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03年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到2015年，我国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经济体，初步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国际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特征非常显著，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非均衡性现象非常突出。因此，本书以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为研究对象，利用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书基于国际地位、产业选择、区位分布、主体构成、地区差异特征等角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与世界投资强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在高科技行业的比重非常小。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多元化趋势在增强，但仍高度集中于我国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及开曼群岛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份额非常少，这反映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主导特征显著。同时，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特征非常显著。

本书通过构建统计指标体系，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进行了测度。基于地区份额、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极商指数、基尼系数的测度显示，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近年来虽有所降低，但地区不均衡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基于总体差异指标的研究发现，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绝对差异依然进一步扩大。基于Theil指数的分析发现，自2003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但中部地区减小的幅度较小。基于区位熵的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绩效较高水平的省份逐渐增多。

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性的动态演变趋势如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书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及三大俱乐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表现出了“总体收敛、局部分散”的动态演变规律。从σ收敛来看，除个别年份外，全国层面、东部俱乐部及中部俱乐部均出现了σ收敛，而西部俱乐部趋向发散。从β绝对收敛来看，全国层面及东部俱乐部、中部俱乐部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β绝对收敛的发展态势，而西部地区没有出现β绝对收敛。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及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后，全国及三大俱乐部均出现了β条件收敛。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制度与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书结合现有文献，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基于母国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对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抑制作用。从东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和抑制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对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西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充分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本国的技术创新。本书借鉴国际上研究溢出效应最流行的CH模型和LP模型，构建国际R&D技术溢出模型，将主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比较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主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小于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与技术本身所属的创新层次有关。但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多数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本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将空间相关性纳入分析体系，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利用Moran'I指数的检测发现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通过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选择发现，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双固定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均对外贸易、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及人力资本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本书针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