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绿色发展：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我国经济发展正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趋紧，经济发展出现拐点，即增速将从高速增长过渡至中高速增长，或者说，经济从常态发展转型为新常态发展。在“黑色发展”基础上扬弃形成的绿色发展，将面临资源短缺与环境危机、环境代价和不可持续性难题，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 常态发展到新常态发展：资源与环境约束

（一）工业化与经济的常态发展

工业化理论认为，从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中期阶段往往表现出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路径是要素驱动型的，即以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另辟蹊径，遵循的也是“高投入—高产出—高增长”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路径。一般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常态模式。

2010年之前，我国经济常态发展所形成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的高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易丽、韩兆洲对1978～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伴随年均9.8%的经济增速，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以9.4%、2.3%和3.7%的速度在增长，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15.2%和27.9%。该研究表明，资源投入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2%（其中资本投入占57%，劳动力投入占15%）。这一数据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高。

2010年之前我国经济常态发展所形成的高增长，客观上要求以卖方市场为前提条件。在工业化进程中，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更多地依托于产品（商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由于产品（商品）的供给相对小于产品（商品）的需求，生产者只需要考虑如何扩大产量，无须担心产品（商品）的销路，甚至在抬高价格的情况下，产品（或商品）仍能销售出去。因此，粗放式低效率生产成为可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虽然客观上存在产品（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而且这种供求关系不是由市场调节的，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不起作用，但供给与需求的市场仍然存在，客观上造成产品短缺，供不应求，经济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形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既不考虑产品的技术进步和消费需求，也不考虑降低能耗、节约成本，导致经济运行一直处于低端模式。

2010年之前，我国经济常态发展所形成的高增长，以资源、能源的高耗费与环境的高负荷为代价。陆忠武利用IPAT方程对2005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和环境负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GDP增长越快，越不容易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脱钩”。IPAT方程以人口、人均GDP和单位GDP的环境负荷为分析参数，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负荷的关系进行了相对直观的定量描述，但没有考虑末端治理的效果这一生态要素。毛建素、杨志峰、陆忠武等运用ISE方程分析了我国1992～2002年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其他几种污染物等环境负荷的定量关系，认为除了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这一指标之外，其他各项相关的环境效率均比同期内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更快，相对环境负荷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相比于IPAT方程，ISE方程引入了“生态效率”概念。按照ISE方程，某一系统环境负荷等于该系统提供的服务量除以该系统的生态效率，为追求环境负荷的下降，必须以生态效率的增长速度约束经济增长速度。

（二）经济常态发展的拐点

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降，到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已从原来的9%以上下降到7.5%左右，且在随后的3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5%左右，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临近结束，将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冯飞、王晓明、王金兆根据工业化经典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人均GDP、产业结构、产业就业比重和城市化水平等标准指标，认为我国的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2020年左右基本实现工业化。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相比会明显下降，突出表现为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疲态”。

从支出角度看，GDP等于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之和。而近年来GDP增速的放缓，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风险有关。在投资方面，虽然凯恩斯学说及其后续发展的理论认为，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达到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为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保障社会就业，实施了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投资计划，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动协同投资，必然导致政府投资过度，但没有取得经济增长的显著效果。在消费方面，随着投资带来的商品供给急剧增加，卖方市场逐渐被买方市场所取代。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降价促销是生产者惯常采用的销售方法，这会导致生产者产品利润率下降。而单纯采用价格战的方式销售商品，甚至会出现零利润的困境，降价促销的不断加剧，将导致生产者优胜劣汰，生产和效益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多数中小企业经营日益困难。在出口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去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原材料所形成的出口价格优势不复存在。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以更为低廉的成本形成的价格优势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综上所述，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外部基础和客观条件已发生根本改变，传统的常态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

（三）经济发展的“质”与“量”：资源与环境条件

经济发展既要重“质”，也要有“量”，保持“质”与“量”的统一，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但在实践中，二者并不完全一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消费品供给严重短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快速发展经济，以加大社会消费品的供给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即解决经济发展的“量”的问题。为此，一方面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在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投资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引进境外资金和技术，弥补经济发展的资金与技术的短板。另外，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经济发展“量”的问题。在相对忽略经济发展的“质”的背景下，过快的经济增长透支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条件——资源与环境。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在市场调节下，资源价格逐步提升，不断挤压经济增长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低效率的粗放式生产所产出的低价格商品充斥市场，以“劣币驱逐良币”方式为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设置了障碍。劳动力价格急速提升、原材料供应紧张、能源危机等一系列资源难题在域外工业化后期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过快的经济增长所伴生的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不堪重负，滥垦滥伐引发的土地沙漠化和泥石流、过度排放废水和废气引发的公害事件等环境问题频繁发生。过度强调经济发展的“量”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资源与环境的约束。

