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汉诗诞生——以《怀风藻》的“明德”与“天真”为例〔日〕海村惟一

海村佳惟 译

【摘要】本文从汉字文化圈的视角考察《怀风藻》如何受容中国古典文学而建构日本文化的精华：“汉字文化的自觉”。

【关键词】《怀风藻》日本汉诗 受容 诗语

绪言

列岛（日本）是处于汉字文化圈最东面大海之上的孤岛，隔绝于大陆以及半岛。公元57年随着东汉光武帝所赐“金印：汉委奴国王”进入日本列岛，汉字也随之进入，这是一个实证性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互相印证的史实。在此之后，日本列岛经历了543年的无文字记录的社会。（工藤隆，2012: 6）圣德太子（574～593～622）摄政之后便着手外交方针的转换，于600年首次遣使于隋，所吸取的中国大陆文化的精华均凝聚在604年策定的《宪法十七条》（汉字894字）里，并结束了列岛没有文字管理社会的历史，开始进入了使用汉字来管理列岛政治的时代。

630年首次遣使于唐，至702年已经派遣了8次，在此基础上，712年完成的《古事记》是日本首部用汉字记载岛国的人文精神的史书（工藤隆，2012: 3），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了使用汉字记载和叙述列岛历史的时代。

在第12次派遣遣唐使的前一年，751年编成的《怀风藻》[64位诗人，120（现存116）首汉诗]是日本首部汉诗集，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了使用汉字言说列岛志向的时代。《怀风藻》就是日本首部列岛文学扬弃半岛文学、大陆文学的结晶。本研究尝试从汉字文化圈的视角和文学扬弃的自觉性角度，尽量采用或更新关于这方面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实证和精解《怀风藻》如何扬弃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考察7～8世纪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的“使者、书籍、物流”等的体感、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大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对列岛（日本）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影响。

一 《怀风藻》的诞生

关于《怀风藻》（751）诞生的原因，中国学者认为：“和铜三年（710年），元明天皇下令从藤原京迁都平城京，日本由此进入奈良时代。平城京仿照唐都长安营构布局，虽然规模要小得多，但上至制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下迄服饰、节庆、饮食、建筑、习俗，无不受到唐风熏染，以致享有‘小长安’之美誉。奈良时代依托飞鸟时代构建的律令制度基架，如饥似渴地吸纳唐朝的先进文化，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营造出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景观。与古坟时代相比，日本不再以武力在朝鲜半岛逞强，而是在文明开化的程度上与邻国较劲。和睦的国际关系及良好的竞争心态，使日本的文明进程出现又一次飞跃。”

我认为此说言之有理，至少言中了一半，即“和睦的国际关系及良好的竞争心态，使日本的文明进程出现又一次飞跃”。圣德太子自593年摄政起便调整了外交政策，在600～615年的15年里就派了5次遣隋使赴大陆吸取文化养料；630～894年派遣唐使20次，每次船只少则一二艘，多则四艘，由船帆作为动力减少了航海的危险，提高了航速。航路有北路、中路、南路。894年第20次的遣唐大使菅原道真建议废止遣唐使。在这近300年约25次遣使亲身经历的考察对话中，日本不仅身体力行来直接性地进行空间感悟，而且还从经典文物来间接性地进行时间受容，大陆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由此被融化到列岛文化以及人文精神里。以汉字言说列岛志向的《怀风藻》的诞生，正是这近150年的直接性的“使者、书籍、物流”的文明对话的结晶，也是“又一次飞跃”所带来的成果。

二 关于《怀风藻》

关于《怀风藻》书名的来源，作者在序里说得很清楚：“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小岛宪之对“怀风”和“藻”做了常识性的解说，认为“怀风”来自初唐王勃（650～676）《夏日宴宋五官宅观画幛序》：“佩引琅玕，讵动怀风之韵。”“藻”来自《文选》（李善注）所载陆士衡（261～303）《文赋》孔安国注：“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并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书名。经小岛宪之考证《××藻》的诗集名在中唐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故推测是模仿石上乙麻吕的《衔悲藻》而命名《怀风藻》的（小岛宪之，1964: 6），赞同此说的学者很多。

