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地方史料的多维呈现与多样利用

谭苑芳

摘要：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从西汉开始得到积累，自明清以来而蔚为大观。这一基础经过明清至近代、近代至现代两次传统更新，以及海外广州学研究积累，而逐渐具有了多维的现代性意义。在明清至近代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广州学文献以黄佐、杜定友为代表；而在近代至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广州学文献经过了楼馆转化和商学合力两种更新形式，逐渐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基础。而海外广州学文献可以分为历史和社会两大类型。这些文献对广州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广州学 文献 图书馆学

在传统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中，文献是立论的基础。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说明“于文献有所据”，乃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不过，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许多新兴学科的建立都以不再依凭传统文献基础，而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切意向作为学科建立的标志。“如传播学的建立，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将自己各自关心，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播’作为学科的研究机制与教学传承。在此基础上，学科再重新梳理文献史脉络，将人类学术史上关于传播的各种论述收入囊中，如古希腊的修辞学、中世纪的宗教传播、但丁对俗语的论述、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史。”与这两种学科建立取向都不同却又都有关系的是城市学的发展与建立。以广州学为例，这是一门以现实问题为出发而建立的学科，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积累大量相应的文献。

一方面对某一问题的追溯，往往要从历史的纵深维度寻找答案；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经过学术史的积淀，最终也会成为该学科历史上的文献，或称“前人研究成果”。因此，“广州学”作为一门以地区或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但具有纵向的历史文献基础，也具有横向的文献参照。只要是发生于广州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或虽未必发生于此，但却与广州有所关联的人和事，而形诸文字流传至今者，都是其文献。这样浩如烟海的文献，应该如何呈现与利用呢？本文尝试从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入手，讨论其古今中外的表现形态，以期为广州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富有参照意义的线索和增加知识的可能。

一 地方史料：“广州学”文献的古代与近代

广州学是一门以地方命名的学科，其文献基础显然应立足于地方。正如李江涛所言：“广州学研究，首先需要了解广州发展的基本脉络。”因此，“地方史料”或“地方文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广州学者骆伟将出版物分为三类：一是内容完全涉及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出版物，二是内容部分涉及一个地区的出版物，三是内容仅是一般性问题或科学理论的出版物。他认为，地方文献只能包括第一类和部分第二类的出版物。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出版社一直坚持“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至1979年才有“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之说。因此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地方出版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物可以列为“地方文献”。而在这之前，地方史料主要是方志。

编纂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至今不衰。明清以后，各地纷纷出版以地区为范围、专收一地文献的丛书，如浙江的《绍兴先正遗书》、江苏的《常州先哲遗书》、广东的“岭南丛书”、江西的“豫章丛书”等。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专事收集、编纂地方文献的地方文化团体和机构，如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印了“东北文献丛书”、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撰了“山右丛书初编”、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出版了“吴中文献小丛书”以及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组织整理了“广东丛书”等。可以说，编撰地方文献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兴盛的社会风气。因此，考察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其国内部分也可以分为古代（明代以降）与近代（民国）两个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长达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前后有两位值得一提的代表性文献学家，即黄佐和杜定友。黄佐（1490～1566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家学深厚，晚年曾师事王阳明，得其充分肯定。黄佐不但是岭南儒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重要的地方文献编撰家。正德年间，他撰成《广州人物传》24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历代先贤近200人；嘉靖年间又纂成《广州市府志》70卷，另外还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以及《罗浮山志》、《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香山县志》8卷。其中，《广州人物传》辑录上始汉代、下至明朝的广州先贤事迹，分门别类记载人物传记近200则，其“凡例”曰：“先哲凡德业文章有闻者，无论隐显，皆为立传”，对今人挖掘广州文史作用极大；而《广州市府志》50余万字，更是有作有述，从秦至元代的史事都以史书为据，而明洪武年间至嘉靖年间的史事，则据其所见所闻而写成。这些富有规模效益的典籍丛书，都是今天研究“广州学”的重要文献基础。

