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创立至今，国际分工逐步深化，经历了产业间—产业内—产品内的过程。逐步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多层次分工交织并存、相互融合的国际分工大格局。但其中，以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割、生产环节或阶段的全球布局为主要特征的产品内分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

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根据传统的分工理论，中国制造业主要依赖于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随着中国资金储备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在新型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本节首先介绍本书涉及的主要概念，并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实证研究、分析角度做相关综述。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书从增加值角度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主要通过衡量商品流动带动的价值流动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对分析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做阐述。

（一）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及相关界定

垂直专业化描述的是生产工序或阶段分割以及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这种分工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Balassa（1967）提出的，Findlay（1978）、Sanyal（1983）也均曾用到，但是对于这一概念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表述是由Hummels等（2001）完成的。他们将产品的生产看作某一顺序制造的过程，各国专业化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垂直专业化的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产品的生产必须依次经历两个或以上阶段；第二，在该产品生产中需有两个或以上国家参与价值创造活动；第三，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进口的中间品作为投入，且产出中至少有一部分用于出口。Hummels等（2001）用图形象地描述了垂直专业化的过程（见图1－3），国家1生产中间品并出口到国家2，国家2利用进口的中间品、国内资本和劳动及国内生产的中间品组织生产，并将部分或全部产成品出口到国家3。

其他类似的概念还有：多阶段生产（Dixit and Grossman, 1982）、国际生产分割（Jones and Kierzkowski, 1990）、价值链切片（Krugman et al., 1995）、国际生产分散化（Feenstra, 1998）、产品内分工（Arndt, 1997, 1998）、全球生产共享（Yeats, 2001）、国际外包（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 2005）等。这些概念尽管阐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描述的是同一分工现象，与垂直专业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本书在研究中将这些概念视为同一事物，并主要使用垂直专业化这一概念进行表述。

（二）与价值流动有关的概念

本书研究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是基于增加值的，所谓增加值是指生产过程中的新增价值或者转移价值。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然而在当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无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品，其贸易均很频繁，而附着在商品上的增加值会伴随商品的流动而流动。本书研究的视角从商品流动转向价值流动，用到的与价值流动相关的概念有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收入。

1．增加值贸易

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是区别于传统贸易的一个概念，计算的是一国创造却直接或间接包含于他国最终消费中的增加值（Johnson and Noguera, 2012）。与之相近的一个概念是贸易中的增加值（value added in trade），计算的是贸易流量中包含的由国内生产、创造的价值。前者是从国内所创造价值的流向和使用用途考察的，后者是从产品价值来源角度考察的。

以前文所述iPod的生产和贸易为例，由于该产品的最后组装程序在中国完成，当iPod在国际市场销售时，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中国是该产品的出口地，假设不存在任何贸易障碍，则中国的出口额为299美元（单件商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其中中国附加的价值只有4美元，其余部分均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价值。若该产品被销往日本，其中由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硬盘而附加的73美元价值被重复计算了；若销往美国，其中由美国博通公司生产的视频/多媒体处理器芯片和控制器芯片共13美元的价值被重复计算了，以此类推。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个悲哀的事实：中国iPod的出口是为其他国家作嫁衣，其中包含的本国国内增加值只有4美元。再仔细分析，东芝公司的确是日本的公司，但是，它将很多硬盘的生产放在中国和菲律宾；同样，博通公司生产芯片也会选择不同的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生产的东芝硬盘中的某一细小零件可能是其他地区生产的……如此看来，当前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非常细化的分工和合作过程，也无法简单地用4美元概括出iPod出口中中国国内增加值的额度。为了反映这种交织和循环的状况，在实证分析中一般都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如刘遵义等（2007）、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郭晶和赵越（2012）。

从国内创造价值的流向和使用用途看：第一，一部分会用于国内，而另一部分会被他国吸收；第二，可能会用于最终消费，也可能会作为中间品用于生产。仍以上文提及的iPod为例，这个由各国生产的中间品（各中间品仍然可能是由中间品组成）组装成的产品，可以看作中国的产出（事实上在统计中是这样处理的），该产出一部分会用于国内消费，一部分会用于国内生产，另外还会出口到他国用于最终消费或作为中间品投入生产中。只要技术允许，该产品在从作为中间投入到形成最终消费品之间，可以实现无数次的循环，如作为中间投入生产出的产品又会作为其他产品的中间投入被用于生产，以此类推。这样iPod作为中国的产出而被他国作为最终消费品使用，又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可以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来描述这一过程，并计算得到一国产出中被他国吸收的部分，其中包含的增加值即为增加值出口。

