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廊文化的多样性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方国瑜在描述纳西族的历史时，称纳西族的先祖是西北河湟地带的古羌人。他们先迁徙至岷江流域，随后向西南迁徙至雅砻江流域，最后西迁至金沙江上游。这大致勾画出了民族走廊中人员的移动方向，同时也说明了西北河湟地带的古羌系民族是民族走廊中人员的构成体。其实有关藏羌彝走廊中自北而南的迁徙主体为古羌人的认识，不仅是方国瑜，还有马长寿、李绍明、冉光荣等学者都明确指出过。而考古发现也大致支持这种认识。夏鼐、冯汉骥、童恩正诸人，尤其是在石棺葬的考古发现中，代表性的人物如东洋考古史家郑德坤都支持这种认识。学贯中西的郑德坤早在1946年就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称为“理番石棺葬文化”（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并称理番石棺葬文化与甘肃文化最接近，还与西宁的寺洼文化相似，由此得出理番与甘肃的洮河流域山地连接，因而文化内容相近的结论。因此，将这种南下迁移的民族群体看作是一个在文化上具有相当同质性的族群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因为“Evil Eye”“毒药猫”之类的文化事象，无论从宗教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都是人类早期对身外世界认识的反映，因而这种相对同质性的文化，其中包含着“毒药猫”这样的文化要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可以将南下迁移之前的这一人类群体的文化看作是一个同质性强的一元性的文化。

1958年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从“经济的相互依存”（economic interdependence）以及“生态性的专业化”（ecological specialization）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多元性社会”（plural society）概念。“生态性的专业化”其实是1955年斯图尔德（J. Steward）“文化生态学”概念（cultural ecology）的翻版。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解释中，斯图尔德用了“文化中核”（cultural core）及“次级特征”（secondary features）这样的概念，在层次上区别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中核是直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主要是指与环境十分密切的特质，如生计方式、技术体系、居住形态等，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文化模式也在此核心中。斯图尔德以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来解释文化进化的过程。

文化中核的环境适应，斯图尔德认为可以通过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应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环境中存在着因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技术及工具。在这一步骤中，斯图尔德还强调简单的文化比高级的文化更直接受到环境的制约。第二，应分析与使用特殊技术开发特殊地区相关的行为模式，一些生计模式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限制。如以小群体为主的采集通常无法进行合作，反而容易引发彼此间的竞争。而在需要合作进行狩猎的地区，多个家族很容易形成一个中心聚落。这些单独小群体的采集工作以及合作狩猎的技术，将会决定社会结构与行为模式。第三，应确定开发环境所需的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影响程度。这个步骤要求持有整体观，即文化特质中的人口、聚落形态、亲属结构、土地所有、土地利用等都需要整体性的考量，借以掌握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藏羌彝走廊拥有不同于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因维度的变化以及横断山脉的影响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毋庸置疑。当一元性的文化在这个南北通透的走廊中移动时，与环境生态的第一意义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巴斯所谓“生态的专业化”以及斯图尔德所谓“文化中核”与环境相互作用，使得在河湟地域或更大区域形成的古羌的一元性文化发生环境适应后的变化，从而形成诸多带有差异性的支系文化。而这些支系文化又在长期的相互接触过程中，形成更为复杂的差异性局面，因而直接促成了走廊中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乔姆斯基（A. N. Chomsky）的“转换 -生成语法”TGG（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在提出人类语言获得的假说时，首先提出了生成语法理论（generative grammar theory）。该理论不仅冲击了当时流行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也为我们思考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该理论认为世界所有语言都存在一种生物学性质的语言能力的基盘，或称为相通的初期形态，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也即是“与生俱来的有关语言的知识，规则”，乔姆斯基将其称为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device、LAD）。乔姆斯基的学说虽然自1957年以来经历过许多修正。但是生成语法的变换基层构造进而获得表层性构造的多层性途径（multi-stratal approach）却是实实在在的。乔姆斯基的学说是为了解释人类大脑中语言机制（a faculty of language）的组织和运作程序。其最为关注的是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中人类是怎样生成和理解语言的。如果将走廊中南下的古羌文化认作为“普遍语法”式的同质性强的普遍文化，那么在走廊中不同生态区位中形成的带有差异性的文化即是特殊性的文化，这样也就能印证古羌普遍文化的在现代岷江，涪江流域的“历史遗留”性质，也同样可以解释长野泰言的“媒介语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