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属马来亚社会

一 英国在马来亚的拓殖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在航海运输、对外贸易和工业方面遥遥领先。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向中国输出棉花、布匹和鸦片，获得了巨额利润，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为保证这种贸易的顺利进行，英国迫切需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贸易中转站，以供往来船只停泊、维修、配货及补充给养。同时，由于失去了北美的殖民地，英国非常希望开辟新的殖民地来弥补损失。此外，英国当时在欧洲大陆正与法国革命政府进行对抗，为防止法国控制东南亚，尤其是海峡要道地区，英国加快了在东南亚扩张的步伐。

18世纪下半叶，正值英国准备向东南亚的海峡地区扩张时，荷兰人已取代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而马来半岛则被各土邦苏丹统治。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中转站，英国曾考虑在湄公河西岸的昆仑岛、亚齐、巽他海峡、苏禄群岛或婆罗洲北部附近寻找基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1769年，英国马德拉斯商业公司的船长莱特建议占领属于吉打邦的槟榔屿，作为英国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中间站。马德拉斯公司随后与吉打苏丹进行了接洽，苏丹表示可以把槟榔屿让与公司，条件是如果吉打受到雪兰莪的武吉斯人攻击，英国要保证给予援助。由于不愿放弃与武吉斯人的贸易往来，以及担心荷兰人的干预，英国拒绝了吉打苏丹的要求，因此割让槟榔屿的谈判未有结果。

1786年7月，吉打遭到暹罗的武力威胁，苏丹向东印度公司请求紧急援助。在得到莱特船长每年向吉打支付3万元西班牙银币和提供军事援助的口头承诺后，吉打苏丹同意了英国在槟榔屿建立据点的要求。然而，东印度公司占据槟榔屿后，并没有履行承诺，引起了吉打苏丹的不满。1790年，吉打苏丹试图以武力收回槟榔屿，被英军击败。英国人则趁机逼迫苏丹签订一项条约，规定东印度公司每年只向吉打苏丹支付6000元西班牙银币，作为占领槟榔屿的费用，给予吉打军事援助的许诺则取消。1800年，在英东印度公司军队的威迫下，吉打苏丹与莱特重新订立条约，吉打将槟榔屿对面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公司每年共向苏丹缴纳10000元西班牙银币作为酬金。从此，槟榔屿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商站。

然而，位于马来半岛西北端的槟榔屿并非英国理想的贸易中心和海军基地。它的贸易辐射范围仅限于马来半岛西北部、苏门答腊北部、缅甸南部和暹罗西南部地区，很难承担英属印度对华贸易的中转任务。此外，槟榔屿周围海水较浅，大型船舶难以通行，加之周围海盗横行，航运常常受阻。因此，英国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贸易中心和军事基地。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依据《丘园训谕》接管了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于是，英国借机占领了马六甲，并向马来半岛渗透，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马六甲海峡一带的势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于1816-1819年先后将马六甲和爪哇交还给荷兰。荷兰恢复了在海岛地区的地位，英国在雪兰莪和柔佛争得的贸易特权也被取消。因此，寻找贸易中心和军事基地的问题再次摆在了英国人面前。斯坦福·莱佛士承担了此项重任。

莱佛士当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明古连的总督。在莱佛士看来，马来半岛南边的新加坡岛是最理想的贸易中心和海军基地。1819年，当莱佛士登上柔佛王国管辖下的新加坡时，这里还是一座荒岛，仅有150人左右，由柔佛大臣天猛公治理。1812年，柔佛苏丹马哈茂德去世时，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东姑·隆（即马哈茂德的长子胡生）正在彭亨与盤陀诃罗的女儿完婚，武吉斯人趁机拥立其弟阿卜杜拉·拉赫曼为苏丹，朝政大权便落入武吉斯副王罗阇·阿利手中。东姑·隆的保护人天猛公为其夺回王位的努力失败后，遂与部下移居新加坡岛。莱佛士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天猛公密谋，决定拥立东姑·隆为柔佛苏丹。之后，莱佛士与天猛公和新苏丹签订条约：莱佛士每年分别支付给天猛公与新苏丹3000和5000西班牙元；公司凭约可在苏丹统治下的任何地方建立商站，并同意当苏丹仍归留在公司权限范围内的地方时，予以保护。1824年，在英国殖民者的威逼利诱下，柔佛苏丹和天猛公同英国东印度公司重新签订一项条约，把新加坡及其周围岛屿的一切主权出让给东印度公司。

英国占领新加坡后，对荷属马六甲构成了严重威胁，英荷在马六甲海峡地区的争夺日益激烈，几度兵戎相见。为协调双方的矛盾，英荷于1924年3月签订《伦敦条约》，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荷兰承认英国对新加坡的占领，英国承认由荷兰占领勿里洞岛；英国以明古连与荷兰交换马六甲；英国不再到苏门答腊开拓殖民地，荷兰人亦不再侵犯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利益。

