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潮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传播的阶段向度研究

田子渝

【摘要】本文从阶段向度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先进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阶段，有选择地传播列宁主义阶段。这三个阶段十分鲜明地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基本特征、渠道与内容等，彼此之间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阶段向度是后一阶段向度的逻辑起点，后一阶段向度是前一阶段向度的质的跨越，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 传播 阶段向度

 

任何事物都有向度，所谓向度就是角度或趋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是漫长、动态、曲折而又辉煌的中西文化重构的历史过程，从向度的角度来研究早期传播，无疑开辟了研究的新视角。早期传播的阶段向度十分鲜明地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基本特征、渠道与内容等，对其深入研究，无疑将推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呈现阶段性，这是早期传播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经历了三个印记清晰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7～1920年8月，为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先进人士自发、自觉传播的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追赶世界现代潮流。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纵情欢呼十月革命，指出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革命彰显了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不可抗拒。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劳工运动相结合，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也必然要随着世界思潮之方向发展。

这个阶段传播队伍的主体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李大钊是领军人物，1918年他就表示了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第二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传播的序幕。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19～1920年将其主持的“一代名刊”《新青年》转型，由宣传民主与科学改变成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为标志，刊物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航媒体。在这一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这一重要文章。该文不仅是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也是第一篇旗帜鲜明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文章。接着，陈独秀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劳动专政》《马克思学说》等文章，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洪流中。几乎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的同时，杨匏安在广州《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形成“北李南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势。与此同时，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周佛海、李季、袁振英、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先进青年汇入传播之河。

国民党人士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是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有资料显示，他是最早接触《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早在1895年欧洲之行时，他就主动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联系，要求参加。他一直坚持说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受他的影响，他的同志朱执信、冯自由、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林云陔等相继发表文章，宣传社会主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它的机关报《民报》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文章。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章节摘译成中文。孙中山的秘书冯自由撰写的《社会主义与中国》（1919年）是第一本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议论中国前途的著作。五四时期，国民党创办的《建设》，与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1919年国民党人士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革命！何故？为何？》等文章，开了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问题之先河。同年12月胡汉民在《建设》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用2.1万字的篇幅，从7个方面批驳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尊严。有学者指出：“胡汉民的文章，有破有立，旁征博引，反映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有较深的了解，代表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庄福龄，1988: 97）国民党人士对传播马克思经济学也着力不小，他们翻译诠释《资本论》经典本《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的书名出版。毛泽东曾指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曾提过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毛泽东，2000: 5）

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也是传播大军的生力军。张西曼早年留学俄国，是五四时期稀有精通俄文的人。他第一个将俄文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介绍到中国。邵飘萍编著的《劳农政府与中国》（1920年6月）与《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8月）是我国最早反映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图书。福建闽侯人陈溥贤（笔名渊泉）早年留学日本，以后又担任北京《晨报》驻日记者，接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主持《晨报》副刊，翻译介绍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人类三大基本之权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又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说》（1920年9月），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明星。陈溥贤参加的共学社于1920年4月26日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称：“在近代思想界占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他发展的时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应该研究的。但是此项材料。我国尚少输入。本社为此。特地撰择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译成丛书。”共学社拟翻译出版《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书。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三种类型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合力”努力下，形成了“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潘公展，1921）

这一阶段的传播主渠道是日本，主要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文著述的母本大半来自日文本。一是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述被翻译成中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妇女之过去与将来》等，特别是河上肇的影响最大。有学者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2年年底，河氏中文译本有4部，文章30多篇。（杨奎松，1985）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文本的母本多半来自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母本主要是幸德秋水等于1906年3月发表的日文本。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0年8月）的母本是1920年出版的远藤无水翻译的日文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原本是欧洲社会党人马尔西著的Shop Talks on Economics，中文本则是从远藤无水的日译本转译的。三是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著述，多半也参考了日文本。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吸取了河氏1919年1月发表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福田德安的《续经济学研究》。李大钊、李汉俊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学说中地位的评价，均来自河氏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为何早期传播的主渠道是日本，而不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宗主”苏俄呢？这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首先，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五四时期正值日本的大正时代（1912～1925），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澎湃兴起，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中日同种同文，文化交流十分通畅，日本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自然影响中国。其次，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高潮时有1万多人，其中最激进的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等，受其影响先后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觉地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使者。最后，苏俄处于国内战争状况，与中国陆路不通；中国知识分子懂得俄文的人凤毛麟角。中国则很容易就近从日本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鉴于这些原因，五四时期，日本便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中介。

