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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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这一创获十分不易,因为明代的政治文化生态苛严、恶劣,远不如唐、宋时期宽松。

从政治生态看,明代以严刑峻法对付官员、百姓,屡兴大狱,屠戮功臣,重用宦官,政治腐败。

太祖朱元璋汲取元亡教训,采取严密措施与高压手段强化集权统治。朱元璋倡用重典,其制定的《大明律》严于宋律;洪武十五年为镇压百姓反抗、防范勋臣,又设置内廷侦查机构锦衣卫,永乐、成化年间又分别添置东、西厂,合称“厂卫”。作为皇帝掌握的特务工具,“厂卫”爪牙布满全国,以严密的手段监视官民;“厂卫”直接奉诏行事,可任意逮捕官员;锦衣卫下属镇抚司的“诏狱”(俗称“天牢”),刑罚十分凶残,断脊、剁指、刺心、枭首、腰斩、凌迟、剥皮等不一而足,令人触目惊心。朱元璋还首创廷杖用来惩戒官员,百官谈虎色变。从洪武到明末无数大臣领教过杖击的皮肉之苦,不少人毙于杖下。

朱元璋屡兴大狱,打击功臣。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将胡与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处死。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三万余人,此案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洪武二十六(1393)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案,被朱元璋下令族诛,蓝玉遭剥皮,株连被杀者一万五千余人。胡、蓝两案中三十余名开国功臣因连坐被杀或褫夺功名,祸及家族后代子孙者无数。

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后,对拥戴建文帝抗御燕师诸臣残酷杀戮,“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余党谪戍……”《明史·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87,第2321页,以下所引用《明史》皆为该版本。建文重臣齐泰、黄子澄下狱后均遭凌迟处死;大儒方孝孺南京城破后被俘,因拒绝为朱棣起草登基诏书被杀;方案株连达十族之多,其宗戚门生多遭牵连诛戮流放,方孝孺著作遭禁,朱棣下令有藏其诗文者死罪;翰林院庶吉士章朴因家藏其书被斩。

由于朱棣在夺位中得到宦官的帮助,他登基后宦官地位大大提高。英宗时宦官权势益炽,经成化、弘治两朝急剧膨胀,操纵朝政,凌驾百官之上,最终演变成明代宦官专权的恐怖统治,成为导致有明二百余年政治腐败的一股重要势力。

明代如此险恶的政治生态,较之百年承平,从未有过诛杀大臣先例的北宋相差甚远,它使百官经常处在朝不虑夕、惶惶不能自保的状态之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官场危机。

赵翼记载:

 

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赵翼著,王树明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下册,中华书局,2001,第744页“明太祖晚年去严刑”条。

 

官员自称:

 

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仕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辱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第3990~3991页。

 

从文化生态看,明代较之以前历朝也是少有的严苛、恶劣。文字狱是其一。

朱元璋“以游丐起事,目不识书”,加之生性多疑,登基之后往往以文字疑误而杀人,对僚属奏疏、表笺、科场、诗文等常猜度附会词义,罗织罪名,不少官员因此而遭莫名之祸。“故虽求贤之诏屡频,在野文人多不欲仕者。……大率俱以当时法网太密,一触忌讳,难免诛戮。”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载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第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明初诗文大家高启就是因《上梁文》中“虎踞龙盘”一词遭朱元璋忌讳不满被腰斩,受牵连的苏州知府魏观一同被杀。代宗景泰年七年,主持顺天府乡试的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刘俨与翰林编修黄谏,因出题犯讳,两人同被革职、下锦衣卫狱治罪。其余比比皆是。

从明初贯穿至整个明代的文字狱,是推行文化专制统治的极端手段,它给士大夫带来政治高压和文化恐怖的同时,直接催生了大量粉饰太平、无关民生的作品,始于永乐后期一度盛行的台阁体诗风就是突出的例子。

另外突出的是,与政治高压,强化专制主义的统治相配合,明代最高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将朱子之学定于一尊的政策。

朱元璋多次诏示“尊朱子之书”;永乐初,朱棣敕令编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为天下士人必读之书。三部书的宗旨及解释均以程朱理学为准,并以它们作为科举考试的归依。这样明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

作为北宋兴起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形成后在历史上也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它重视伦理节操,体现了民胞物与的社会情怀、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使不少名臣与节义之士受到教育与熏陶。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致命的弱点,这表现在它将“三纲” “五常”视为绝对的“天理”。明代统治者正是看中了理学的这一作用,将朱学以皇权包装起来,利用它从思想上强化对人民的控制。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做法,使得天下士人只知诵六经之书,述朱子之言,朱学成为朱明王朝定为一尊的“国学”;学者讲经著述与朱注稍有不合,就会造成“鸣鼓而攻之”的局面。思想的一统,言论的禁锢,导致文化生态的保守、僵化,学术风气的衰落,正如学者所言:“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只须躬行尔。”《明史》卷二八三《薛瑄传》,第7228页。

明代恶劣的政治文化生态伴随着整个政权与社会腐败不断蔓延、加剧,造成对士大夫身心的严重挤压,除了极少人能有限地获得报效家国的机会外,更多的只能终身空怀治国平天下(“外王”)的美梦。这就使得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一度撕裂为二,对《大学》的践行仅限于修身、齐家(“内圣”)而已。一些怀瑾握玉、自视清流的高士更是洞穿庙堂政治的虚假、险恶,将北宋以来流行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价值观念丢弃一边,绝弃仕进之路,隐迹山林,一意潜修“圣人”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