虽然自17世纪后期，英国便开始在马来亚进行殖民活动，但在早期，殖民者实际控制的地区仅限于其外围的几个港口，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英国对马来半岛内部诸土邦则一直采取不干涉的政策。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才开始转变政策，深入内地，逐步征服和吞并马来诸邦。当时，促使英国殖民者转变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欧洲的工业革命推动西方列强到东南亚寻找原料和开拓市场。英国是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锡矿资源和消费市场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促使英国进一步深入马来半岛，控制各土邦。其次，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争夺也是促使英国转变政策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法国侵入越南，控制了柬埔寨；荷兰向苏门答腊岛扩张，并发动了对亚齐的战争；美国组织婆罗洲贸易公司，向文莱苏丹租借土地；德国军舰也抵达新加坡，拟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列强在东南亚的扩张使英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殖民当局决定尽快控制半岛内的土邦，以防其他列强捷足先登。此外，马来土邦内部的纷争以及华人矿工的械斗严重影响了海峡殖民地商人的利益。在海峡殖民地商人的要求下，殖民当局开始介入马来土邦事务，这可谓英国转变政策的直接原因。是时，英国殖民者已在马来亚经营近百年，在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势力逐步巩固和壮大。因此，英国殖民当局具备了进一步向马来土邦扩张的能力。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仅有殖民当局有能力维持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

盛产锡砂的霹雳是英国向半岛内陆进军的首要对象。霹雳矿区的义兴三合会和海山大伯公会的矿工，因利益矛盾时常发生械斗。当地马来统治者的介入，使华工冲突问题更加复杂。1871年，霹雳苏丹去世，王室内部发生争权斗争。霹雳王室内部的王位继承问题与华人会党的纷争相互交织，使得霹雳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由于矿工械斗，霹雳的锡矿一度停产，投资锡矿的英国资本家损失很大，因此海峡殖民地的英商纷纷要求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恢复锡矿生产。

1874年1月初，义兴和海山的会党首领与英国殖民当局代表会晤后，同意以协商方式解决双方矛盾。1月17日，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召集华人会社首领和霹雳主要酋长到邦咯岛开会。1月20日，达成《邦咯条约》，霹雳主要酋长，无论愿意与否，一律在条约上签字。在处理霹雳苏丹的王位纷争的问题上，英国人无视伊斯迈尔业已经过合法的程序继承苏丹王位的事实，全力将愿意接受英国保护的阿卜都拉推上了霹雳苏丹的宝座。伊斯迈尔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废除了王位。此外，英国还向马来土邦派遣驻扎官。根据条约，霹雳苏丹除了马来宗教习俗之外，一切政务均须征询英国驻扎官的意见后施行。国家的财政收支和行政管理权实际上亦操在英国驻扎官之手。当地的马来酋长们成了一群只领取津贴而无所作为的食禄阶层，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行政统治权几乎被剥夺殆尽。

《邦咯条约》的签订，是英国逐步吞并马来半岛的第一步，也是英国在马来半岛实行驻扎官制度的开端。在《邦咯条约》签订后，英国殖民者如法炮制，将长期困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马来半岛诸土邦逐个吞并。1914年，柔佛最后一个接受英国的驻扎官，英国至此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

二 英属马来亚的政治结构

尽管英国把势力扩展至整个马来半岛，却没有能够将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各土邦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疆界，并且苏丹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二战以前，“马来亚”更多的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非一个政治实体。“马来亚”这个词被英国用作指代马来半岛上的所有国家。英属时期，马来亚的政治体制结构相当复杂，存在三种不同殖民控制程度的政治实体，即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

（一）海峡殖民地

1826年，为精简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把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亦称三州府。首府初设于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成立时与孟加拉省管区地位相等，受印度总督管辖。4年后，海峡殖民地降格为孟加拉省管区。直至1867年，英国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考虑，决定从英属印度总督手中收回海峡殖民地的管理权，由英国殖民部直接管辖。

由于海峡殖民地是皇家直辖殖民地，这里没有苏丹，也没有象征性的地方主权。英国人几乎垄断了行政体系中所有的中高级职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兼任军队总司令，其行政权除受英国殖民部节制外，几乎不受约束。总督可任命法官和治安推事，并拥有皇家赦免权。总督之下设立法议会和咨询性行政会议。立法议会由官方代表和被提名的非官方成员组成。议会的主要功能是为民众提供一个向政府表达意愿的通道。但由于总督及行政官员能够控制大多数席位，因此政府的提案很难被否定。行政会议成员由总督、高级军官、辅政司司长、槟榔屿和马六甲的参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工务局局长等组成。经常有2-3名非官方代表参加行政会议，其中一名为英籍华人。除十分紧迫的事外，总督须将所有重要事务向行政会议提出咨询，如果其意见被否定，总督应将情况向殖民地事务大臣汇报。在三个殖民地中，槟榔屿和马六甲由参政司管理，新加坡则由总督直管。

（二）马来联邦

19世纪80年代，英国逐步征服和吞并马来诸邦。至1895年，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个土邦先后接受了英国的“保护”，它们的行政、外交均受英国操纵。英国驻扎官成了土邦的实际统治者，苏丹仅保留管理宗教和马来习俗方面的权力。随着马来亚经济的开发，各土邦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由于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制度，各土邦仍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马来亚内部的人员往来和商品流通。同时，涉及邦与邦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日渐增多，每当发生邦际纠纷时，一方往往拒绝以另一方的法律和习俗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海峡殖民地总督不可避免地成了纠纷的仲裁者。因此，统一和规范各邦的行政行为也就成了不堪重负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迫切需要。鉴于此，1893年英国派驻霹雳的驻扎官瑞天咸（Sweitenham）向总督提出成立“马来联邦”方案时，得到了总督及英国殖民部的支持。1895年，瑞天咸奉命对4个土邦进行游说，说服其接受成立联邦的建议。1896年7月1日，马来联邦在吉隆坡正式成立，瑞天咸担任首任总驻扎官，受海峡殖民地总督节制。

