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分析与评论

廖先生关于道治的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它在时间上跨越古今，在地域上纵横中西，在学科上涉及法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及物理学、信息学、数学等自然学科，且是英语表述、西式思维，兼及音声动画、歌舞精灵，致使一般中国学者在理解上有一定困难。这数篇文章我读过多遍，仍觉眼花缭乱、难得要领，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容都有一定困难，更别说进行适当地评论了。但本文旨在于此，也不得不勉力而行，仅对其中几个最重要的观点和研究特色提出自己的读后感想与各方探讨。

廖先生的道治思想大致可分两部分：一是从文化文明角度而论的轩辕道与道治文明；二是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论的道治的具体形式及涉及的各种问题。以下我将分别进行评析，并就廖先生的研究特点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进行简单的说明。

1．关于轩辕道与道治文明

总的来说，道确实是中国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现象，说轩辕道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文明是道治文明实不为过。廖先生的概括可谓是抓住了根本。

道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其起始点可能即是远古的黄帝之道，即轩辕道，这是有依据的。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中国人关于何物为至高无上的观念中，较具体化的天地鬼神是最早的，支配着整个社会、国家与老百姓；而较抽象的道的观念是稍晚时产生的。《史记》说黄帝“法天则地”，帛书《黄帝四经》中出现了大量黄帝讲论天道的话，这表明其时天道、天地之道，或天地人之道的思想都已产生，对抽象的道的思考也应该在进行之中。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始祖，拥有那么多伟大事迹，他对道的理解虽然不一定就如《黄帝四经》中说得那样明确精致，但基本的认识肯定都已形成。验之以黄帝事迹传说与文献记载，廖先生说轩辕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完全合理的。

远古产生的道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进入子学之中，最突出的是专门讲道的老子之学，其他百家言黄帝时也多是着眼于道。

儒家的《左传》中已有“天道”的记载，把天象和人事结合起来。《论语》中有“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记载，强调的是统治政策要顺人情、合人心，国家要实行德治。孟子也是从政治上论道的意义，如倡“王道”、反“霸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孔子也用道来表现其他意义，如“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等）

具有哲学抽象意义的道是道家《老子》提出的。据学者统计，《老子》中直接论道的有37章，道字出现74次。道既是最高存在的实体，又是产生万物的终极原因。其道主要是自然意义上的。老子之后的庄子强调的是人世生活要法道的自然性，即自然而然的生活。

法家继承了“道生法”的思想而专门言法。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等都从法的公正平等性来论述道对法的影响，并发展出法术势的理论。法家将道治的思想具体化，并用在了治国的实践上，对后世治国理论与政策影响深远。

兵家孙子讲“战道”、“用兵之道”，墨家等都讲道。虽然诸家之道皆不同，但对道的公正性、规则性、客观性等特点的理解还是一致的。

廖先生所言的黄帝道的思想在春秋战国之时具体演化为商鞅、孔子、老庄、杨朱四家的思想和秦国法治实践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百家之论虽从言异路，但皆务为治而已。廖先生所言正与古人之论相合，说明了百家的思想都是从黄帝的大道那里发展而来的。百家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治理国家实务问题的，这丰富了轩辕大道的内容。

秦始皇结束战乱、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帝国，这种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此期间，虽然发生了无数的变乱和改朝换代，但源于轩辕黄帝的道治思想及从中演化出来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却一直是不同朝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虽然有时执行得好，有时执行得不好，但基本性质没有变化。凡是执行得好的都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盛世了，可举汉初、隋初和唐初的三大治世为例来说明。

黄帝之道在西汉初年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方针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既重视立章建制、上下从法，也重视德治怀柔、安抚百姓，从而产生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成了后世所谓治世的榜样。

隋初重视道的仁爱节俭性质，既明德治又行法治。隋文帝杨坚慨叹：“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实行了许多明智的政策。后人评论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阜足，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隋书·本纪》）成就了“开皇之治”。

唐初实行“安人宁国”、“清静无为”的方针。唐太宗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他们采取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审慎立法、宽简用法，行科举制以知人善任等多项措施，最后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来看，随着西汉中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巩固，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此后道的思想进入到正统的儒家思想之中，成为国家统治思想的一部分。移黄帝道家思想而入新儒家思想的关键人物是董仲舒。“董氏为学之精在于吸收黄学之要以论儒学之真，从而使儒学在理论上有了新发展。”董氏学说从有利于中央统治出发，讲君主以大道无为，其术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又讲阴阳刑德的天地社会秩序，为法治和德治奠定了基础。通过董氏的学说，黄帝的道治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大国里重新确立了统治性的地位。其后，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更新，出现了朱熹、王阳明等大师。虽然他们将道的观念表述为理或心，但其基本思想没有改变。黄帝的道治思想一直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年。