就近代文献研究而言，杜定友（1898～1967年）是其典范。他是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曾历任广州市立师范学堂校长、广东省图书馆馆长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他增设“图书馆学”为广州师范学校的必修课，为国内首创，为广州地方文献的保存和现代整理、利用树立了学科规范；又创办“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为岭南地方文献的保存与开放做出极大贡献。可以说，由明朝至民国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省地方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如火如荼，乃引一时之风潮，甚至女性学者也投入其中，为岭南文化增添了具有性别意识的现代色彩。例如，广州著名女学者、诗人冼玉清（1895～1965）执教岭南大学时撰写了《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艺文志考》《广东印谱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近代广东文钞》《广东释道著述考》《粤人著述过眼录》《广东文献丛谈》等著作。再如，明代郭裴编撰《广东通志》《粤大记》《岭海名胜志》《西樵山志》《粤东名臣志》《岭南诸夷考》，屈大均编撰《广东新语》《广东文选》《广东文集》；清代温汝能编成《粤东文海》与《粤东诗海》，罗学鹏编著《广东文献》；以及今人黄荫普撰有《广东文献知见录》，李景新编了《广东研究参考资料叙录》等。屈大均在《广东文选》的自序中说：“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由地方（吾乡），而达世界（天下），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观念。

二 传统更新：“广州学”文献的近代与现代

从明代到近代，广州学的文献基础基本仍以广州地方文献为主体。在从近代至今的发展史上，广州学的重要文献经过了多次编辑、整理、点校、注释和出版，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之势。但这一学问必须在现代学科建制中得到延伸和转化，才能为新的学科建设所服务。换言之，地方史料传统必须经过更新，产生新的、富有现代意义的广州学文献，才能实现传统“文献学”的现代性转化。“广州学”的文献积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史上，它长期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在文献收集、整理和现代转化方面发展迅速，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广州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现代图书馆的建设

在古代中国，文献主要依托地方藏书楼而存在，如浙江宁波天一阁、山东聊城海源阁、福建福州饮翠楼、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八千卷楼、广东佛山岳雪楼等著名藏书楼，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藏书楼往往“重藏轻用”。晚清广州学者梁鼎芬（1859～1919年）率先提出了“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的观念，被视为中国公共图书馆意识的滥觞。1910年，梁鼎芬将祖辈相传的私人藏书楼“葵霜阁”命名为“梁祠图书馆”对外开放；同年，广州还筹划以张之洞建立的广雅书局为基础，建立公共图书馆，因辛亥革命爆发，至1912年6月才建成，1917年更名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19年，梁氏后人将600多柜藏书捐出，成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私人捐赠图书。

（二）商界与学界合力推动了现代广州文献诞生

清代嘉道年间，一代大儒阮元任两广总督。他以朴学为基，将广州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都建成岭南儒学基地，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学术热潮涌动产生的连带效应是，清后期以省城广州为中心，广东刻书与藏书之风大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保存粤邦文献。”当时，广州作为清朝唯一的通商口岸，外商与中国贸易必须通过特许的“十三行”进行。广州“十三行”商人、藏书家伍崇曜与学者谭莹合作，商学合力，联手整理、校刻、重印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他们在广州城西白鹅潭畔建粤雅堂，“遍收四部图书，尤重此邦文献”，先后刻印《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等广东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大型丛书《粤雅堂丛书》。《广东文征》载：“南海伍氏好刻古籍，延莹主其事。凡刻《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三百四十三卷；《楚庭耆旧遗诗》七十四卷；又博采海内罕观书籍，汇为《粤雅堂丛书》一百八十种，共千余卷。”

正是“楼馆转化”与“商学合力”使今天“广州学”的文献基础有了现实的可能，并大力地推动了“广州学”的进展，同时也为现代广州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从西汉陆贾所撰的《南越纪行》开始，广州地方史料文献就不绝于史。例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晋朝顾征的《广州记》，唐代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郑熊的《番禺杂记》等，在《宋史·艺文志》中都仅有存目，或在其他类书、丛书中有若干引文。以清代道光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为准，其所收录广东地方文献仅有194种，而大部分是佚书。这更显出广州学文献传统在近代与现代之间的两种“更新”之可贵。而经过这两种更新，广州学文献进入了现代阶段。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初期，广州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撰始终不辍，甚至抗日战争时期仍有《广东年鉴》出版。该书共26编138章，总计480万字，涵盖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最迟收至1941年，可谓包罗万象。其中“保卫编”之“防空章”，详细记录了当年的每日防空情报，还有每年度的敌机空袭损失统计表等，精确至各县以及袭粤次数、机数，极为详尽。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图书情报部门也纷纷建立，馆藏资源极为丰富。

三 海外视域：“广州学”文献的多维价值

由于广州的特殊地理历史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Canton”一词被海外人士用以指代广东。但从其使用可以看出，英文世界曾以“Canton Province”指称广东省，而用“Canton City”指代广州市。在“一口通商”时代，信息闭塞加之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东方想象，广州成为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象征；另外，由广州而向西方国家输出的中国劳工移民，也逐渐遍布世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通过“Canton”一词可以来定位广州学相关研究在海外的文献积累情况。