马来联邦成立之初，英国人在各邦均设州务会议，会议享有一些管理马来习俗及其他事务的权力，主要限于讨论土邦的收支预算草案。1909年成立了马来联邦参议会，其成员包括总驻扎官、4名各邦驻扎官、4名苏丹和4名由海峡殖民地总督（即高级专员）提名经英王批准的“非官方议员”。在联邦参议会内，各土邦苏丹的权力再次被削弱，他们被降为会议的普通成员，不能主持会议；参议会指定议员的任命也不用经过他们的批准。苏丹没有否决权，不论他们是否出席，会议会照样通过决议；法案由总督（高级专员）而不是由苏丹们签署。

殖民当局推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引起了马来苏丹的抗议，特别是马来联邦苏丹把自己的处境与马来属邦苏丹作对比后，益发不满。为缓和与马来君主的紧张关系，殖民总督吉利玛德（Guillemard）于1922年宣布，联邦参议会将适当向苏丹移交一部权力。然而，直至两年后，这个分权计划才迈出第一步。1927年，联邦参议会改组，苏丹们由于不通晓英语而退出。同时成立一个由苏丹、高级专员、各邦国务大臣、驻扎官参加的杜巴（Durbar，王宫接见之意）会议。虽然，杜巴会议分得了原属联邦议会的一些权力，但由于联邦辅政司（Chief Secretary）及参议会中非官方议员的抵制，杜巴会议更多是具有仪式性和象征性的意味，而没有实际的决策权。苏丹在杜巴会议上提出任何问题之前都要同驻扎官进行讨论。在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任马来亚总督时期，分权计划有了进一步发展，1931年，联邦把部分财政和立法权力下放给以苏丹为主席的州务会议。同时，各州苏丹的权力与地位有所回升，但联邦参议会仍在高级专员的领导下，拥有最高权力。这种结构一直保持到1942年日本入侵马来亚时。

（三）马来属邦

1909年，英国与暹罗曼谷王朝签订一项条约，暹罗将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现名登嘉楼）4个马来土邦的宗主权移交给英国，英国则把暹罗的一部分治外法权交还给曼谷王朝，并同意给予暹罗400万-700万英镑的铁路贷款。至此，整个马来半岛仅有柔佛尚未完全被英国控制。但是，柔佛已于1885年与英国订约，把外交权让给英国，保留内政自主权。1914年，柔佛苏丹伊卜拉欣被迫接受英国的顾问官，半岛上最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土邦也沦为英国的保护邦。从此，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5个土邦便组成马来属邦。

实际上，马来属邦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各邦保持名义上的独立，苏丹保留王位，实行顾问官制度，各邦均设有议会。与马来联邦相比，马来属邦有更大的自主权。尽管最终的权力掌握在英国顾问官手中，但地方机构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自治权。苏丹在地方部长及顾问官的帮助下进行统治。除了一些关键的职位外，其他职位多由本地人担任。艾默森（Emerson）认为这更类似一种间接统治系统，殖民者利用其威望和当地贵族机构进行统治。

尽管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之间的政治体制结构有所不同，但总体特点是英国人掌握最终的权力。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在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实行间接统治。地方机构在英国人制定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传统的马来统治者的权力非常有限，普通大众在这种体制下难以参与政治活动，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三 英国在北加里曼丹的扩张

北加里曼丹包括沙巴、沙捞越和文莱三个地区，位于加里曼丹岛（亦称婆罗洲）的北部。西北临南中国海，与马来半岛和中国大陆遥遥相望；南面是荷属东印度治下的南加里曼丹；东北与菲律宾相邻，位于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要道上，其经济贸易价值与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从16世纪中叶起，葡、西、荷等西方殖民者接踵而至，先后侵入加里曼丹岛。17世纪，英国开始进入加里曼丹，并与荷兰人展开竞争，英荷之间的激烈角逐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24年，英荷签订《伦敦条约》，加里曼丹划归荷兰的势力范围。两国又约定，双方职员“非经他们在欧洲各自的政府事先授权，不得在东部海域的任何岛屿上建立任何新的殖民地”。但事实证明这仅是空头协议，实际上双方都不愿遵守。荷兰加快了在加里曼丹岛的扩张步伐，相继占领了加里曼丹南部的大部分土地，并积极向北拓展。英国当然也不甘落后，它对北加里曼丹觊觎已久，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殖民者便着手在这里进行殖民活动。

