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城区居民社会心态现状

（一）生活满意度

居民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基本评价，是对自身幸福与否的认知判断，这是反映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通过“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好”、“我对生活感到满意”、“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很接近”等6个题目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5级评定，满分为5分，级别越高，幸福感越强。问卷分析结果表明，本区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平均值为3.15分。

根据统计检验，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居民，其生活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居民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认知，却会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综合居民对自己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本市所处的地位以及自身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得分，将居民认为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分为中等偏下、中等和中等偏上三个阶层。本次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等阶层（267人，约占52.4%），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偏下阶层（229人，约占44.9%），少部分人认为自己处于中等偏上的社会阶层（14人，约占2.7%）。分析发现，居民越是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较高，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见图1-5）。

（二）社会认同与归属感

社会认同是人们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对自己是某社会群体成员的认识，以及与这种身份相关的承诺和归属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因此认同感也是社会心态的一个基础指标。本调查通过5级评定量表，分别测量了居民对于西城区居民身份的认同感和对于北京人身份的认同感，由1分到5分，分值越高，代表居民相应的认同感越强。结果显示，居民对西城区居民（均值为3.89分）和对北京人（均值为4.14分）都有较强的认同感，反感别人说西城区居民或北京人的坏话，因身为西城区居民和北京人而感到骄傲。从认同平均得分来看，对北京人的认同感略高于对西城区居民的认同感。

由于社会认同是一种身份感知，因此，我们分析了调查对象的户口身份对其社会认同感的影响，由于此次调查中，本市农村户口仅有1人，代表性不强，因此将其合并到本市城镇户口当中，比较本市户口、外省市城市户口和外省市农村户口居民社会认同感的差异。结果显示（见表1-6），本市户口的居民对西城区居民和北京人认同感最强，外省市城市户口居民次之，外省市农村户口的居民对西城区居民和北京人的认同感最弱，特别是对北京人的认同感，外省市农村户口居民的得分低于中间值3分，表现为不太认同。

由于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给人以心理支持、增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我们对认同感和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西城区居民和北京人的认同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1-7），也就是说，居民相应的认同感越强，生活满意度越高。相关系数表明，对所居住的西城区的认同感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关系更为紧密。

考虑到户口对于居民认同感的影响，为更有针对性地把握认同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我们对不同性质户口的居民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外省市城市户口居民的认同感和其生活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相关关系，对于本地户口和外省市农村户口的居民来说，两者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见表1-8）。特别是对于外省市农村户口的居民来说，其认同感和其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本市户口居民。

（三）对社会支持的感受

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时，居民所能获得的他人支持是其重要的社会支撑，也是人们的一项基本需求，对自身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评估同样是社会心态的一项指标。我们通过5级评定来调查居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主要从哪些渠道获得支持和帮助，1级表示这一渠道没有提供帮助，5级表示这一渠道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表1-9所示的结果表明，居民获得的社会支持最多来自家庭，绝大多数人认为家庭“帮助很大”（58.8%）和“帮助较多”（29.8%），得分均值为4.37分，这表明对于多数居民来说，遇到困难时能从家庭获得较大帮助；其次，还能从邻居处获得较多的帮助，有超过40.0%的人选择了可以从邻居处获得的“帮助很大”（11.8%）或“帮助较多”（30.0%），得分均值为3.08分。从街道或居委会获得的帮助排在第三位，有25.7%的人认为从这一渠道获得的“帮助较多”，还有约1/4的人（22.0%）认为没有从此获得帮助，因而得分均值仅为2.56分，这表明整体上由此获得的帮助较少。从本区的政府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等获得的帮助都比较少（得分均值分别为1.82分和1.73分），对于这两种渠道，都有超过三成的人认为没有从中获得帮助。而超过半数的人（52.9%）认为没有从民间组织获得过帮助，这一渠道提供帮助的均值为1.23分，整体为居民提供的帮助很少。此外，对于党组织、本地政府部门、工青妇组织和民间组织所提供的帮助情况，也都有1/5～1/4的居民表示无法确定。相较于其他渠道来说，居民对这些组织的日常接触较少，居民很难明确感受到其直接提供的帮助，因而做出模糊判断，从而导致对这些渠道的帮助整体评价较低。

进一步分析社会支持的获得和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居民从任意渠道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帮助都与其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即居民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生活满意度越高（见表1-10）。从相关系数来看，从家庭、邻居和党组织处获得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最强。

（四）社会问题感知

了解居民对当前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可以了解居民顾虑和担忧的问题，有助于把握未来工作重点，也可以反映出认知层面上的社会心态特点。我们采用5级评定的方式，列出当前社会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请居民根据自己的感受，评判这些问题在我国是否严重，由1分到5分，分值越高，代表居民认为该问题的严重性程度越高。表1-11列出了居民对这些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看法。从中看出，居民认为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住房价格过高的问题，认为这一问题非常严重（72.0%）和比较严重（20.4%）的人占92.4%，平均得分为4.62分，已接近最高分值5分，这表明人们认为这一问题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随其后的是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及物价上涨、食品安全这几个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平均得分都超过了4分，超过80.0%的人对于这三个问题都做出了“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评价。对于环境污染（均值3.97分），看病难、看病贵（均值3.93分），社会信任度下降（均值3.81分），贪污腐败（均值3.65分）和就业失业（均值3.52分）等和社会生存、生活环境相关的问题，也都有总计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除此之外，人们还认为比较严重的是教育收费（均值3.32分）和养老保障（均值3.17分）这两大问题，总计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教育收费的问题“非常严重”（22.0%）和“比较严重”（26.3%），有超过1/3的人认为养老保障问题“非常严重”（14.9%）和“比较严重”（22.0%）。社会治安问题的平均得分为2.98分，接近中间值3，这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中等水平之上。对于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均值2.15分），老板、雇主和员工的矛盾问题（均值1.94分），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均值1.90分）这三个更可能发生于某一特定群体之中的问题，居民相对了解较少，很多人表示不能确定其严重性，因此，整体上对其严重性评估处于不太严重的水平上。

