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推崇西教

清代前期，理学人士中主张学习西法者虽不乏其人，但像魏裔介这样公开推崇西教者则较为少见。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直隶柏乡人。著有《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四书精义汇解》、《兼济堂集》等。他推崇西学的记载见于《道未汤先生七秩寿序》，该文收入顺治十八年（1661）刊刻的《赠言》。《赠言》为顺治年间士大夫赠贺汤若望的诗文结集，收有金之俊、胡世安、魏裔介、王崇简、谈迁等20人的作品。这些诗文作于为汤若望庆寿、贺恩的特定氛围之下，多为溢美、夸耀之辞。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重在称颂汤若望以天文历算之学为清廷所做出的贡献。魏裔介的文章则对汤若望的为人为学做了全面肯定，其核心论题是认同来华耶稣会士的“合儒”学说。

魏裔介所作寿序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从四个层面颂扬汤若望的功绩。第一层，表彰汤若望不远万里，不畏险阻，远道东来的精神：

风帆数载，若履平地，所谓以道德为干橹，仁义为甲兵，水不濡而火不爇者，先生之谓也。

第二层，称赞汤若望的传教之功：

前此，先生未至中华时，有利先生玛窦者宣扬其教，一时颇有信从之者，然犹沕暗未著。自先生由海堧北上，广著鸿书，阐发至论，如《群徵》、《缘起》、《真福》诸籍，与此中好学之士，共闻共见，而又接引后来，勤勤不倦，乐于启迪。所谓青天白日心事，光风霁月襟怀，先生之谓也。

第三层，赞誉汤若望在历法方面的学术成就：

先生精详历法，测验布算，占星以分度，立表以穷景，日躔盈缩，月离迟疾，去极远近，十二宫辰，不越掌握，经过而得之。而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正会视会，又发前人所未发。是以密合天行，特膺纶春。所谓博物君子，学贯天人者，先生之谓也。

第四层，肯定汤若望在历法方面对清廷的贡献：

先生任太史之寄，登灵台，望云物，如氛祲灾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关系安危者，必直言以争之。虽其疏章谨密不传，然而调燮斡旋，不止一端。维衮有阙，仲山甫补之。所谓以犯言数谏为忠，救时行道为急者，先生之谓也。

从这四个层面看，魏裔介完全没有杨光先那样的华夷成见，甚至对以华斥夷者示以批评之意。寿序首句便是：“命世大才，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氛济世者，不必八索九邱。”从第三条罗列的天体现象看，他对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有所了解。而第四条说明，他对西学又知之甚浅，依然秉持陈旧的华夏中心观念，似乎并不知道地圆学说：“天下甚大，九州之外，复有万国，其安危理乱，总以中华为转移。中华，万国之斗杓也。故海不扬波，则越裳重译而来朝。大林国有神铁之山，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镕之为剑，以贡方物。此类不可胜记。”

魏裔介与户部尚书金之俊等所作寿序的重大差别表现在第二条，即对汤若望传教之功的肯定。看来，魏裔介对汤若望所著天主教理书《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真福训诠》已有所涉猎。而他将传教置于历法之前，摆在显要位置，足见其对西教的关注和重视。

寿序的后半部分显示，魏裔介对耶稣会士的“合儒”策略及意图较为熟悉，并带有认同倾向。

或曰：先生之人，确然有道者也；先生之教，疑之者半，信之者半，与儒者有异同，吾子将何择焉？余曰：子未熟察夫先生之教也。夫先生之教，以天主为名原。夫太始之元，虚廓无形，天地未分，混沌天垠，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阴阳之合，何本何化？九重孰营？八柱何当？凡皆天帝之所为也。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亦穷理。孔子之言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天生德于予。”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圣贤懔懔于事天之学者如此，而后之儒者乃以隔膜之见，妄为注释，如所谓天即理也，含糊不明。儒者如葛屺瞻诸人，固已辩其非。先生之论，岂不开发群蒙，而使天下之人各识其大父而知所归命哉。谓先生为西海之儒，即中华之大儒可也。先生之言曰：各国各安，安于各法；万国各安，安于公法。法之公尚有公于天主者哉？至于辟佛老、纵横、逍遥之说为不足致太平，此尤广厦细旃之上所宜切切留意者。又如教戒贪淫，教戒欺诈强暴等恶，尤为理性平情之要旨。克己复礼，即参赞化育，皆可由此以致之，而谓先生之教与儒者有异同乎。

来华耶稣会士，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汤若望，都以“合儒”为传教策略，拟同天、儒而排斥佛、老，附会“先儒”而反对“后儒”。这里，魏裔介对天、儒异同的解释完全站在了耶稣会士的立场上。首先，他认同了天主教以天主为本原、为主宰的观点。接下来，为论证“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亦穷理”，他采取了耶稣会士惯用的附会“先儒”的手法，援引《论语》、《孟子》、《易经》为据；而对于“后儒”的理学观点，则以“隔膜之见”、“妄为注释”、“含糊不明”斥之。对于传教士的排斥佛、老策略，他也拿来作为天、儒符合的论据。经过分析后，他甚至将天主教义视作至公之法，将天主教视作归命之途。

作为当时的理学名儒，魏裔介的这些言论确实耐人寻味。因为，无论是从文化信仰的排他性，还是从耶稣会士“合儒”策略中对“后儒”程朱理学家的排斥性看，宗奉理学与推崇西教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此，清末民初学者刘声木所著《苌楚斋随笔》提供了一种解释，魏裔介名义上尊奉理学，实际上已皈依天主教：

文毅（魏裔介谥）学宗朱子，诗文亦醇雅，不失为儒者之言……孰知其生平夙奉天主教，列名氏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中。当时致天主教神甫书札甚多，皆藏于天主堂藏书楼中，备言奉天主教原委，实为文毅极大羞辱。此事当时竟未有知之者，直至光绪年间，始发见此事……文毅内怀奸宄，外昭理学，真小人之尤，罪不容诛者也。

实际上，无论刘声木所述是否属实，从魏裔介所作寿序已可看出，清代前期理学阵营中已出现认同天主教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