由于与荷兰有约在先，英国不便由东印度公司或政府出面公开介入北加里曼丹事务。于是，英国便采取迂回策略，支持殖民冒险家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在北加里曼丹进行拓殖活动。当时，强盛一时的文莱苏丹国已经式微，领土仅限于本土、沙捞越及西北沿海一带。1839年8月，布鲁克抵达北加里曼丹时，恰逢沙捞越发生叛乱。领导这次叛乱的是苏丹的远亲潘吉兰·尤素福，他希望把沙捞越从文莱苏丹国分离出来，并承认荷兰人的保护。在这次叛乱前夕，苏丹的叔父穆达·哈西姆在镇压持续三年之久的达雅克和马来人的骚乱中失利。他指挥的那支组织涣散、装备不良的政府军这一次又遭到失败。因此，穆达·哈西姆请求布鲁克协助平定叛乱，许诺割让沙捞越并赐封他为当地罗阇。1840年，布鲁克率兵镇压了达雅克人的叛乱。翌年11月，他用武力胁迫苏丹，取得了对沙捞越的统治权。1842年文莱苏丹正式封他为沙捞越罗阇，但要求他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兰法规，每年向苏丹纳贡2500英镑。

此后，布鲁克不顾荷兰的反对，于1846年又强迫文莱苏丹割让了纳闽岛。1857年，在镇压古晋的华侨起义后，布鲁克迫使文莱苏丹割让今沙捞越第三省地区。1863年，詹姆士·布鲁克的外甥继任沙捞越罗阇后，又相继从文莱那里夺取了今沙捞越第四省和第五省的领土。

当詹姆士·布鲁克在沙捞越拓殖时，美国殖民者也开始向北加里曼丹渗透。1850年，美国迫使文莱苏丹给予其最惠国待遇。1865年，美国驻文莱领事摩西从苏丹那里获得租用北加里曼丹领土的准证。为了谋利，摩西随后把租让权转卖给了在香港的两个美国人托里和哈里斯。次年，他们组建了“美国婆罗洲贸易公司”，并率人在基尼斯河口建立了一个殖民居住区，开垦土地，种植稻谷、烟叶和甘蔗等农作物。由于经营不善，二人又将此地转让给奥匈帝国驻香港领事奥弗巴克男爵和伦敦贸易公司驻上海的代表登特。1877年12月，在英国驻纳闽总督特里切尔的鼓动下，文莱苏丹与奥弗巴克和登特签订了一项协定，以年租金3000英镑的价格，把一块面积72.5平方千米的土地租让给他们。后来查明，文莱苏丹所出让的这块土地大部分是过去赠给苏禄苏丹的。但是后来的文莱苏丹拒不承认，并认为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他们的。

为取得这块土地的租让权，奥弗巴克再次求助纳闽总督。1878年，奥弗巴克在特里切尔和英国商人考伊的陪同下，前往苏禄群岛的和乐岛拜会苏禄苏丹。这时，适逢西班牙入侵苏禄群岛，苏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经过谈判，双方于1878年5月22日签订协议，北加里曼丹属于苏禄苏丹的那部分领土转归奥弗巴克所有。协议还规定，英国有权批准将该领土转让给第三者，并有权审理苏丹及其继嗣者之间和奥克弗巴及其继任者之间的一切争端。

奥弗巴克和他的合伙人登特获得这块领地后，立即在当地设立管理哨所，并筹措资金进行殖民开发。在此过程中，奥弗巴克与登特意见相左，由于得不到奥地利政府的支持，奥弗巴克最后不得不把他的股份转卖给登特。随后，登特与其在伦敦的合伙人设立了“英属北婆罗洲临时有限公司”。1881年8月，英国政府授予该公司以特许证书，以政府公文形式肯定了北婆罗洲这块领土的殖民化。

在奥弗巴克和苏禄苏丹签订条约仅半年后，西班牙占领了整个苏禄群岛。在西班牙人的压力下，苏禄苏丹宣布，废除与奥弗巴克签订的条约，奥弗巴克必须直接同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交涉。西班牙希望继承苏禄苏丹在北加里曼丹的权益，1878年9月曾一度陈兵北婆罗洲，欲派军舰强占山打根港，但最终未能成功。1885年7月，英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英国承认西班牙对苏禄群岛的占有；西班牙放弃对北婆罗洲领土的要求。

英属北婆罗洲公司成立后，不断地蚕食文莱的领土，并与布鲁克的沙捞越相互竞争。1885年，文莱苏丹驾崩，王国危机重重，风雨飘摇。为避免其他西方列强趁机占领文莱，英国当局决定采取行动，结束文莱的混乱状态，把文莱纳入英国殖民统治体系。1888年9月，英国政府召集沙捞越、北婆罗洲公司和文莱三方进行商谈，并签订了文莱接受英国保护的协定。1906年，英国又迫使文莱签订新条约，并派遣一名驻扎官到文莱。此后，英国通过驻扎官掌握了文莱的一切大权，苏丹仅保留管理宗教和其他地方习俗事务的权力。

四 马来亚经济发展与移民的互动

在前殖民时期，马来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在西海岸的港口城市有少量的贸易和采矿等经济活动。由于半岛土邦割据，税收站林立，加之受伊斯兰教禁止放贷的影响，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直到19世纪中叶，半岛内陆商品贸易仍多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在沿海地区，由于与外界联系密切，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英国人在槟榔屿（1786年）和新加坡（1819年）建立殖民地，以及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1824年），为中国商人、工匠和劳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英国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了许多中国帆船，载运生丝和廉价的中国货前来交换马来亚、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出产的农林产品。同时，英国开始在马来亚四周及婆罗洲西北部清剿海盗。到1860年，马六甲海峡中的海盗据点大部分已被铲除，从而保障了海上航运和贸易的安全，对马来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826年至1860年，海峡殖民地的人口增长显著。1815年，新加坡只有几百人，而到1824年已超过万人，1860年则达8万多人。原本无贸易活动的新加坡，很快成为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的大商港。1859-1860年，新加坡贸易额已达1000万英镑，而同期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总值不过1400万英镑。新加坡逐渐成为远东海域新兴的贸易中心。