道的思想不只存在于上层统治者和专门学者之中，也深深影响了下层民众。轩辕大道里的公正性、平等性等因素在普通百姓中都能找到共鸣。“道生法”的观念也以民众对法律的公正、平等的要求而体现出来。王法也要合道，不合道的王法不该让民众遵守，残民以逞的恶主就应该被推翻。道成了民众造反的依据，他们以道作为自己的口号和旗帜。如东汉末年风行西南的五斗米道造反和全国性的黄巾军大起义；北宋时，梁山好汉在山东聚义造反时高举的就是“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东汉时，道下民间，出现了在下层民众和失意的官僚士人当中流传的道教。该教以黄帝等为崇拜对象，奉行平等的观念，过着出世的悠闲生活。此外，民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矩，也就都有自己认可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自己的道，甚至盗亦有道。这都说明要求公正、爱民、平等，有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与行业秩序是古代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的愿望，皇上、神仙等也要服从于此。道的观念最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及至近代，轩辕道的观念对中国追求民主共和国及社会主义的人士也仍在发挥着影响。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四字正是其终生的追求；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中出现了追述黄帝事迹、高扬黄帝精神、呼吁以黄帝生日为纪年的“黄帝潮”；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领袖也信奉“人间正道是沧桑”，赞颂黄帝是中华的“赫赫始祖”、“命世之英”，呼吁人民继承其伟业，复兴中华。因为有了对黄帝的尊崇，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以上事实表明，轩辕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确实像DNA之一脉相传，反映了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可以说，地无分南北、时不分古今、人不论资无，皆尊黄帝为祖先，以大道为至公。说道是中华文明中最深刻、最核心的内容，概括中华文明为道治文明实不为过。廖先生提出中华文明为道治文明的观点确实精到。

2．道治与法治的关系

廖先生讲道治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心是法治，旁及德治、党治与民治；而以法治讲得最多，他把自己的基本思想概括为“科学法治观”。如何看待这个法治观？总体上看，态度是积极的，精神是鼓舞人心的，有相当的科学性在内，对我们的思维创新有启迪作用，对我们国家今天的法治建设极有借鉴意义。下边分别就道治、道生法、法治三个具体问题来分析。

先来看道治。

道是一个客观现象，又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提倡道治就是赋予道以积极内容的过程，可以说廖先生对道的理解就是他论道治的内容。

廖先生从积极的角度给轩辕道赋予了最美好的内容。他给古老的道装上了KQID的内核，使其成为一架有无限创造力的引擎；他提出道是普遍仁爱，是先予后取，反映了宇宙的普遍原则；他说道有创造性和平等分配性，是五项天命，每一个理解了道的深刻内涵的天命人都能有无限的创造能力。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创造同等的机会来发展自己，为他人造福；道也平等地约束每一个人，不容许他有超越其他人的特权。从道生法的角度看，廖先生对道所赋予的美德同时就是对法治的要求，即在立法和执法上应当体现出道的这些美德。廖先生对道的赞美是无可挑剔和鼓舞人心的。

再来看道生法。

廖先生赞成黄帝思想中“道生法”的思想和依道而立法、执法及人人都要守法的要求，其最有意义的地方在生法、释法的环节上。他完全否定了先知和圣人的作用，并把这一点作为与神治文明的根本区别。他认为，道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依道立法可以做到至公至正而无有偏倚；道又是公开的，人人皆可感知，可以证实或证伪。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都不必借助任何先知来解释。这样就不会导致人治，也不会导致人群的分裂。廖先生对先知作用的批驳是他最光辉的思想点之一。就对法制工作者的启迪作用而言，不亚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思想界的震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廖先生在立法的内容上并未多讲道的要求，但他主张道治即德治、即五项天命之治时已经包含了以民为本、尊重个人自由、人人平等、权利义务一致、有调控的市场机制等涉及基本权利和社会政策的问题。依据道生法的要求，这些内容当然要列入法律之中了。相反，如果所立的法律不是以五项天命为指导，那就不是法治而是法制，即人治或专制了，是应该推翻的。

再来看法治。

廖先生所讲的法治主要集中在平等约束的原则上，即帝王将相都要一体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这一点，廖先生着墨最多，特别赞颂了黄帝杀蚩尤和商鞅刑太子傅的事迹。他把法律要普遍遵守并且法律要反映五项天命的要求看成是“法治科学观”的核心原则，这一点与古代西方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认识完全一致。同时，他也强调现代政党、政府及政治领袖都要严格遵守法律，这样法治才能得到保障。这种论述对中国情况尤其具有针对性。