关于《怀风藻》编者的“余”究竟是谁，众说纷纭，至少有4种。其中认为编者是淡海三船（722～785）的学者为最多。然而，小岛宪之认为是“一位比较容易收集得到长屋王诗苑的诗作群的官员”。（小岛宪之，1964: 11）更有学者认为这位《怀风藻》编者的态度是现实韬晦，即无视东大寺大佛即将开眼的佛教隆盛的时代气息而只顾追思“先哲遗风”的态度。（辰巳正明，2012: 12）凭此而言，虽然编者具体是谁还不清楚，但是其轮廓开始清晰了。笔者认为编者的“现实韬晦”正是他不愿意暴露真实姓名的原因。

三 《怀风藻·序》的扬弃

先行研究对《怀风藻·序》做了详尽的考释，并一一做了出典的调查。（辰巳正明，2012: 31～37）此节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怀风藻·序》扬弃大陆古典文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进行了分析。故录全文如下：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艹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干，百济入朝启于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

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摹弘远，夐古以来，未之有也。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纩无为，岩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瀚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辄悼伤怀。

自兹以降，词人间出。龙潜王子翔云鹤于风笔；凤翥天皇泛月舟于雾渚。神纳言之悲白鬓，藤太政之咏玄造。腾茂实于前朝，飞英声于后代。

余以薄官余闲，游心文囿。阅古人之遗迹，想风月之旧游。虽音尘渺焉，而余翰斯在。抚芳题而遥忆，不觉泪之泫然；攀缛藻而遐寻，惜风声之空坠。遂乃收鲁壁之余蠹，综秦灰之逸文。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

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于时天平胜宝三年，岁在辛卯，冬十一月也。

 

首先考察开宗明义的六句二十八个字：“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艹创，人文未作。”以此与萧统（501～531）《文选·序》开宗明义的六句二十八个字“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赵福海等，1988: 2）相比，四六文体、句式可谓一致。难怪论者一般都认为：“依然停留在摹习或者抄袭阶段，独创因素尚不多见。”但是，假如我们从两者的文学创作积累的角度思考的话，其结论则会不同；假如我们从汉字、汉语、汉诗、汉文对于当时的列岛来说，是来自半岛、大陆不久的外国语的角度思考的话，其结论则会更不同。我们从这些角度对“摹习或者抄袭”的语句做一一考察的话将有怎样的结论呢？从积累的角度看，列岛的这篇“四六文”之前，像样的汉文仅有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604）以及《宋书·倭国传》里载入的顺帝（477～479年在位）升明二年（478）倭国遣使的上表文两篇而已。从外国语的角度考察的话，只能从“摹习或者抄袭”开始撰文了。以开头的四字两句相比，《怀风藻·序》的前四字是《文选·司马相如·封禅文》中“逖听者风声”的“逖听”与《楚辞》中“吾法夫前修”的“前修”的重新组合：“逖听前修”；后四字是《乐府·郊庙歌辞·周郊祀乐章》中“众目遐观”的“遐观”与《文选·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中“载籍既记”的“载籍”的重新组合：“遐观载籍”；前后两句都扬弃《文选》之句，再追溯化典于《楚辞》与《乐府》，八字四语均有出处，如此巧妙地使用外国语引经据典启文脉之首，烘托之后的两六两四出场，没有相当高的学养是无法如此扬弃外国经典的。再看两文动词的选择，《文选·序》选用了“式观”“眇觌”，都是视觉动词；而《怀风藻·序》则选用了“听”“观”，调动了听觉和视觉，而且修饰动词都用了“走”字旁的“逖”“遐”，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汉字字形、字义的特有功能，使读者产生文脉的美感。在几乎没有文学创作积累的文化背景下，对外国文学做出如此扬弃，建构自己的文脉，实在难能可贵。以中间的六字两句相比的话，“摹习”的痕迹鲜明，把《文选·序》的“之时”“之世”做了前后换置；但是《怀风藻·序》以“袭山降跸”替《文选·序》中的“茹毛饮血”，以“橿原建邦”换《文选·序》中的“冬穴夏巢”的意义则完全不同。《怀风藻·序》是以文献典故（尽管是神话式文献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替换《文选·序》的社会现象，前者的对偶比后者整齐，由此可见，前者对于后者的扬弃是认真的。再看最后八字，《怀风藻·序》为“天造艹创，人文未作”，“天造”源于《周易》，“艹创”见于《文选》，“人文”源于《乐府》以及《文心雕龙》，而“未作”又源于《文选·序》，可谓字字有出典；而《文选·序》为“世质民淳，斯文未作”，其中的“斯文”源于《论语》；可见《怀风藻·序》扬弃的不仅仅是《文选》，更是在其之前的大陆古典。仅论证序文的“起”的部分，便可知《怀风藻·序》与《文选·序》可齐肩相比。《怀风藻》与日本首部史书《古事记》之间只相差39年，正是由于《怀风藻·序》的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才能有如此长足的进步，当然更是遣唐使们舍命努力，大量携带大陆古典写本回列岛的结果，使得编者有可能进行如此精彩的扬弃。由于篇幅的局限，对于局部的细致对比考证以待后日。