这一阶段主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第一大“根柢”（渊泉，1919）（今译“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与历史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复翻译、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唯物史观公式如下。

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生活和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产的历史过程。

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关系若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③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⑤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力量等，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二大“根柢”（今译“发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从司空见惯的商品出发，将物品价值、资本、利润、价格、劳动价值一层一层地剥离，说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小部分作为工资给了劳动者（即劳动力的价值），而创造的全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将其劫去，通过流通过程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陈独秀，1922）剩余价值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一切主要方面所呈现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原理组成，它们之间密不可分，“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1919）

正是马克思的以上两个伟大的“根柢”，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二阶段是1920年9月～1922年6月，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传播阶段。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南迁。陈独秀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刊物同人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6月中旬，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6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弄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他们立即将《新青年》变成党的刊物，使杂志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媒旗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新青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早期党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新青年社、社会主义研究社、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马克思主义贫瘠的中国大地上播撒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粒。

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20年3、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经共产国际领导批准，派遣全权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中国，从此开通了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系的渠道。魏金斯基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谈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确定了联系方式，带来了一批宣传苏俄和列宁主义的资料，并且提供了资金，促进了中共建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他的资助下，中共早期组织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印刷厂印刷的第一本书就是陈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它作为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舆论平台。

首先，《新青年》封面重新设计。封面图案仿照美国社会党的党徽，画面中心是一个地球，东西伸出的手紧紧相握，寓意了两层意思：一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二是东方人民与苏俄、西欧无产阶级紧密团结。其次，刊物以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为主。杂志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文章3篇，第8卷2号发表3篇，3号7篇，4号13篇，5号5篇，6号4篇，9卷3号3篇，9卷6号1篇，共39篇。专栏的开辟成为传播主渠道由日本向苏俄位移开始的标志。最后，《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谈政治》，公开宣布在中国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党（后改成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最初的政见。

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时间不长，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阶段传播渠道发生了变化，苏俄渠道开始发生作用，但传播的语言不是俄文，而是英文，主要是通过苏俄政府在美国旧金山办的《俄罗斯研究》。此阶段传播队伍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士基本上退出了宣传队伍。

第三阶段是1922年7月～1927年7月，为传播列宁主义阶段。此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播的重点，由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到列宁主义。著作集中反映传播的数量与质量。此阶段出版了《列宁经济学》《帝国主义浅说》等列宁主义的经典4本，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6成。出版了近50本纪念列宁、宣传列宁主义的图书，如《列宁纪念册》（4本，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列宁主义者的列宁》《列宁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等，形成了传播列宁主义的高潮。

一般来讲，文章比著作更有广泛性、时效性，这一阶段发表了大量宣传列宁主义的文章，以《新青年》为例，从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第1期到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第5期（终期）为止，共出9期，开辟了“共产国际号”“列宁号”等专号，着力登载与介绍列宁著述与东方理论，共发表文章99篇，其中列宁经典著作、苏俄革命及共产国际的文章有46篇，占全部文章的46%；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2篇，占12%。

传播列宁主义的主要载体是中文译本，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列宁的经典文本，其中《帝国主义浅说》《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尤为重要。前者传播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后者传播了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二是列宁诠释的经典文本，其中《共产主义ABC》（1926）、《列宁主义概论》（1927）尤为重要。前者是苏俄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的解读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的著作。这个党纲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苏联共产党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由前言与党纲理论、党纲实践两部分组成，共5篇（章）。该书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地诠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俄共战略与策略、行动纲领，成为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读本。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先后被译成20多种语言。列宁称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同志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作了极好的解释。”（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82: 1）《共产主义ABC》中文本，出版1年就多次再版，印数达数万册，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大革命时期的畅销书，影响了一代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65年后，邓小平深情地回忆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邓小平，1993: 382）