以上简单地对廖先生的道治文明及道治与法治的关系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评论。总体上说，廖先生对道治文明的论述的基本方面是站得住脚的，也有历史文献依据，符合基本史实。如他说道起源于轩辕之时，概括中式道治的思想与实践，尤其是对道治与神治两种文明的比较等，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发人深思的精彩之处。

在道治与法治关系的原理分析方面，他的见解也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性。他谈道治并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为现实而谈历史，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黄帝四经》中讲道的篇章往往是用直观感悟来推论；而廖先生则是从“道法自然”的角度用科学原理来分析道，得出轩辕道最有价值的部分仍能在今天为中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认识。这就大大推进了我们对道的认识，即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现代生命力的认识。这一分析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自然科学发展最新成果为社会科学所用的思路。这对我们创新发展思路是有帮助的。

3．廖凯原先生独特的研究思路及进一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廖先生首揭中华文化之根在黄帝之道，并把KQID嵌入道的内核之中，倡言以道为治不仅可致天下太平，且可获得“免费午餐”，最终能把中国带入美好的大同境界。其观点在我国学界刮起一股新风，令人鼓舞。他能取得如此惊人且深刻的洞见与其特立独行的研究思路有关。

廖先生独特的研究思路在于：他用自然科学原理观察社会人文问题，以西人推理解释中国古代历史，力图发现古老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因素，为今日发展所用。这在我国目前的史学研究方法中实为少见。一般学者或是盲目歌颂本国优良传统，但是找不到于今有益的生命力；或是一味用西方传统贬低中国古老文明，主张全盘西化才有出路。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有害的。廖先生正是凭借其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他对道治文明的优越性、道治对法治与德治的指导关系，以及法治科学观的实现途径与社会条件的分析，都对我们今日的文化振兴和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当然，凡事皆有利有弊。廖先生的独特研究思路在带给我们有益启迪的同时，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些许困惑。除了廖先生的KQID原理中的各种公式数字之艰深陌生以外，也与其研究成果尚不充足、语言译述欠流畅有关。道治涉及的问题面深且广，而廖先生目前的研究论文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而且只是一些单篇的文章和讲演稿，缺乏系统的专著和论文，也缺乏通俗的解读。因此，许多问题的表述还不细致，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首先看道治文明中的先知问题。

廖凯原先生认为神治文明因依赖先知而可能有导致人治的危险。道治文明不会出现这种危险乃是由于“道”科学而客观，可证实和证伪，故人人皆可直接求得以免去先知一层所导致的人治之弊。但问题产生了，一是道本身的科学含义需要科学家来说明，如光速、比特、反熵等，科学家对道的解释是否也是一种先知，如不是，那是什么；如是，会否导致先知之治，即科学家的思想影响现实中人们的判断。二是科学家的解释是否会导致歧义，若有歧义是否会导致分裂，形成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道的局面。（如相对论和量子论对自然界的不同解析）三是“道生法”，而法需要人去定，也需要人去行，这就离不开定法和行法的人对道的解释，也可能出问题。

其实，道也好，神也好，都是形而上的，要明确其意义并成为法的依据，就必然得有人去解释。因而，不同形式的先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孔子、孟子、董仲舒，外国的牛顿、爱因斯坦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先知作为道生法或神生法的中介这一客观现象不能忽视，而如何保持其客观性、防止其偏见性是最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

其次看道治结构中的党治问题。

廖先生的理想的治理结构为道治、党治、民治、法治和德治的统一，但他并未就党如何去治进行探讨。他提出了党必须遵守法治，与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他更重视保持党强大的领导能力。在他的认识里，执政党与道是一致的，是精英人士所组成的，体现了道的公正、平等、创造力等特性，必然代表人民利益。这种认识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传统。《黄帝四经》里即充满了“圣人执道，贤臣来效，民众守法”的理想化的议论，但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如此。古代的君王权臣和现代的执政党违反道的科学要求而蛮干，或者破坏法治而乱为的事屡见不鲜。实行科学爱民的道治，若全寄望于英明的领导人必不可靠。如何健全制度，真正把权力运行放进笼子中还是值得我们在法治建设中多加研究的。