研究者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善本特藏、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数字图书馆、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现代中国研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数据库，以“Canto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大量关于广州地方历史、人文、经济、社会、教育、法律等相关研究的原始材料。这些资料讨论内容广涉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法律、教育、建筑、政治等各个方面，从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广州学的多种维度，以及对广州学文献使用的多种视角。大体来说，海外广州学文献的使用维度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一）历史文献

海外广州学的历史文献有两类。

1．基于回忆录、日记等史料性文献所进行的史学研究

这类研究多以以往史学研究所不重视的材料为依据，爬梳历史细节。特别是在史料采集上，它不仅重视文字资料，对图像、文物等物质文化也颇有认可，是从历史多个维度出发，探寻对真相的研究。

前者如美国学者徐光秋（音）的《美国医生在广州：中国的现代化，1835～1935》就将研究视角聚焦在19～20世纪中国广州的医学传教运动上。关于基督教在广州传播已有大量研究，但这部著作的视角创造性地把现代西方医学和宗教的关联，放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广州语境中进行讨论，发现美国传教士在广州所进行的宗教传播并不成功，而他们带去的现代医学却扎下了根。

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范岱克与香港艺术博物馆馆长玛丽·莫克合作的《在艺术中读史：广州工厂的历史影像，1760～1822》。两位学者搜集了世界各地公共与私人博物馆中关于广州工厂与商业区街道的绘画作品，以广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数据对其加以匹配，用图画来印证他们从各种档案中收集来的年度数据，从而使冰冷的史料带有了艺术温暖的人文关怀。而这一研究与范岱克此前的《广州贸易：中国海边生活与企业，1700～1845》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广州学历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新文化史学”的转变。

2．关于广州商业史中“十三行”或重要商人家族的研究

这在海外广州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广州商行：中西贸易中的中国商人，1684～1798》就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了二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非传统上一贯认为的单向殖民与剥削。这一研究虽然与一般主流叙述有所出入，但它淡化了历史的悲情色彩，为广州奋勇进取的国际形象提供了支撑。

（二）社会研究

在近代，广州往往被西方国家当作中国的缩影。而在这种东方学的视野中，其缩影性想象也难免带有西方“前见”。在相对严谨的学术研究文献中，辨析“前见”对广州国际形象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是当前“广州学”研究的重点话题。从这一视角出发，检索海外广州学研究的文献，尤其是对社会、文化与民间的研究，大体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野和分析立场。

1．从域外视角观察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例如，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广州三角区的女儿：南中国的婚姻模式与经济策略，1860～1930》，就是美国学者珍妮丝·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的重要研究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对19世纪珠三角普遍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延迟出嫁”（delayed transfer marriage）的概念，对珠三角地区新娘婚后仍与父母同住至少三年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这一民俗的背后乃是珠三角农业（丝绸与水稻）因素，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的特殊文化现象。

2．从海外人的本土视角观察广州籍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

在全球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语境的今天，人口流动的社会文化现象也逐渐得到重视，尤其以国际移民的研究为典型。广州作为重要的侨乡，其移民研究是东亚华人全球离散的重要一环，关于其历史与发展的重要文献十分丰富。例如，《从广州餐馆到熊猫快餐：一段中国餐饮在美国的简史》，就是从广东劳工到美国加州淘金开始，一直写到当前在美中国餐馆的诸多变化。

概括来说，之所以要重视“广州学”的文献，是因为作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广州学虽与东京学、北京学、首尔学等“首都学”一样，主要是讨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学学科体系，就不得不充分尊重、发挥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述诸多传统地方文献，甚至其他述及广州的大型类书、方志、丛书，乃至佛藏、道藏等典籍，对于广州学的构建都有深远的意义。首先，从文献发展史上可以爬梳厘定出“广州”的概念史，对广州地方沿革做纵向的历时性分析，从而构建出“广州学”的学科发展史；其次，尽管大量关于广州变迁的历史文献、地方文献的记载已“时过境迁”，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传统文献对于当代广州学建设可以发挥“以古鉴今”的作用；再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电子数据库涌现，而其主体内容正是传统文献。早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研发的“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就获得了国家高度评价。而“广州学”研究也应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数据库，这些传统文献对其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兴起，地方性知识成为相当重要的知识类型与知识观念，而传统文献可以为保存人类智慧与地方性知识传统而发挥作用。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类学家格尔兹就曾指出：“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如果阐释人类学家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逝的真理。”以此而言，广州文献正是这“稍纵即逝的真理”之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