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货膨胀“盯住制”是目前国际上相当富有挑战的前沿性研究领域，其相关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盯住制”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货币政策制度，对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它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名义锚”来替代货币供应量和名义汇率。通货膨胀“盯住制”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稳定物价是各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也一直是各国的核心工作之一。如此，通货膨胀“盯住制”就成为许多国家货币当局在进行政策调整时的重要考量对象（Cuestas and Harrison, 2011）。

通货膨胀持续性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动态性质之一，是指在受到随机冲击后，通货膨胀率恢复到其长期均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通货膨胀持续性水平越高，通货膨胀率在偏离均衡后恢复到其均衡状态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且其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就越久，因此，货币当局为对抗通货膨胀而采用的货币政策就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张小宇和刘金全，2012）。所以，通货膨胀持续性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诸多国外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持续性水平较高，则必须会增加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成本（Mishkin, 2007），而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未来通货膨胀率走势，进行跨期最优决策（Walsh, 2010；李永宁和裴广一，2014）。

通货膨胀“盯住制”以及通货膨胀持续性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Alogoskoufis和Smith（1991）以及Alogoskoufis（1992）的研究验证了当利率固定时通货膨胀会有较低的持续性。但是当把范围放大时，对比固定利率时期不同国家的数据，却发现其通货膨胀持续性之间有较大差异（刘东华，2011），比如研究西班牙和法国在固定利率时期的数据，会发现其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明显很低，这跟Alogoskoufis和Smith（1991）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等国家，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Siklos（1990）提出存在许多对通货膨胀持续性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诸如战争、供给冲击或者中央银行改革都能影响通货膨胀持续性。还有一些学者则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了调查和分析。Levin、Natalucci和Piger（2004）, Benati（2008），以及Baxa、Horváth和Vašíˇcek（2014）等均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持续性会受到货币政策规则里一些参数的影响，比如货币政策规则中价格水平权重增加，就会降低通货膨胀持续性。而Gerlach和Tillmann（2012）则对亚太地区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调查。在国内，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张成思，2008；何启志和范从来，2011；孔丹凤和杨少娜，2015）表明中国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持续性水平。赵昕东和汤丹（2011）对中国核心通货膨胀进行了估计，发现估计的核心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具有更强的相关性。显然，较高的通货膨胀持续性水平增加了中国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难度。可以看出，国内、国外的学者对通货膨胀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通货膨胀持续性来源因素的角度深入探讨通货膨胀持续性和通货膨胀“盯住制”内在关联的研究并不多，这正是本文展开深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而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当存在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时，通货膨胀持续性是否会变得较低。若上述假设成立，这意味着当通货膨胀成为政策主要焦点时，通货膨胀率对于政策操作将具有敏感性。

本文架构如下，第二部分将介绍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将阐明实证结果，第四部分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最后一部分是对本文的概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