域外工业化后期阶段国家经济发展从“量”到“质”的转型存在政府管制和市场调节两种路径，但不论选择哪一种转型路径，都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资源和环境问题，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在政府层面，必须把政府财政的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质量统一起来，财政收入的源泉应当是低资源投入、低能源消耗、高科技附加值的产业，同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和立法明确经济活动准入的资源和环境标准。在市场层面，通过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淘汰相对落后的、低效率产能，尤其当经济处于萧条期，不具有技术优势的高能耗、低效率生产的企业往往率先遭到市场抛弃而纷纷倒闭破产，经济发展的效率由此得以提升。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过渡时期，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效率低下的低端制造面临供给侧难题，而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高端制造市场供给不足。在有限的资源支持和环境约束的条件下，改变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从常态发展向新常态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 绿色发展：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挑战

经济发展从常态发展阶段过渡到新常态发展阶段，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实现顺利过渡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处理常态发展的历史账单，如常态发展导致的资源短缺、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潜在消解；二是积累新常态发展的现实条件，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清除阻碍新常态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难题。

（一）资源短缺与环境危机

土地、水源、矿产及其他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原本是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但是，经济常态发展所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附带后果，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相当部分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性被破坏，经济的持续发展遭遇资源短缺难题。据估算，到2020年，在45种重要战略性资源中，我国将有9种严重短缺（依赖进口）、10种短缺。与此同时，资源的利用效率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矿产资源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资源综合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低效率利用资源既是经济常态发展阶段的惯常做法，也是走向经济新常态发展之路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自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会议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逐步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开展环境治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累积的环境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环境负荷一度接近临界值并长时间居高不下。而且，从环境污染的演化趋势看，其表现为从原来的点污染向面污染与点面相结合的污染发展，从工业污染向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交叉并存发展，从城市污染向城市和乡村普遍污染发展。可以说，环境污染日益复杂化，一方面加大了污染治理的难度，需要运用综合性手段进行长期治理；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发展状况，挤压了污染治理的腾挪空间，除了“背水一战”，别无他法。

因此，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看，实现经济的新常态发展，需要负债前行，不能罔顾资源短缺、能源与环境危机这些现实约束条件，而应把资源、环境约束视为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短板”，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予以优先考虑。

（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速度的潜在对冲

在发展经济学中，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标准，但从GDP的表现形态看，不论是价值形态、收入形态还是产品形态，它都是一个结果概念，而不是一个效率概念。换言之，它无法反映产生相应增值的成本差异，更不考虑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及环境代价。因此，GDP指标既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也是一个片面的指标。就此而言，以GDP标准界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一个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速度，必然受到环境代价的对冲。

GDP的价值形态表现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其中关于环境投入和废弃物治理等扣减项是计算的模糊地带。如果生产者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而放任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于不顾，将导致“带血的GDP”产生。在把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的情况下，“带血的GDP”并不是真正的GDP。而且，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化，环境治理成本极其高昂，势必抵消经济发展的增量，形成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对冲。2013年5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席非常明智地提出，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因资源与环境问题导致经济发展速度骤降甚至停滞在工业化后期的国家极为普遍。英国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公害事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经济一度停滞不前。这些国家后续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无不表明他们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清醒认识。

（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难题

可持续性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统一。但既然作为两个目标分别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二者可能是矛盾的、对立的。尤其是当代人的当前需求远远超过对后代需求的理性预期时，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一致性会被粗暴割裂，形成只顾当前需求、罔顾后代需求的不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从工业化中期常态发展阶段向工业化后期新常态发展阶段过渡，需要把常态发展模式转化为新常态发展发展模式，这种转化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断裂式、跨越式的。换言之，在转化完成之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表现为常态发展和新常态发展并存的平衡状态，区别仅在于两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比重。所以，新常态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关键看其是否有力量应对常态发展的挑战。在这一方面，资源和环境约束为其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支持。

三 绿色发展：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机遇

经济新常态发展同样需要消费资源和利用环境，但与经济常态发展相比，其更注重资源的使用效率，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负荷。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新常态发展和把资源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的绿色发展是一致的。所以，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目标，既是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挑战，也是其机遇，其主要表现为高效利用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综合循环、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的战略思路上，绿色发展和经济的新常态发展是一致的。与遵循“高投入—高产出—高增长”的发展路径而表现出“高资源消费、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的常态发展不同，经济的新常态发展要求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遵循“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率”的发展模式，最终表现为“低资源消费、低能耗、低污染”的发展势态，这也是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与造船、机械、石油等资源化的传统产业不同，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产业属于新兴的技术化的现代产业，研发和利用先进技术缓解资源的过度耗费是其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过去那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是经济新常态发展最重要的背景。绿色发展强调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有助于释放资源环境的承载空间，而绿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也为经济新常态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