四 “明德”的扬弃

“明德”源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关于“明德”的对话是如何在列岛文明与大陆文明之间展开的呢？又是如何进行扬弃的呢？笔者对此做一下细微的文献考证。

如“1淡海朝大友皇子 二首”，《怀风藻》编者在某些诗前设这样的小序对诗人做具体的介绍。关于“淡海朝大友皇子”做了如下的介绍：

 

皇太子者，淡海帝之长子也（648～672）。魁岸奇伟，风范弘深，眼中精耀，顾盼炜烨。唐使刘德高（665年参加侍宴），见而异曰：“此皇子（17岁），风骨不似世间人。实非此国之分！”

尝夜梦，天中洞启，朱衣老翁，捧日而至，擎授王子，忽有人，从腋底出来，夺将去。觉惊异，具语藤原内大臣。叹曰：“恐圣朝万岁之后，有巨猾闲衅。然臣平生曰：岂有如此事乎？臣闻，天道无亲，唯善是辅。愿大王勤修德。灾异不足忧也。臣有息女。愿纳后庭，以充箕帚之妾。”遂结姻戚，以亲爱之。

年甫弱冠，拜太政大臣，总百揆以试之。皇子博学多通，有文武材干。始亲万机，群下畏服，莫不肃然。年二十三（670年），立为皇太子。广延学士沙宅绍明、塔本春初、吉太尚、许率母、木素贵子等，以为宾客。太子天性明悟，雅爱博古。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时议者叹其洪学。未几文藻日新。会壬申年乱，天命不遂。时年二十五。（小岛宪之，1964: 68）

 

这个诗人小传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日本的珍贵信息。此处提及的唐使刘德高亦见于《日本书纪·卷第廿七·天智纪》：“（天智4年665）十一月己巳朔辛巳、飨赐刘德高等。十二月戊戌朔辛亥、赐物于刘德高等。是月、刘德高等罢归。是岁、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云々。”由此可知刘德高在665年回唐之前的一个月参加了这次侍宴，与大友皇子相遇。大友皇子在“年二十三，立为皇太子”后，即刻“广延学士沙宅绍明、塔本春初、吉太尚、许率母、木素贵子等，以为宾客”。这五位学士亦见于《日本书纪·卷第廿七·天智纪》：“（天智10年670）辛亥、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是月、以大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绍明法官大辅、以小锦下授鬼室集斯学职头、以大山下授达率谷那晋首闲兵法·木素贵子闲兵法·忆礼福留闲兵法·答春初闲兵法·日比子赞波罗金罗金须解药·鬼室集信解药、以上小山上授达率德顶上解药·吉大尚解药·许率母明五经·角福牟闲于阴阳、以小山下授馀达率等五十余人。”虽然五位学士的前后排列不等，“塔本春初”的“塔本”字形与“答春初”的“答”字形不同，但是记载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的国别和专业也非常明确。由此可知，大友皇子的知识结构是来自大陆和半岛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这么一个真理，若真是“天性明悟”，则肯定“天命不遂”。得以延命者很难是“天性明悟”者，故必珍惜光阴，“日日精进”才是。《怀风藻》载“淡海朝大友皇子”之诗作仅两首，这位在唐使刘德高眼中的“风骨不似世间人”如何与“明德”对话，又是如何来扬弃的呢？