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对马来半岛的事务一直采取不干涉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华商进入马来半岛发展提供了机会。那些在海峡殖民地积攒了资本并成功开办企业的华商，很快便将其商业活动拓展到了内陆各邦。华人矿工、种植园主和苦力，也随着这些资本进入内地，从而开发了卢骨、双溪乌戎、吉隆坡、拿律、新山和麻坡等地。晚清的中国农民在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和战乱的重压下，还要忍受地主、高利贷者和胥吏的盘剥。华南广大的中国农民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出国的愿望，正好遇上了海峡殖民地以及邻近的马来各邦需要大批从业者的机会。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入这一地区，寻求财富。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随着英国人对马来各邦的介入，半岛的锡矿业和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契约劳工和自由劳工）被吸引到海峡殖民地，寻找发财的机会。对英国人来说，中国移民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华商则可以作为中介人，在殖民经济中发挥作用：帮助征集原料及销售英国工业品。对于华人来说，英国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可以在这一制度下迅速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在马来亚，殖民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移民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正如颜清湟先生所言，“一个大的新马华人社会的形成，是与该地区英国殖民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的”。

五 多元非融合型社会的形成

在1874年英国人干预马来各邦之前，马来亚还是一个人口极为稀少的地方，只有新加坡和槟榔屿有众多都市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华人和印度人。在大陆方面，包括威斯利和马六甲，几乎完全是马来人和土著。马来各邦的人口估计已达30万，只有几千外来人口在开采锡矿和种植香料。大多数的真正半岛马来人，居住在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霹雳北部种植稻谷的平原上。中部和南部的人口较稀少，居民大多是在已有史籍时代移殖而来的马来西亚族，例如森美兰的米南加堡人和雪兰莪的武吉斯人。柔佛的居民，则移来更晚一些，都是得到该邦统治者鼓励而由东印度移入的。

随着英国殖民势力深入马来半岛各邦，华人开始大批移入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并有一小部分移入了彭亨、吉打和玻璃市。柔佛将近一半的新移民是华人，只有在吉兰丹和丁加奴这两个东海岸的州府，马来人才占人口的绝对多数。同时，新加坡和槟榔屿的人口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增加，并且大多数是华人。从1895年到1927年，据称有600万中国人到达了新加坡。当然，新加坡仅是一个中转站，中国人从这里再转移到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暹罗、菲律宾、印尼，自然也包括马来亚。据马来亚联合邦的统计资料，在1911年时，马来亚有69.3万华人（占总人口的29.5%）; 1921年时增加到85.6万（占总人口的29.4%）；1931年为128.5万（占总人口的33.9%）; 1947时为188.4万（占总人口的38.4%）。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对华人移居马来亚地区一直采取不干涉政策。自1930年起，英国殖民当局开始限制华人男子进入马来亚，1938年华人女子也被限制。

鉴于马来亚与印度在地域上的邻近和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印度人在很早时就开始向马来亚移民。数千名印度商人和店员，曾在海峡殖民地居留一个时期，其中也有少部分移入马来各邦的新市镇从事商业经营，但直到欧洲人大规模种植甘蔗、咖啡和橡胶时，大批南印度籍劳工才涌入马来亚谋生。他们大多通过契约劳工和协助移殖的方法来到马来亚。大体上说，马来亚上层社会的印度人，如商人、店员、书记和专业人员等愿意长期居留，但占绝大多数的劳工，并不如华人劳工那么喜欢留下来。他们大多数都在印度有家庭，常常打短工，进行季节性的流动。随着前来马来亚做工的印度人日渐增多，在马来亚出生的印度人也越来越多，但印度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增加。二战期间，大批印度人因被日军抓去修筑暹缅铁路而死亡，以致1947年的印侨人口反比1931年为少，占马来亚总人口的比重从14%下降到了10.5%。

马来亚其他族群的人口不足总人口的2%，对这三大族群间的比例没有太大影响。欧籍人或为公务人员，或为种植家，或为矿业家和商业领袖，人数虽少，但影响极大。欧亚混血人在马来亚社会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英国对马来亚的开发，华人和印度人大量涌入，改变了马来亚社会相对单一的族群结构。然而，这三个主要族群并没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华人和印度人当初来到马来亚时，只是为了挣钱，而非久居。这一目的，使得他们自成一族，独处一隅，从未真正地与马来人接触。“马来人跟华人、印度人这两个种族，除了日常工作和生意上的需求而作简短接触外，是从不杂居来往的。乡村马来人大部分是很少见过华人的；同样地，住在城镇和锡矿场的华人，也很少有机会见到马来人。”没有接触自然没有融合，当然也谈不上冲突。