以上两个概念的区别体现为计算上的差异，Stehrer（2012）对此做了具体阐述。增加值贸易的具体计算方法后文会有交代，在此不赘述。

当前国际上通行的贸易统计侧重于计算商品进出口总值，在传统的分工和贸易情况下，不存在生产过程的分割，产品的生产在一国国内完成，这样直接统计和核算商品进出口总值能够反映真实的贸易规模。然而，在当前垂直专业化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盛行的情况下，中间品贸易频繁，一国产品的出口中往往包含从他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因此，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核算商品进出口总值就会出现大量的重复计算，夸大了真实的贸易规模。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认可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合理性。事实上，自2010年起，WTO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目前也已发布了初步成果，但是并没有公布时间序列数据。

2．全球价值链收入

全球价值链收入（GVC income）这一概念是由Timmer等（2012）提出的。按照上述分析，在当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一国的生产要素或最初投入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循环使用，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收入，因此定义一国在最终制成品生产过程中所有直接和间接被利用的生产要素的收入为该国的全球价值链收入。具体计算方法在后文会有交代，在此不赘述。

二 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垂直专业化作为一种新型的分工方式和蓬勃发展的经济现象，自20世纪后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也出现了一股热潮。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一般分为以下三类：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基础和动因、程度的度量和经济效应分析。其中，垂直专业化的基础和动因会在第二章进行详细阐述；国外有关垂直专业化经济效应的分析多集中于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与本书的研究主题关系不大；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度量是本书分析中不可避免的课题，在此主要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度量问题做一综述。

对于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度量，从现有文献看，尽管指标颇多，但均是通过衡量中间品贸易规模来实现的。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网络中，只要同一产品上下游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必定会引发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因此，利用中间品的贸易规模可以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由于缺乏中间品贸易的直接统计数据，为得到中间品贸易数据，有学者使用《经济大类分类标准》（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 BEC）中中间产品的分类去匹配相关的贸易数据。也有学者用相关数据替代：一是用加工贸易数据替代，如Helleiner（1973）、Görg（2000）等就基于部分OECD国家的对外出口加工贸易数据进行过相关分析；二是用零部件贸易数据替代，见Ng和Yeats（2003, 2015）、Athukorala（2005）、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8）对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研究；三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对投入产出表中中间使用的分解，可以得到进口的中间投入和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或者直接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中间使用的进口部分，进行相应计算和衡量。

具体计算方法和公式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大体可以将其归为以下四类。第一，用进口中间投入占总产出/产值的份额衡量，见Egger和Egger（2005）、Campa和Goldberg（1997）。第二，用进口中间投入占投入的份额衡量。如Feenstra和Hanson（1995,1996,1999）提出的外包率，及Amiti和Wei（2005）提出的中间投入的外包密度，均是通过计算进口中间投入在总中间投入中的比例反映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第三，用进口中间投入占进口额的比重衡量，见Yeats（2001）。第四，利用进口中间投入在出口中的份额衡量，如Hummels等（2001）所提的垂直专业化比率（VSS）法。对比这四种计算方法，垂直专业化比率法，将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结合起来，与垂直专业化概念吻合较好。因此，笔者将利用该方法衡量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将在后文介绍，在此不赘述。

（二）对中国的相关研究

对中国的研究又多集中于对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分工的影响因素、程度和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上。现有研究普遍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在不断提高（黄先海和韦畅，2007; Dean et al., 2007；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增长（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第二，促进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制造业出口中高技术产品比重增加，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呈现高技术特征（Schott, 2007; Rodrik, 2006）；第三，提高了生产率，见胡昭玲（2007）、刘庆林等（2010）、高越和李荣林（2011）；第四，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见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胡昭玲（2007）、文东伟和冼国明（2009）等；第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见徐毅和张二震（2008）。