001 五言侍宴一绝

皇明光日月

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

万国表臣义

 

诗题的“侍宴”见于《文选·丘希范·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内田泉之助、网佑次，1964: 91）、《文选·颜特进·侍宴》（内田泉之助、网佑次，1964: 751）。“皇明”见于《文选·班孟坚·西都赋》中的“天人合应，以发皇明”，这里的“皇”指的是汉高祖，“明”谓明察。（中岛千秋，1977: 25）“日月”的用法见于《文选·张平之·西京赋》：“流景内照，引曜日月。”（中岛千秋，1977: 99）“帝德”见于《文选·左太冲·魏都赋》：“皇恩绰矣，帝德冲矣。”（高桥忠彦，1977:34）“载天地”一语出于《庄子·天道篇》中的“覆载天地”（金谷治，1975: 150），而庄子之语又源于《礼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安井小太郎，1921: 108）“三才”一语出于《易经·系辞》：“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万国”一语出于唐太宗《幸武功庆善宫》：“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20字的五言绝句有6个明典（明显出典），不仅有古典之雅，而且还有当代之雄（唐太宗之豪语）。此五绝的最大特点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其巧妙的暗典，此暗典道出了已经立为皇太子的大友皇子的治国之策略，进而言之，可谓列岛在与大陆进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感悟出智慧的火花、思想的精华；要学习的、要接受的、要融化的正是至当时为止的大陆文明（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此五绝的起句的第二个字和承句的第二个字的组合词汇“明德”正是大友皇子所悟出的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这个精髓从大友皇子开始认知，通过1300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为列岛文明（日本文化精神）之精华。其实，“明德”两字，从平仄的角度来看，“明”为平声，“德”为仄声，正和平起五言绝句的承起平仄法。故大友皇子不仅有领悟之神，而且有遣字之雅。编者小序所云“天性明悟，雅爱博古。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果真不假。此诗在透露出了大友皇子的帝才的同时也可以感悟到震撼大友皇子心灵的正是当时大陆的古今文化精神。

我们再考起句和承句的对句，除了“明德”的暗典之外，还有“皇帝”的暗典存在。仅此便证明至少在创作这首五言绝句时列岛还没有“天皇”的称呼，当然作者小传里的“皇太子者，淡海帝之长子也”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那暗典的“皇帝”就是“淡海帝”了。只要“淡海帝”“明德”的话，那皇业就会“光日月”“载天地”，同时也会出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顺便提及一下，作为对外称呼的“皇帝”一直沿用到1929年的《关于战争拋弃的条约》（“戦争抛棄ニ関スル条約”）。

大友皇子就是这样通过暗典的方式扬弃了《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提炼了列岛的“明德”思想，为约1000年后的中江藤树扬弃王阳明心学而创立日本阳明学的“明德”思想奠定了基石。在约500年后的大陆也出现了扬弃《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人物，即朱熹（1130～1200）。《四书集注·大学》集注：“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朱熹，1985: 1）朱熹扬弃了“亲民”的明德思想，创立了他的“新民”的明德思想。好在300多年后的王阳明（1472～1529）再次扬弃了朱熹亲民的明德思想，创立了心学“亲民”的明德思想。由此可见，中江藤树承接着两个思想源头：大友皇子和王阳明。