华人与马来人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华人有一种成见，最好是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便回到中国去，所以他们觉得在国外从事行政工作没有什么前途。当时市区的马来人多数是小官员，以及那些接近宫廷拉惹的官员。这些少数马来人受过教育，长期与外族接触，思想比较开明。他们便成了良好的行政人员和公务人员。与此同时，市区马来人与乡村马来人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乡村地区的马来人，血统纯粹，很少与非马来人接触。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对于商业和工艺毫无兴趣。乡村马来人是正宗的回教徒，热心宗教事业，但信奉马来原始宗教。市区马来人通常是马来人和印度人混血儿或是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裔。虽然他们也是回教徒，却更能容忍其他宗教，大体上他们已经不信仰灵魂崇拜。

二战前的马来亚社会，无论是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族群、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各族群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为后来的族群不睦埋下了隐患。

六 民族主义的兴起

由于文化、宗教信仰、职业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马来亚的三大族群较少往来，各自保留独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在这种多元非融合型社会结构下，马来亚各族群内部分别产生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马来民族主义表现为内向型的，它常常扎根于本土，积极参与本土的政治运动；华人民族主义和印度人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外向型的，它们关心中国与印度远胜于关心马来亚，并且总是与祖国的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战前马来民族主义的发展

马来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它的产生是英国殖民统治、华人与印度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殖民地教育普及和马来民族意识的觉醒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马来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统一的马来民族逐渐形成。如前所述，至20世纪初，英国完成了对马来各邦的征服。在殖民政府的治理下，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密切，共同的经济生活圈逐渐形成。同时，殖民政府推行的英语和马来语教育逐渐消弭了马来人的方言阻隔，促进了马来人语言的统一和文化的交流，为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刺激了马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虽然马来苏丹仍是国家元首，马来贵族们仍保持着传统的尊严与称号，但多数情况下，苏丹只是一个橡皮图章，马来贵族必须服从英国长官的命令。马来统治阶级对于大权旁落无疑是有切肤之痛的。普通马来人对马来苏丹、贵族、政府及外国人也多有不满。

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华人与印度人的到来有很大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殖民开发，大量中国和印度劳工涌入新马。外来人口的到来对本地马来人形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在商业发达的海峡殖民地。华人初来时身无分文，若干年后许多人变为富商巨贾。马来人的境况却正相反。许多马来人因地价和房租的原因，不得不从市中心迁至偏远的郊区。特别是在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恐惧感和认同危机，最终促使了马来社会发起了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自救式的改革运动。

殖民地教育是一柄双刃剑，虽然殖民者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培养出一小批本地官吏及技术人员，但西式教育的推广也使一个西化的精英阶层从传统的马来社会中脱颖而出，他们了解西方的文化，熟悉民主、自由、平等，知道西方的发达与富裕，但是越了解西方，他们的内心就越痛苦，这种痛苦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改变现实的愿望，马来民族主义便在这种转化中产生了。

马来民族主义脱胎于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20世纪初，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改革之风吹到了马来亚。赛德·锡克·阿尔哈迪在1904年从开罗返回马来亚，并于1906年创办了《阿尔伊曼报》，宣传社会改革和政治原理。当时在马来人中尚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政治态度的转变已初露端倪。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展开，各种俱乐部和宗教学校纷纷兴起，报纸上关于伊斯兰教的文章逐渐增多。在马来亚，一个新的宗教改革派逐渐成形。这一集团主要是受埃及复兴运动影响的伊斯兰领导人，其中大多数人曾在埃及爱兹哈尔大学学习。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的革新是马来民族自强的主要手段。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倾向。

对于当时的马来亚社会而言，从爱兹哈尔大学回来的马来学生在政治上无疑过于激进。他们直接攻击殖民主义，对马来亚的形势分析则往往过于夸大。大多数马来人难以接受他们提出的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统一的观念。不过，他们的言行却有助于唤醒国内的马来人。

1926年马来亚第一个政党——新加坡马来人同盟成立，标志着马来民族主义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此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关注点开始从宗教转向经济和社会问题，分析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导致贫困的原因，并尝试使用更现实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从新加坡马来人同盟的宗旨中就可反映出来：培养马来亚人对政治和行政事务的兴趣；鼓励马来人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内上进；向政府反映马来人的意见以及促进马来学生对高等教育的兴趣。

这一时期，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派别，即马来精英派和民族激进派。马来精英派主要由受英文教育的马来行政官员和公务员组成，他们多是贵族子弟，自认为是马来民族的当然领袖。他们经常与英国人交往，熟悉英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因而成了马来人与英国殖民政府沟通的代言人。他们最初的组织是新加坡马来人同盟。1935年，吉隆坡的马来精英分子建立了雪兰莪联盟，宗旨是保护马来精英分子的特权。其他土邦随后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英国殖民当局极力扶植这些组织，希望利用它们来对付华人和印度人中出现的激进派。

民族激进派成员主要是受马来语教育的知识分子，以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居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吡叻的丹绒马林苏丹依迪利斯师训学院学习。受20世纪20-30年代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中激进思想的影响，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马来民族主义意识，鼓吹建立“大马来西亚”和“大印度尼西亚”。依布拉欣耶谷、哈山马南、卡林拉昔、耶谷阿敏、默哈末依沙等一批青年，在丹绒马林苏丹依迪利斯师训学院组织了“马来亚青年”（Belia Malaya）组织。“马来亚青年”组织的成员毕业后，在1937年成立了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在下层民众和非英语教育群体特别是教师和新闻记者中，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他们抨击殖民制度，批评苏丹将国家出卖给了英国人，鼓吹驱逐英国人。因此，该派受到英国人和保守马来人的抵制，在殖民当局的管制下，其影响力有限。