最后来看研究方法中压缩时间与空间的KQID之道。

细细品味廖先生关于道治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所说的道实际上有三种。第一种是《黄帝四经》等古文献所载的言论事迹反映出来的轩辕道，即黄帝思想；第二种是《礼记》、《中庸》、杨朱、荀子、商鞅等诸子和文献中议论的道，反映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可称之为诸子道；第三种是廖先生提出的带有KQID引擎的、有数学模式论证的道，它反映的是廖先生的思想，可称之为凯原道。这三种道既有时间上先后相继的渊源关系，又有空间上跨越古今认识的并存关系。可以说，既有后人认可前人的“道”，又各有各的“道”。前两种是学者能理解的、一般历史学意义上的道，后一种则是陌生的、物理学上的道，对此大多数学者不易理解。

廖先生的文章很多时候由于未标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在阅读时很难分清哪些是轩辕时就有的思想，哪些是后人或今人的思想。比如，轩辕大道是可以用公式、数字算出来的科学定理、轩辕道的核心是先予后取和五条天命、发扬轩辕道的创造力就可以获得“免费午餐”等。这些判断或推理显然是为了歌颂黄帝的伟大英明和黄帝思想对后人的价值而加之于他的。其用心是好的，但要让一般历史学者或其他普通人都能认同可能还要做很多工作。所谓“隔行如隔山，其此之谓也”。

简短的结语。

廖先生的全部思想以道治为核心，因道而生治，因道而生文明。围绕这一个核心、两个方面，本文对其思想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希望能给读者留下简明的印象。文章草就之余，掩卷深思，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廖先生给中国学术做出的贡献？他的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思想呢？我的感想主要有三点。

首先，他第一个高高举起黄帝的旗帜，提出了轩辕道是中华文明之魂和中华文化之源，发掘了道的内涵，揭示了道的生生不息的动力来源的科学依据，阐述了道治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价值和地位，规划了道治在今日中国继续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条件，从而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革命性的震动。这应该是他给中国学术界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这一贡献不仅使中国思想史源头的研究从聚焦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转向远古的黄帝时代，将时间提前了两千余年，更使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建设找到了强大的传统精神支柱。这后一方面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上升到海内外中华儿女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了。

没有信仰，一个民族无法生存，一个文明无法成立。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怎能没有自己的信仰，黄帝就是我们的信仰！黄帝精神充满了仁爱、包容，又蕴含着科学原理，引领我们的先人走过五千年岁月，今天仍将继续引领我们走向复兴。认识到这一点，提出来并不遗余力的赞美它、论证它，廖先生是第一人。就此而言，他居功至伟，给予怎样的评价都不过分。

其次，廖先生独特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他研究道治，与一般中国学者最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跨界研究”，即用自然科学原理来分析社会科学问题，从而破解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内在发展动力之谜。他根据的是量子信息原理，使用的是科学计算方法，分析的是历史文明问题，得出的是令人积极鼓舞的结论。虽然他的具体结论不一定全对，他的公式、数字不一定全都准确，他的KQID或2.0运行体系也不一定能令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是他的这种思维方向是值得肯定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观念的转变，又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科学中历史观、文明观的变化。我们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认清此种形势，不要僵化于自己固有的哲学思维。只有真正解放思想，才能让自己的学问做出新时代所需要的贡献。

最后，廖先生异乎寻常的爱国热情与弘扬黄帝精神的神圣使命感值得我们敬重。

他生于异乡、长在海外、事业大成，本可坐享人生，没必要殚精竭虑地去研究这些艰涩的学术问题。但是，他念念不忘自己是黄帝子孙，为祖国复兴效力之情溢于言表。他那种宣扬黄帝的使命感近乎神圣、异乎常人。读他的文章，每章每页，字里行间，你都能感受到这种神圣的热情在涌动。他著书演讲，呼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信仰黄帝，建议设立国家性礼节仪式以助其事；他还四处奔走、捐资助学、只予不取，做了许多有益于青年的事。读其文要知其人，而知其人更能理解其文中所持观点的价值。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黄帝子孙敬重。

最近以来，廖先生独树一帜的学说及其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学界的一些反响，甚至网络上也物议沸腾、毁誉参半。对此，我们应保持冷静宽容的态度。学术研究中出现各种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对于他文章中个别不周全的地方也不必求全责备。廖先生的文章尚在陆续发表之中，有些问题还有待展开。他用科学原理研究历史或法学，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种方法对多数人来说都有点陌生。人们要接受其成果，头脑中也需要有个转换的过程。我们学者应该多做注疏解释的工作，帮助其完成这种转换。更重要的是，复兴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各种学术的或现实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廖先生只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能苛责于他，更不能期待他把什么都解决。宽容、虚心、借鉴、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