以上这些实证研究多得出了积极的结论，然而，很多研究对于垂直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尤其是中国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了怀疑，如Lall（2000）、Srholec（2007）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Amiti和Freund（2011）、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a）对中国的研究，及张明志和李春盛（2007）对中国电子机械类产品成品和零部件产品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的研究。因此，全面考察中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所获利益和地位，仍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胡昭玲（2006）认为，一国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获利多少，直接取决于参与什么层次的分工，取决于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占有什么位置及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大小。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主要体现在东亚生产网络（Gaulier et al., 2004; Athukorala, 2011; Ando and Kimura, 2005）和“三角模式”（Gaulier et al., 2004）上。前者是指，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生产高技术零部件产品，中国和东盟从事低技术加工装配活动，从而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产业链；后者是指，日本、亚洲新兴经济体向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出口零部件和中间品，由这些国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在其中，中国往往只扮演加工、组装的角色，充当了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一个枢纽和中转地。CCER课题组（2006）利用垂直专门（业）化比率通过分析进口来源，勾勒了中美贸易的实际产业链，印证了中国的一些生产活动事实上是日、韩生产的延续，中国在其向美国出口中扮演着加工、生产地的角色。Gaulier等（2004）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亚洲子公司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贸易增长的“引擎”；在东亚生产网络内部，东亚扮演着中国出口的“供应商”地位。

三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一国分工地位的研究

与传统的产品间生产分工不同，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各国共同参与某一产品的生产，因而对于如何判断其国际分工地位，传统方法遇到了挑战。从新角度用新方法探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一国分工地位成为新命题。具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可以被归为以下几类。

（一）基于结构相似或相异性的分析

Finger和Kreinin（1979）构建了出口相似度指数（ESI）以比较国家间的出口结构，其计算方法为：。其中，stpc和stpd分别表示t年国家c、d产品p的出口份额，如果出口份额有重叠，说明有相似性，重叠越多，ESI越大，说明相似度越高。用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两个国家间的某个行业或产品的相似度，这样通过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某国家相比，可以反映某国某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见Schott（2007）。Wang和Wei（2010）构造了出口差异度指数（EDI）来衡量中国和G3国家的出口差距，出口差异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其中，Si和分别表示中国和所选参照国（G3国家）的出口份额，EDI越大，差异度越高，从而可反映出口结构的差异，进而体现中国与他国相比的出口地位。出口相似度和出口差异度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具有如下关系：。

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和出口差异度指数（EDI）是通过对比国家间出口结构来反映国际分工地位的。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b）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价值链位置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这得益于交通服务质量的改进和偏向于高层次分工的政策。Wang和Wei（2010）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真正推动中国出口行业结构变化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以及政府推出的鼓励出口的高技术产业园区等各种政策，而非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

（二）基于出口价格的分析

考虑到同种产品的诸多差异，基于Melitz（2000）的观点——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质量竞争，利用生产率优势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Schott（2004）利用多样化的同种产品的单位价值来反映其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其中，Upc表示从c国进口的产品p的单位价值，Vpc表示从c国进口的产品p的总价值，Qpc表示从c国进口的产品p的进口量。并利用该指标对美国的进口做了研究。研究发现，美国的进口产品，即便是同一产品，来自发达国家的价格远远高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表明发达国家在产品生产环节或工序上获得的价值增值高于发展中国家。Fontagné等（2008）将Schott（2004）的研究扩展到世界范围，发现具体到产品层面，发达国家出口高价格类型的产品而处于该产品分工的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出口低价格类型产品而处于分工的低端部位。Srholec（2007）对电子产品全球生产网络进行了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仅仅吸引着这类产品生产网络中的制造环节，而高端技术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表面上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获得提升。

施炳展（2010）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利用一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与世界平均价格之间的差异程度（rp）来反映该国该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其构造的指标为：。其中，c表示国家，i 表示产品，pci表示c国i产品的出口价格，表示世界i产品的平均出口价格。该指标取值（－1, 1），如果rpci＞0.15，那么该国该产品处于国际分工高端位置；如果rpci＜－0.15，则该国该产品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位置；如果－0.15＜rpci＜0.15，则该国该产品处于国际分工的中端位置。利用该指标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而且，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其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越低。

