通过自然界的馈赠而生存。怎么办？卢卡奇采取了“归入法”，即把自然归入社会和人，提出“自然是社会的”，以人为中心来理解自然。按照这个逻辑，自然成了社会的一部分。这样，历史总体的逻辑就涵盖了自然。其实，这就等于把大象装进蛇的肚子里。好在这里不是真实的蛇吞象，而是一种“蛇吞象”的哲学逻辑，是一种思维视角的转换。只不过这种转换好像是一种现实逻辑的倒转，是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立”。
可以说，卢卡奇的总体历史观是一种破缺历史观，使人类失去了存在发展的自然基础。在现实性上，自然是人类社会历史产生、发展的先天条件，人的所有现实的实践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相连的，如果离开了自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变为无。可以说，自然虚无主义在逻辑上就自然摧毁了社会历史得以存在的基础。
他之所以攻击自然辩证法，把自然消解在社会历史范畴中，也是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表现。虽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抨击资产阶级的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并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旧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分析的方法上，对一切事物都首先进行“分”解，并把分解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首先分解的对象世界是自然与社会，即把世界分为自然与社会；然后在社会中把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分解开来，再对这些方面进行概括，得出主体与客体等范畴，再回过头来看自然界，把自然界纳入客体的范畴中，自然在逻辑推演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社会范畴中来。所以，卢卡奇说“自然是社会的范畴”。
以客观辩证法视之，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把世界加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化。他们把社会历史中的人看作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外在关系，把自然界视为由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到处都充满着人的能动性活动，人把自然改造和重塑为属人的“自然”, “自然”成为社会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来，社会历史领域作为属人的领域，它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存在和发生的领域。辩证法主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规定，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才会发生这些关系。于是，辩证法就被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所有内在规定和存在方式都变为主体-客体辩证法的理论分殊，它的外部边界是社会历史，超出此边界，辩证法就被神秘化。这就是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的逻辑理由和支撑。
总而言之，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试图从哲学上突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唤起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的历史政治意义；他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提倡无产阶级的总体性、能动性主体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他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在于把总体性问题仅仅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脱离了自然界的辩证法，没有真正跳出传统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张，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学说，“三界”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总体”的实现。当前，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这告诉人们，自然与社会是统一体，不可分离。人类如果成为大自然的对立面，社会就难以发展。那种脱离自然的总体是“伪总体”，没有自然辩证法地位的所谓“总体性辩证法”是“伪总体性辩证法”。只有把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现实的“真正总体”。我们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号召，才是“真实的总体性辩证法”，体现了自然、社会有机统一的客观辩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