19世纪20-30年代，马来人在政治上开始觉醒，对殖民政府及外国人的举动非常敏感。任何侵犯马来人特权和利益的行为，都会立刻遭到反击。在马来社区中，缺乏的不是维护团结的愿望，而是实现团结的领导力。直至1937年，在所有的马来人社团中，仅有新加坡的马来人同盟值得一提，但其主要是为新加坡的马来人服务。其余的还只是利用报纸作为表达意愿的场所，而立法议会中的马来议员仍缺少有组织的舆论作后盾。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马来亚华侨在主要的城镇都举行了反日游行。与此同时，在邻近的印度和印尼，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外部形势的遽变对马来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37年后，各种马来人社团和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马涌现。在这些社团中，除了激进的“马来青年协会”外，较为引人瞩目的是“笔友兄弟社”，这个社团的基础是泛马来亚的，被后来的马来民族历史学家看成马来亚政党的先驱。这些社团虽各自为政，但总体纲领大体相同，即维护马来人的利益，改善马来人的福利和地位。尽管这些社团所提出的纲领并没有太大进步性，但他们通过各种活动激起了马来人对政治的关注。1937年以后，马来人对政治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新加坡，而是扩展到了整个马来半岛。1939年，包括所有社团的第一届泛马来亚大会在吉隆坡召开，标志着马来民族主义迈出了新的一步。1940年圣诞节，第二届泛马来亚大会在新加坡召开，并计划于1941年召开第三届大会，由于日军的入侵最终放弃。

（二）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

早期的中国移民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们的身份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对于是不是“天朝臣民”这一身份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大多数早期的移民宁愿作为旅居者，而不是定居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基本上还是中国的。这些移民对中国的认同还随着中国文人的来访而得到加强。

新马两地华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主要受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文化性的力量，二是政治性的力量。前者主要是受华文教育的商人及饱学之士在当地社会推行乐善社讲学运动和孔教复兴运动，发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重振儒家价值观，抵御西洋文化的渗透。后者主要是受中国的政治演变所激发和牵动。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强烈震撼了朝野。中国“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粉碎。在民族危机意识下，探寻变革、救亡图强之路的有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股力量，他们先后都把目光投向海外华侨，寻求华侨支持他们主张的中国社会的自强变革方略。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客观上推动了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激发了海外华侨社会中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马来亚华人社会，萌芽于晚清的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新马社会的变革而愈发强烈，在20世纪20-30年代呈现蓬勃发展之态势。这一时期，促使新马华人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马华侨与中华民国互动的加强。鉴于辛亥革命前后华侨对祖国的重大贡献，以及孙中山对华侨的重视，新马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在民国成立后进一步密切。一方面，国民政府实行积极的护侨政策，规定外交部负责管理在外侨民，保护在外商业。特别是“泗水侨民升旗案”发生后，民国政府立场强硬，经反复交涉，荷兰政府不得不道歉、惩凶、赔款，赢得了南洋华侨的广泛赞誉，也使邻近印尼的新马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华侨对新生政权也寄予了极大期望，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1912年2月，由南洋华侨倡议成立的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新马华侨与中国的联系。

（2）新移民的增长及侨教的兴起。一战后，随着马来亚经济开发大潮的到来，中国东南沿海也相应掀起了向新马移民的热潮。在1922-1939年，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就有约550万，主要前往南洋。随着移民的增加，侨教也在新马日渐兴起。辛亥革命以后，华侨学校在新马各华埠到处开花，广及穷乡僻壤。1921年到1941年，新马华校从250所迅速增至1081所。20世纪20-30年代，受过侨校教育的学生当以百万计。华校教育以华文教育为主要特征，华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同时，中国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侨民教育，先后颁布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深受侨教熏陶的华侨学生，其认同倾向，不但指向中国，而且指向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国民政府。

（3）日侨在新马的崛起。20世纪初，日本人依靠其政府扶持迅速崛起于新马地区，这一切对当地华侨民族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日侨在当地待遇的改善更加凸显出华侨地位的不平等，刺激着华侨不断抗争，“向日侨看齐”成为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和奋斗目标之一。其次，日侨的崛起历程犹如一个参照系，使华侨切实体验到一国的强大对其侨民在海外发展的积极意义，推动着他们为中国的强大而奋斗。最后，一战期间，日侨在当地的经济扩张威胁到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为此广大华侨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与日侨展开斗争。

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侨教和宣传极力灌输民族主义意识，在中日对抗加剧时，马来亚广大华侨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活动中。然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马来亚社会的政治目标，也错过了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这是20世纪20-30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三）印侨民族主义的发展

印度人是马来亚社会中一支较小的族群，其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也相对微小。由于马来亚的印度人不能为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因而早期印度民族主义者与马来亚印度人之间的联系相对较为松散。