后者是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的讲演整理而成的，有引言8章，是迄今为止对列宁主义最具权威的诠释文献。《列宁主义概论》中文本出版后，立即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正如一份广告介绍的那样：“斯达林这本短小精悍的书，现在已被全世界公认论列宁主义最正确最得体的书了。读过了《共产主义ABC》之后，必须再读此书，然后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能得一些简括的概念。书中民族问题一章，尤其是注意中国国民革命的人必须要读的。”（佚名，1927）它与《共产主义ABC》成为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姊妹篇，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概论》“这是一部列宁主义言简而意赅的书，读过《共产主义ABC》后，必须读此书，对于世界共产主义之理论和实际才能有完全的概念；但亦必须读过《共产主义ABC》懂得若干原则和术语之后，读此书才能懂得这一部走遍全世界的著作”。（佚名，1927）

第二，传播的主渠道，由日本转向苏俄。首先，传播的母本是列宁主义，文本主要来自苏俄。其次，传播的主要语言由日文转成俄文。最后，传播的主体是苏俄的留学生。大革命时期，中共送往苏俄一批革命者，他们在苏联学校受到正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回国后，成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力量，如瞿秋白、蒋光慈、彭述之、任弼时、郑超麟等，他们成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媒体，如《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的主编、编辑、主要撰稿人。

第三，有选择地传播列宁主义，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的指导思想。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选择性传播如下内容。

革命理论对革命行动的巨大指导作用。在早期传播中，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的运动”（瞿秋白，1923）成了一个热词。它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理论必须“应用到实际方面”。（寰澄，1925）列宁指出“革命的理论不是教条”，“革命理论要确立成立起来，必须与真正群众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之实际有密切的联系”。（斯大林，1927: 22）革命理论如果离开群众活的斗争，就“变成了陈腐的信条”。（佚名，1927）但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十分重要，它一旦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就可以变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力量”。（斯大林，1927: 29）只有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执行其所负的前进战士的使命”。（斯大林，1927: 29）

其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的信条，而是“一种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布哈林，1927: 3）列宁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由商业资本时代、工业资本发展到垄断的资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的复演”，而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指南针”。（布哈林，1927: 27）

最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列宁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解决一切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不以抽象的理论而以具体的实际现象作出发点——这对于无产阶级与共产国际非常重要。”（列宁，1924）

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前人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新现象，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基本内容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垄断代替了竞争，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①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形成垄断。②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寡头。③对外经济扩张由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入为主。“这样，金融资本就将罩着全地球了！”（列宁，1925: 146）④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世界领土之分割，完全终结。（李达，1926：第16章）⑤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到了极点”（斯大林，1927: 5），帝国主义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夜”。（斯大林，1927: 5, 35）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东方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列宁东方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民族与殖民地理论最初是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之后不断完善。①世界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必须将其区别开来。②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其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③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汇合起来成为整个的世界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同东方各殖民地乃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紧密联盟；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赞助”东方弱小民族的民主革命；东方弱小民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一起，挖掘“资本主义基础”。（斯大林，1927: 7）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必须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土地革命是其主要内容。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⑥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劳动群众为共同命运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2002: 209）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从西方引进各种先进理论和政治方案，都无法救亡图存，根本原因是没有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改造中国的根本物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向中国人民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但是，中国的社会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原产地——发达的德国、英国，振兴中华的道路有其特殊性。特殊的国情需要“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去探索中国特殊革命的规律。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落后的东方民族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革命理论，创立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更接近中国特殊社会的实际，对中国特殊的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正如瞿秋白指出的那样，“中国民众现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还只是初期的发展，还很幼稚，没有多大的经验”（瞿秋白，1927），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针。列宁主义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列宁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共产国际的缔造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瞿秋白，1927）陈独秀指出：“马克思主义到了列宁，则更明了确定了，周密了，也扩大了。”他的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目前的民族革命有关，“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殖民地及被压迫的国家（即半殖民地），他们的民族运动，只有依照列宁这样伟大的周到的意见而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才能够得着真正自由，这是一件最明白无疑的事”。（陈独秀，1925）后来，毛泽东也表示了同一意思：“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1991: 706）

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阶段，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提炼出了具有中国特殊的民主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要正确判断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定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分清敌我矛盾，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以上的基本思想后来被归纳为毛泽东思想萌芽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的宣言所言：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唯一的武器”，“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

综上所述，以上三个阶段向度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阶段向度是后一阶段向度的逻辑起点，后一阶段向度是前一阶段向度质的跨越，体现了早期传播与时俱进的品格，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传播到有组织传播，再到“早期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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