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走廊中藏族传统文化与观光开发

前言

不管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都强调实质的经济的增长。1949年世界范围的“发展”（development）语境成立，以GDP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增长论独占鳌头。经20年的发展实践，不仅未能得到预期的世界范围的南北经济格差的解消，反而使得环境、资源问题显像化。国民生产总值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也被指责为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理论因环境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被修正时，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观光人类学也开始浮出水面。观光对于经济的贡献虽早在工业革命晚期就被确认，然而重视观光中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变化的观光人类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发展理念的修正下的结果。因此观光与发展以及开发是难以分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飞跃有两个时期，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50年代中期，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而1978年正是观光人类学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开花期。中国的开发问题与观光人类学的兴盛几乎是同期的。虽然中国的观光人类学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才见端倪，但是应当明了观光人类学理论的性质已经是反对单纯的重视经济指标的成长论，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发展是明显的经济增长论性质的，因此，观光人类学与中国发展的结合必须是经济增长论或多或少出现修正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伤痕文学而成为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乡愁”（nostalgia）的对象，与“礼失求诸野”相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价值被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身的观光发展中，少数民族文化又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对象，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与之重叠。由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发展产生了密切联系。开发、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发展的问题也自然而然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以金沙江流域的藏族Derge文化为例，探讨Derge文化的内涵与其所拥有的集合性文化的特征，以及集合性民族文化在观光开发中的保护及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