出口质量也是衡量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毫无疑问，一国出口的产品质量越高说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越高，但是对于衡量出口质量，并没有准确的方法，多是寻找一个替代指标，比如出口价格。据笔者所知，目前以出口质量来反映某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比较前沿的做法。产品质量如何影响贸易分工，Flam和Helpman（1987）利用南北贸易模型对此做了研究，其文章是该领域中的代表性研究文献。之后，Grossman和Helpman（1991）、Hummels和Klenow（2002）分别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产品质量的提升对一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新的研究成果是Hallak和Schott（2011）计算的质量指标，该方法仍然将出口价格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可见，目前出口质量的研究是出口价格研究的一个延伸和拓展。

（三）基于出口复杂度或技术含量的考察

出口相似度指数通过将一国与参照国进行对比来反映其出口的复杂度。但是对于同种产品，各国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是不同的，考虑到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出口分析中引入反映技术水平的指标，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Hausmann等（2007）构造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其中，, Yj为人均GDP, Xj为j国的总出口额，xjk为j国k产品的出口额，这样，PRDDY就是一种加权的人均GDP，反映k产品的技术水平。Lall（2000）、Srholec（2007）的研究发现，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一般承担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如加工、装配等，从贸易统计上看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出口的规模和份额都在迅速上升，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没有增加，即这些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迅速扩张只是一种“统计假象”（statistical illusion）。Amiti和Freund（2011）的研究也发现，尽管中国出口的产品转向了更复杂的产品，但是剔除加工贸易后，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成分并没有变化，从而比较优势也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选择不同方法计算产品的技术水平，可以得到不同的出口技术含量指标的测量方法（Lall et al. , 2006；樊纲等，2006；文东伟，2011）。

盛斌和马涛（2008）计算了中国工业分行业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并考察了其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深受国内技术含量的制约，也反映了中国工业行业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地位较低。姚洋和张晔（2008）在Hausmann等（2007）技术复杂度指标的基础上，设计出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标，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进行了动态研究。他们的计算结果显示，1997～2002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出现大幅的下降。文东伟（2011）利用改进的出口技术含量指标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进行了计算，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的进行对比，发现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相当低。孟猛（2012）计算了中国出口的最终品国内技术含量并进行了跨国比较，发现，尽管中国正在出口更多的高技术产品，但高技术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并没有提高。邱斌等（2012）用出口复杂度来衡量价值链地位，用垂直专业化比率来衡量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对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提升的程度因行业特征和产品特征差异而有所不同。

（四）基于增加值角度的分析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各国得自不同工序或者环节的价值增值是不一样的。增加值指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新增价值，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区分为很多的环节，事实上，当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这一视角看时，衡量各国在其环节上做出的贡献（增加值）而非最终品的价值更为合理。增加值可以反映一国的收益或贡献，如沈利生和王恒（2006）定义了反映投入产出效益的两个指标：增加值率R和中间投入贡献系数r。经过测算和估计发现，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并不高，其原因在于进口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过小，小于国内产品的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从而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陈宏易（2002）提到了进口中间投入在国内产业循环创造出来的附加值，即进口中间投入在国内创造的净附加值。计算方法为含产业波及（产业关联）的垂直专业化出口值和不含产业波及（关联）的垂直专业化出口值之差。这种净附加值的概念和方法，彭支伟（2009）、喻春娇等（2010）利用过。

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衡量方法把出口和中间投入联系起来，通过衡量出口的国内外成分将出口价值分割为来自国内的价值和来自国外的价值。自此，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出口进行分析的研究增多，如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对出口增长来源的研究。Koopman等（2008）利用改进的国家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具有典型加工贸易特征的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情况。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成分很高，尤其是复杂产品的出口。

根据刘遵义等（2007）、Koopman等（2008）的分析，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和垂直专业化比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构建了加权的增加值指数，以反映中国出口的获利能力，并进行了跨国比较，以判断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跨国比较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郭晶和赵越（2012）沿用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的思路，运用同样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因素。

对比以上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看出基于增加值角度的分析是比较前沿的研究，但是现有基于增加值角度的分析，仍局限于一国的出口。当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时，一国某要素不仅仅通过国内生产获益，更会通过“产业波及”效应在全球价值链上获益。因此，本书拟从价值流动角度分析要素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参与全球生产的获益，进而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这种分析比仅从出口角度衡量出口中包含的增加值更为全面，可以说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提升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