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心态研究的进程

2016年10月，笔者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文献4651篇。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心态相关文献从1986年开始出现，开始的阶段每年仅有几篇，以后慢慢增加到每年几十篇，经过20年的时间，上升到了100多篇，之后开始快速增加，到高峰时社会心态相关文献增加到了500多篇。如果加上其他形式的出版物，30年间社会心态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因而有必要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回溯和梳理，以进一步理解社会心态研究的发生、发展，总结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得失，从而推进社会心态研究。从1986年社会心态研究出现到2016年，社会心态研究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每十年为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5年，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5年，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6年至今。三个阶段的划分，一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另一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心态研究重要成果的出现，以下具体说明。

图1 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的历年文献数量（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

1986～1995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文献是古江（1986）的《试论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这篇文章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1987）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这位单位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作者探讨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在“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心态问题，从个人的投入和产出讨论了公平感的问题。而这一时期更多的“社会心态”文献来自文学研究领域，如关于文学反映社会心态的讨论和文学现象中的社会心态，此外也有来自心态史学的研究，如乐正（1988a）的《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在社会心态研究起步阶段，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以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为代表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特点和规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社会心态调查和探讨社会心态机制与研究范畴的文章。这个阶段出现的比较“规范”的社会心态研究是叶小文（1989）的《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转换、失调与调适》，这项研究既探讨了社会心态的机制，也提出了社会心态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调适手段；这项研究的视角是跨学科的，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等，虽然在一项研究中作者试图提出和解决社会心态中几乎全部的问题，显得“野心太大”，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性。

（二）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

1996～2005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延续了第一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的特点，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比第一个阶段有所增加，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但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并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还处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时期。这一时期探讨社会心态研究理论的成果不多，有几篇讨论社会心态研究意义和本质的论文〔包括张二芳（1996）的《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丁水木（1996）的《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龙宣萍（2000）的《论研究社会心态问题的意义与方法》和李静等（2003）的《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开始出现对社会心态进行干预的论述，如胡红生（2001）的《试论社会心态调控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张二芳（2000）的《倡导健康的社会心态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刘燕（2004）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主要趋势及调适目标》和揭扬（1997）的《转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依然集中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关系的探讨上，围绕这一主题的论文较多，如李布（2000）的《对转型期社会心态问题的探讨》、徐璐（2003）的《论社会转型时期执法者心态变迁及其对执法活动的影响》、刘扬（2002）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调节》、任德军（1999）的《转型期国民文化心态的嬗变》、郑仓元（1996）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主要趋势》，此外还出现了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与社会心态有关的著作。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如刘霁雯（2005）的《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态初探》、姚维（2004）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社会心态调查研究》、郭亚帆（2003）的《内蒙古城乡居民基本社会心态调查与分析》、王晓丹（2002）的《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心态嬗变对近代思潮的影响》。仅从发表的这些文献看，无论是在社会心态的起步阶段还是在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社会心态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突出的表现是以主观分析和现象描述为主，大样本的调查比较少，仅有的一些调查还停留在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态度进行分析的层面，很少触及深层的心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不够。此外，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缺乏探讨，也没有分析社会心态的有效理论，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在学术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

（三）社会心态研究的崛起阶段

从2006年开始，社会心态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不仅每年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成倍增加，而且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探索不断深入、研究领域日益广泛，以及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20年左右的发展，不同研究者在社会心态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如笔者（王俊秀，2014a）在对这一时期社会心态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心态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社会心态理论，但在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时，‘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又被广泛应用，因此，目前的社会心态研究很大程度上概念比较混乱，缺少学科或理论讨论的平台，致使不同学科对于社会心态的解读难有交叉，沟通和交流困难”。针对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王俊秀，2014a）提出，“因此，从社会心态概念出发，梳理社会心态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探讨社会心态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对于整合社会心态研究、推进社会心态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社会心态概念界定、社会心态机制、社会心态结构、社会心态测量和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对社会心态概念的讨论源于杨宜音等三人的一组讨论文章。杨宜音（2006）把自己写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作为靶子论文发表在2006年《社会心理研究》第1期上，同期《社会心理研究》还刊登了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刘力（2006）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心态——评杨宜音的〈个体与宏观社会建构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另一篇是陈午晴（2006）的《汇合与融合：社会心态的两种个体超越方式》，这三篇文章提出了社会心态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杨宜音（2006）分析了群体中的个体和个体中的群体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社会心态产生的机制上界定了社会心态的概念。刘力（2006）认为，虽然心理学对社会心态没有加以界定，但在心理学的历史上不乏相关的理论和研究。他梳理了心理学史与社会心态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回答了为什么社会心理学成为强调个体而忽视群体的学科。他还在文中重点论述了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借鉴社会表征理论这一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陈午晴（2006）则在文中对个体心态如何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心态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个体心态转化为社会心态可能存在两种方式——汇合和融合。杨宜音（2006）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引发了社会心理学界对社会心态概念的讨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马广海（2008）的《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一文，文中指出，社会心态研究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范畴，并针对社会心态概念提出了操作化的想法。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心态理论的探讨，包括社会心态学科基础、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以及社会心态学科的定位，也出现了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专著。

这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崛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家社会政策的需要，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把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纳入政府执政纲领。相应地，社会心态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金课题目录中，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对社会心态研究提出新要求，这激励了许多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繁荣。

社会心态研究成为为国家社会政策服务的重要内容。从2010年开始，王俊秀、杨宜音一起筹备出版“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也就是“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5月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信任”等主题一时成为媒体传播和讨论的热点，之后，“社会心态蓝皮书”每年出版一部。这个关于社会心态的年度报告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了解民情民意、治国理政的参考文献。此外，杨宜音、王俊秀还参与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的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完成《“十三五”时期社会心理和舆论引导研究》研究报告（杨宜音、王俊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