早在一战期间，马来亚的印度人就开始在政治上显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1915年的新加坡印度士兵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新加坡的印度人有3万多人，其中不少是穆斯林。这些印度居民大多数是交通运输业、工商业与市政部门的劳工。英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掠夺，劳苦大众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驱使这些印度居民走上反英斗争的道路。而当时印度旁遮普反英运动的高涨与英国所采取的残酷镇压政策，以及英、俄等国向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开战，在新加坡的印度居民中激起了汹涌的反英浪潮。

受嘎德运动（Gadhr Movement）影响，1914年10月马来亚国防军中的旁遮普人拒绝前往东非同穆斯林兄弟作战。次年2月，马来亚第五步兵连发生兵变，杀死了数名欧洲人，并释放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战犯。据传，这次兵变与本地旁遮普的同情者被镇压有关。由于参与此项运动的印侨有限，马来亚的嘎德运动很快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的印侨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印侨民族主义在马来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印侨在马来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二是印度政府对马来亚印度人利益的保护。20世纪20年代，随着前往马来亚谋生的印度人不断增多，印侨待遇问题也逐渐显现。由于马来亚拒绝授予印侨公民权，印侨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广大的印度劳工在马来亚被压榨殆尽后，常常像被扔掉的烂橘子一样被遣送回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侨开始联合起来与殖民政府抗争。1904年，怡保成立了第一个印度人协会。至20年代末，马来亚的主要城镇几乎都成立了类似的印度人协会，并且各地的印度人协会通过发起泛马来亚大会而走向联合。在泛马来亚大会上，受英语教育的印度人开始讨论社区和马来亚事务，并且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诉求：不断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获得平等的权利和永久居留权。印度人社区为此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请愿和罢工，但收效甚微。这一方面是因为受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马来亚经济陷入困境，难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更遑论提高工资和待遇；另一方面，此时的印侨社区内部不够团结：城镇中受英语教育和受淡米尔语教育的印侨相互轻视，印侨工人运动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因而难以形成合力。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2个印度人协会和4个商会联合成立了以韦拉撒米（S. N. Veerasamy）为主席的马来亚中央印度协会，简称中央印协（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 CIAM）。中央印协成立之初采取了较温和的态度，力争使殖民政府承认中央印协是马来亚印度人的唯一代表组织，并在政府和议会中获得席位。而中央印协内部的激进派与韦拉撒米意见相左，要求把政治目标列入协会的纲领，致使韦拉撒米不得不辞职。当殖民政府拒绝满足中央印协的要求时，中央印协则提出应该采取更激进的立场，协会内部的分歧趋向公开，行政职员、专业人士以及印商也开始与协会拉开距离。当认识到仅依靠马来亚印度人的力量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时，中央印协将目光投向了印度国内。

从20世纪20年代起，印侨在马来亚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逐渐引起了印度媒体的重视。随着大量受教育且有政治意识的移民的到来，印侨在马来亚的被歧视感更加强烈。一些受过教育的城市印侨与印度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时常接待到访的印度政治人物，订阅印度报刊，有时甚至直接与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通信，呼吁其关注马来亚印度人的生存状况。受此影响，印度政府于1922年出台了移民法案，严格限制不良雇主对印度劳工的盘剥。同时，要求马来亚政府修改劳工法案，为印度劳工提供正式的初级教育，废除因损坏雇主财产或怠工而对印度劳工处以刑罚条款。此外，印度政府还在马来亚设立了办事处，定期向印度政府汇报马来亚印度人的情况。马来亚也指定一个印度人加入政府的印度移民委员会，为政府制定印度移民政策提供建议。

虽然，马来亚政府同意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改善马来亚印侨的待遇，但在政治上不肯让步，特别是坚持不授予印侨公民权。并且针对中央印协的咄咄逼人的态度，给予了坚决反击。殖民政府通过支持保守派和扶持马来亚土生印侨来分化印侨精英。同时，殖民政府还用操淡米尔语的锡兰人取代了印度人在马来联邦及部分州议会中的席位。

面对殖民政府的压制，中央印协开始转向印度国内，求助于不断壮大的国大党及印度政府。1937年5-6月，中央印协邀请尼赫鲁访问马来亚。尼赫鲁大力支持中央印协的基本主张，并鼓励中央印协在马来亚的广大印度劳工中进行政治动员；鼓励当地的印度侨民团结起来，通过组织工会的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此后，各种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大批印度工人的加入，印侨民族主义运动更为激进，并具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倾向。1938年，为了进一步提高马来亚印侨的地位并促使马来亚授予印侨公民权，中央印协游说印度政府严格限制不熟练的劳工进入马来亚。尽管这种尝试没有成功，但对于提升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1941年，克朗（Klang）种植园的印侨罢工引发了大规模骚乱，英国殖民者随即调用印度军队镇压了这次罢工。之后，由于日本的入侵，印侨的民族主义运动暂告一段落。

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产生的，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总体上来说，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政府行为合理性、民族经济增长以及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就战前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而言，它的上述作用却是大打折扣的。虽然，民族主义在推动族群内部的思想统一、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产生了一定作用，但由于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的效忠对象或者说政治认同的目标各不相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跨越族群的樊篱，发展成为一种凝聚各族群人民的精神力量。在当时没有外敌入侵和共同敌人的情况下，三大族群之间缺乏联合的动力。随着各族群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族群之间的交流、沟通与融合更趋困难，这也为后来族群之间的隔阂与不睦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