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教图》考

——兼论保教权问题以及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的传教权之争

在澳门大三巴天主教艺术博物馆的醒目位置上，悬挂着名为“日本殉教者”的巨幅油画。16世纪的佚名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天主教绘画常见的象征符号，描绘了1597年2月5日发生在日本长崎西坂的殉教场景。

中景处的行刑场面是作者表现的重点。在面向大海、较为开阔的坡顶边缘，23名殉教者被捆绑在高高耸立的十字架上，他们头上的光环与火焰证明着被祝圣的荣光。6名方济各会士位于十字架行列的中央，褐色修道服和粗麻腰带表明了他们所属的修会。为平衡画面，作者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分别安排了6名身着蓝黑色长服的日本信徒。另有三名男孩被安排在修道士的前面与中间。殉教者的脚下还散布着6名士兵，正用长矛刺入他们的肋间。每个士兵的身边各有一位跪拜痛哭的教职人员，手捧白麻尸布，迎接着殉教者滴下的鲜血。

在昏暗阴森的近景处，作者还绘有两组人物：画面左侧有一列押解刑犯的肩矛士兵，正惊慌失措地议论着恐怖的血腥场面。他们身后有三位背向观众的骑马武士，其中白马红袍的持剑者头戴羽饰头冠，显得身份特殊，他们面前有两座插着十字架的坟茔，其中一具摆放着象征死亡的骷髅与腿骨；稍远处还有一块醒目的告示牌，上面似乎写着受刑者的姓名和日本君王的行刑命令。

画面右侧还有一组匍匐在地的日本信徒，在两名持矛武士的监视下，平静而略带欣喜地仰望着行刑过程。他们中的两位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其中一位母亲正直起身子，试图安慰伸开双臂的惊恐男孩，而位于最前端的另一位母亲，正指着不远处的受难场景，向身旁赤裸的幼儿解释十字架的奥义。

在中、远景的过渡处的边角，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不同寻常的附属物体，画面左侧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毫无生气的死寂大船，三根桅杆上悬挂着收卷起的布帆；画面右侧的山坡下，有一组方正的西式建筑，过大的比例与周边的环境很不协调。烟囱似的突出部上绘有圣杯的标志，用以象征殉教者的献身精神。横向巨窗的阴影中，站立着三位见证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明亮的远景处，平静的海面波澜不惊，船帆点点。在正对着受难者上方的天空中央，通往天国的门打开了，翻卷的云层中涌现出耶稣基督的受难像，射出耀眼的光芒。除了若干小天使之外，云朵上还有五位飞翔的大天使。满怀喜悦的天使已经备好荆冠，正准备将殉教者的灵魂迎入天堂。

紧挨着画框的下方，还有一条另行拼接上去的铭文牌，用漂亮的花体简单标注了殉教者们的姓名以及日本君主的判决词。

关于作品的制作时期以及作者本身，我们所知不多。根据仅有的文献记录，澳门议事厅1641年8月7日做出决定，为《殉教图》的绘制支付白银33两1钱5分。注1据此推断，作品可能制作于距此不远的稍早时期。

注1文献记载的开支如下：Despeza que fis cõ o painel dos s. tosmartires（《殉教图》开支）Despendi trinta e sinco pardaos cõ o pintor que fazem t. esde corrente. . .29－7－5－0［支付画家35帕尔德乌（pardaos），即29两7钱5分］Despendi cõ o pintor que dorou as fasquias tres taeis e q. tro m. es. . .03－4－0－0（画家给木板上色，支付其3两4钱）。Despendi duas Entenas pera as fasquias q. Trouxerão da Caza da poluora。总计三十三两一钱五分。AM, S.1, Vol.1, p.312。此文献的获得及其翻译，得到李庆博士的帮助，特致谢忱。

从艺术角度看，此画很难称得上杰作，无论是构图还是人物表现，均了无新意，它甚至无法与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同类作品相提并论。然而，作为一幅纪念性的宗教作品，作品又具有不类他者的鲜明特色。制作者的图示重点显然在于历史事件的叙事性和殉教过程的仪式感。此外，作者还通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处理，毫不掩饰地展示出他和委托人的鲜明情感倾向。

据目前所知，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两篇短文是澳门本地学者有关此画的最初研究。在不长的篇幅中，神父翻译了画下铭文的内容，并指出了作品表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明显差异。他批评说：“《日本殉教者》的作者犯了两个过失。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还是由于无知。第一个过失是：他仅仅画了与方济各会有关联的23位殉教者，撇开了另外三位与这些人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会教士。”

我们不清楚文德泉神父欲言又止的批评是基于何种考虑。作为日本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殉教者和最早的封圣者，这26位死难者实在是太有名了。正如我们即将论述的那样，在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立即就出现了许多见证人的报告，从不同角度描述远东教会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并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1603年，有12名日本天主教徒向罗马递交请愿书，要求将受难者列为圣人。大约从1616年开始，罗马教廷就开始启动列圣调查程序。因此，如果说作者是出于无知，肯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说他故意如此，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殉教图》的作者为何改变历史，并且毫无顾忌地将三位殉教者从画面中抹去？这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愿，还是因为委托者的要求？

从某种角度来说，《殉教图》作者如此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其本身就是我们考察那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就事件自身而言，矛盾的根源显然来自教会教权与封建王权之间的激烈争斗，但另一方面，殉教事件的发生（包括上述《殉教图》制作的特别方式），又与大航海时代的保教权（Padroado）问题以及不同修会间的利益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殉教图》的考证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它不仅能使我们窥见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由此及彼，了解那个特殊年代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