五 “天真”的扬弃

再读大友皇子的另一首五言绝句，题为《述怀》。“述怀”作为词语见于《文选·颜延年（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中的“累德述怀”。《文选》有“述德”类的诗题，而没有“述怀”类的诗题。《文选》收录了张孟德（载）的《七哀诗》二首、《拟四愁诗》，却没有收录其《述怀》诗。故大友皇子的《述怀》诗题应该是扬弃“累德述怀”而获“述怀”诗题的。

002 五言述怀

道德承天训

盐梅寄真宰

羞无监抚术

安能临四海

 

精读此诗，我们会发现其诗语不仅源于大陆古今之经典，而且还有大友皇子独创于列岛的可能。我们首先考察验证此诗的5个明典。（1）“道德”一语出于老子的《道德经》。（武内义雄，1943: 94）（2）“盐梅”一语出于《书经·说命下》中的“若作和羹，惟尔盐梅”。（小野精一，1985: 446）（3）“真宰”一语出于《庄子·齐物论》。（金谷治，1971a:47）（4）“监抚”综合源于《左传·闵公二年》《文选·序》《诗经·大雅》《书经·太甲上》。（5）“四海”一语出于《书经·大禹谟》中的“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小野精一，1985: 361）关于“天训”诗语，辰巳正明的研究表明：铃木真年注之为“天子之道德承天之训命也”。《文选·张平子·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刘孝威集·重光诗》：“言则穷神训。”（辰巳正明，2012: 54）辰巳正明的研究只穷尽到“天训”的近义词“玄训”和“神训”。笔者亦做了最大程度的检索，结果还是认为“天训”是大友皇子之独创，因为几乎不见于大陆古典文学。

尽管如此，此诗也已经有5个诗语扬弃于大陆之经典：老庄所著的《道德经》《庄子》是创新知，孔子所编的《书经》《诗经》《左传》是承传知。笔者认为大友皇子的聪颖之处正是在于感悟到了这两种“知”的融合，并且实际地运用了这两种“知”，可谓知行合一。特别是“天训”这一诗语的创造需要神会大陆文化精髓的“天”字。大友皇子认为老子的“道德”既是独创又是继承，而且承的是“天”之训。同时，对于列岛来说，来自大陆的经典便是“天训”，只是列岛还必须要有列岛文化的精髓。

列岛文化的精髓就是此诗的暗典，即绝句的起句第四个字“天”和承句第四个字“真”的组合词语“天真”。这种对偶句的思维方式，与上述的第一首诗的暗典“明德”完全相同。“天真”正是大友皇子所悟出的列岛还必须要有列岛精神的精髓之处。因为列岛有史以来的无文字社会使得大友皇子的独创灵感以及语言表达都必须来源于并扬弃大陆的古典。“天真”一语起源于《庄子·渔父篇》：“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也，不拘于俗。”（金谷治，1971b: 159）由“法天贵真”而精练到“天真”这一词语的是《晋书》，其曰：“餐和履顺，以保天真。”（越智重明，1970）《晋书》成书于648年，正是大友皇子的出生之年，在其有生之年的25年间，根据东野治之的说法，共有6次遣唐：第二次（653）、第三次（654）、第四次（659）、第五次（665）、第六次（667）、第七次（669）。（东野治之，2007）《晋书》也许就在这其中的某次被带回日本，可能为大友皇子所见。但是，笔者还是认为大友皇子扬弃《庄子·渔父篇》之“法天贵真”为其暗典：“天真”，暗藏在起句“道德承天训”和承句“盐梅寄真宰”的第四字里。而且对得非常工整：《道德经》的“道德”对《书经》的“盐梅”，即名词对名词；“承”对“寄”，即动词对动词；自创的“天训”对《庄子》的“真宰”，即名词对名词。正是利用最后一对的头字来重构新词“天真”。正是如此，大友皇子才能被称为“洪学未几，文藻日新”。