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很可能和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感知的居民在社会问题感知上的差异。结果表明（见图1-6和表1-12），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等偏下阶层的居民，对于住房价格过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物价上涨，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养老保障，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信任度下降等和经济、居住环境等因素关系密切的社会问题，其感知到的严重性明显高于中等及中等偏上阶层的居民；而对于贪污腐败、教育收费、社会治安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以及征地、拆迁补偿不公，老板、雇主和员工的矛盾、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等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问题来说，不同阶层感知的居民的严重性评估虽有不同，但尚未达到统计上显著的标准。

（五）社会情绪状况

情绪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内心状态的反应，社会情绪是社会成员普遍表现出的情绪特点，奠定了社会心态的情绪基调，是社会心态重要的组成内容。促进社会整体情绪积极向上对于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测评工作分别考察了居民平时的情绪和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情绪感受。情绪的评估主要分析的是愉悦或享受、生气或愤怒、担忧或害怕、伤心或悲哀、厌恶等5种基本情绪，采用5级评定方式，请居民回答过去一年中在某些生活场景中体验到这5种情绪的频率，1分表示从来没有体验过，5分表示总是有如此的情绪体验。将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时和在家时的情绪感受作为平时的情绪，特定场景的考察则选择了到社区服务中心办事和排队乘车这两个情境。

分析表明（见表1-13），西城区居民的社会情绪以积极正向为主。首先，居民平时的情绪以积极情绪为主，尤其是在家的时候，绝大部分人表示“经常”（57.8%）或“总是”（22.4%）愉悦和享受的，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时，也有半数人表示经常（42.2%）或总是（8.6%）感到愉悦和享受。对于生气或愤怒、担忧或害怕、伤心或悲哀和厌恶等负面情绪的体验的均值都在2分或1分附近，表明人们很少感受到这些情绪，相对而言，人们感受到生气或愤怒及担忧或害怕的频率略高于其他负面情绪，尤其是在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时，超过1/4的人（29.8%）报告说“有时”会生气或愤怒，还有接近半数的人（46.5%）表示“很少”有这一情绪体验；分别有近1/5的人（18.8%）和近三成的人（32.4%）报告说“有时”或“很少”会担忧或害怕。而对于其他两种（伤心或悲哀和厌恶）情绪，半数左右的人表示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其次，在本次测评所考察的特定情境中，人们虽然也是以积极正向情绪为主，但是频率明显少于平时，超过三成的人表示到社区服务中心办事或排队乘车时，“经常”或“总是”感到愉悦或享受。到社区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负面情绪体验都比较少，还有接近1/4的人表示无法说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感受或是过去一年中没有去社区服务中心办过事情。在排队乘车时，超过1/4的人（26.3%）表示有时会有生气或愤怒的体验，四成的人（40.8%）表示“很少”有这种感受，对于其他三种负面情绪，都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对四种场景下情绪的综合比较发现，居民在家时的积极情绪最高，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时，积极情绪次之。总体上，负面情绪都比较少，相对而言，生气或愤怒的情绪要比其他情绪更多出现，特别是在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或排队乘车的时候；此外，在这两个情境中，厌恶的情绪出现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些。

（六）未来生活预期

对生活的预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这是社会心态中未来指向的主要内容。我们通过5级评价，分别测评了居民的近景预期和远景预期，前者让居民预估五年后的生活变化，后者让居民预估下一代的生活变化。1分代表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差很多，5分代表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由1分到5分，预期越来越乐观积极。

分析表明，居民对未来五年生活的预期如图1-7所示。认为五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的占14.7%，超过半数人（52.9%）认为五年后会比现在“好一点”，还有17.1%的人表示未来和现在“变化不大”，13.9%的人表示“说不清”会怎样，很少有人选择未来比现在差，总体上，大部分人（超过六成）认为未来五年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居民对下一代的生活状况预期是：近三成的人（32.2%）相信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这一代“好很多”，四成多的人（45.3%）表示下一代生活会比现在“好一点”，15.7%的人表示“说不清”，同样很少有人选择下一代生活比现在差。总体上，绝大多数人（超过七成）明确表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见图1-8）。可见，人们对生活的预期基本都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对于生活的长期预期要比短期预期还要积极。

对未来的预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人们的现状和对现实生活的满意程度。为此，首先，我们比较了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在生活预期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居民对其所处社会阶层的评估越高，对未来的预期越为积极（见图1-9）。其次，我们分析了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情绪体验与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关系。其中，对于社会情绪，主要分析人们平时的情绪体验，即其在家和上班/上学/外出干活时情绪体验的均值。结果显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平时的积极情绪与对未来的预期都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平时的消极情绪则与对未来的预期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14）。具体而言，对现在生活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认为未来生活会比现在好；平时生活中愉悦或享受的积极情绪体验越多的居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越积极；但是，如果居民平时生气或愤怒、担忧或害怕和厌恶的情绪越频繁的话，其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则会更加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