大友皇子扬弃大陆古典文学而独创“天训”之诗语，并通过对偶句重构词汇“天真”作暗典为诗眼。这个扬弃大陆文化的先例，也成了导致日后扬弃大陆的“皇帝”为列岛的“天皇”的原因之一。因列岛四周为海，故日语中的“海”与“天”的训读是同音的，即“ama”。也就是说对于上古的列岛日本来说，汉字的天与海是同等重要的自然大神，具有同样威力的大神。若不崇敬天与海的话，那么“海”里将来海啸，“天”上将刮台风。所以，必须承“天训”、寄“真宰”，以崇拜“天真”方能“临四海”。扬弃即受容“法天贵真”的暗典“天真”，最终形成日本神道的主神“天照大神”。

结语

综上所述，大友皇子（648～672）与初唐王勃（650～676）是生活在相同时代不同空间的、寿命也几乎相同的短命汉诗人，两人的文化语境也完全不同。从《尚书》的诞生到王勃的创作经历了近2000年的文字积累，而大友皇子所扬弃的暗典“明德”是日本进入文字社会后不久，继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604）“以和为贵”（第一条）、“信是义本”（第九条）之后又一次扬弃了大陆文明的“儒家”思想的重要里程碑，其所扬弃的暗典“天真”是奠定日后日本的神道宗教以及精神文化之基石；从《宪法十七条》到大友皇子的汉诗创作只经历了60多年的汉字文化积累，就列岛汉诗创作而言，大友皇子恐怕就是开拓者之一了。因为，在《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里所记载的只有用万叶假名所创作的和歌而已。对小文做一个归纳的话，可以有下面几点。

（1）四面环海的岛国汉诗人间接性地通过诸子百家以及《论语》《书经》《礼记》《文选》《乐府》等书籍，对大陆文明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和扬弃，同时也继承了岛国前辈，即石上乙麻吕自创的个人汉诗集《衔悲藻》的独特性（岛国海藻多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岛国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的书名。可谓“文学地理学”的实际效应。

（2）圣德太子自593年摄政起所调整的外交政策，600年开始正式派遣使者赴隋朝学习取经，630年又开始派遣使者赴唐朝学习取经，约150年的直接性的“人流/物流/书籍”的人文对话交流，是《怀风藻》诞生的重要因素。

（3）大友皇子（弘文天皇第39位，671～672）的两首五言绝句是日本汉诗之滥觞，其扬弃《礼记》《论语》《尚书》《文选》等大陆古典文学，融合先秦之人文精华，自创对偶暗典“明德”，点明天皇必须要“明德”而“亲民”；自创对偶暗典“天真”，点明天皇必须要“天真”而“临四海”。

总之，通过直接的文明对话，岛国（日本）扬弃大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并以此融化为岛国文化的人文精华——“汉字文化的认知”和“汉字文化的自觉”。这些精华均体现在《怀风藻》里的“盐梅”中。

参考文献

[1] 〔日〕安井小太郎：《礼记》，载《国訳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1921。

[2] 〔日〕辰巳正明：《怀风藻全注释》，笠间书院，2012。

[3] 〔日〕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

[4] 〔日〕工藤隆：《古事记诞生》，中公新书2157, 2012。

[5] 〔日〕高桥忠彦：《文选·赋篇·中》，明治书院，1977。

[6] 〔日〕金谷治：《庄子·齐物论篇》，第一册，岩波文库，1971a。

[7] 〔日〕金谷治：《庄子·渔父篇》第四册，岩波文库，1971b。

[8] 〔日〕金谷治：《庄子·天道篇》，岩波书店，1975。

[9] 〔日〕内田泉之助、网佑次：《文选·诗篇》，明治书院，1964a。

[10] 〔日〕武内义雄：《老子/道德经》，岩波书店，1943。

[11] 〔日〕小岛宪之：《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岩波书店，1964。

[12] 〔日〕小野泽精一：《书经·说命下》，明治书院，1985a。

[13] 〔日〕小野泽精一：《书经·大禹谟》，明治书院，1985b。

[14] 〔日〕越智重明：《晋书》，明徳出版社，1970。

[15] 赵福海等：《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16] 〔日〕中岛千秋：《文选·赋篇·上》，明治书院，1977。

[17] 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影印王利器先生所藏的怡府藏板巾箱本《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