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楚商与楚商精神研究

楚商、商会与产业集群

王涛

【摘要】产业是按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要求集成起来的行业群体，是多个行业、产业链条乃至产业集群的总和。产业的形成与地域资源禀赋、人文环境、商人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未来产业经济的竞争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也不限于企业间或区域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广大楚商是湖北产业创新的主体，是区域产业集群的源动力，而商会是企业家集聚和服务的重要平台与载体，是产业经济的助推器与润滑剂。楚商、商会与产业集群三者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催化，共同演绎着湖北产业经济集群化发展的主旋律，共同推动湖北区域竞争力迈向更高层次。

【关键词】楚商 商会 产业集群 返乡投资 特色经济

“湖北”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正式定名，形成大致今天的版图。楚商是一个新兴的商帮，到2011年9月28日方得到湖北省政府的正式统一命名。在此之前，虽然没有统一称谓，也没有徽商、晋商“成名”那么早，但楚商和楚商产业的画卷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展开。

从屈居山野、筚路蓝缕，到饮马黄河、逐鹿中原，从一个方圆50里的蕞尔小邦，发展到纵横5000里的泱泱大国，楚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文化。在从古到今的产业发展道路上，楚人勤于创造、敢于创新，既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又善于捕捉商机、经营闯荡，在不断的“引进来、走出去”的产业道路上书写了不朽的商业传奇，“九头鸟”也因此名噪四野，闪烁古今。

从制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毛笔、第一把铁剑、第一把古琴等的精湛个体手工艺，发展到钢铁、汽车、石化、纺织、电子信息、食品、装备制造、现代服务、金融、医药等17个特色鲜明的千亿元产业集群，楚商作为产业发展的首要驱动力，一路推动湖北经济从传统的农耕时代迈向了资本时代、新经济时代。如今，伴随产业的快速崛起，一大批楚商快速地成长起来，楚商商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

一 楚商的产业发展脉络

楚商的产业发展跨度很大，从产业的兴衰和历史的维度看，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进入中国之前，以纯粹的农耕与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传到中国以后，在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晚清和民初开始由传统手工业向工业化改造升级转变；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产业在官僚、外敌与炮火的夹击下遭受重创；第四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与蓬勃发展，湖北的产业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发展期；第五个阶段是从楚商定名之后到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以及工业4.0、“互联网+”和智慧产业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楚商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为楚商的产业发展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见表1）。

二 湖北产业集群的类型和特征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由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在地理上集中且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强调的是地理群聚现象对提升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抱团发展、集团作战。

湖北省政府于2007年颁布了《湖北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暂行管理办法》，将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纳入地方主政官员的政绩考核，以此整合“一元多层次”和“两计划一工程”，共同推动湖北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

根据湖北省经信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12月，全省已经形成了99个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培育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度高、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一大批领军型楚商成长起来了，对带动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聚集示范效应。

从产业要素聚集的特征分析，湖北的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依赖湖北本土的资源与地缘优势发展起来的资源型产业集群；第二种是由骨干企业带动起来的产业集群；第三种是依托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孵化、集聚起来的产业集群。

（一）特色资源驱动型产业集群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最初的产业集聚都是当地的企业家依赖当地优势的资源从做小生意开始的。尤其是农林牧渔、矿产开发业，以及依赖农林牧渔业发展起来的食品加工、茶酒饮料制造等产业，都有着非常强的资源属性和地域属性。

对湖北省现有的179个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的调查表明，其中70%属于资源型的，主要集中在农副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等资源依赖型产业。这也表明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分布受要素禀赋条件影响很大。从这个角度可以断言：没有大冶丰富的地下矿藏，就没有战国时期青铜冶炼的辉煌；没有江汉平原绵延千里的良田沃土，就没有屈家岭文化和荆州农谷种植的繁盛。

如今，湖北省内资源型产业集群正呈几何倍数增长。罗田县是全国闻名的“板栗之乡”，现有各类板栗加工企业162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产值10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30%。

潜江市位于江汉平原，水泊众多，水产养殖和水产加工资源丰富，现有各类渔场207个，水产品年产量8.65万吨。全市有8家规模较大的水产品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5.1万吨，“潜江龙虾”畅销国内外。

荆门被誉为“中国磷都”，东宝区围绕磷矿资源的开发转化，培育了以洋丰集团为核心的40多家磷化企业，从业人员4200多人，年产各类肥料200万吨，实现产值26亿元，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磷复合肥生产基地。

中国“米茶之乡”赤壁，建设了20万亩茶园，围绕米茶产业确立了“擦亮百年品牌、打造百亿元产业集群、重铸百年辉煌”的目标。天门依赖“棉花之乡”、“中国衣都”的优势，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棉花交易平台。仙桃市彭场镇拥有无纺布生产企业116家，职工15000多人，全镇无纺布企业年出口交货值13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无纺布制品中心。

黄冈地区已初步经形成了“蕲春药材武穴鸭，浠水生猪黄梅虾，麻城黄牛龙感湖花，团风马蹄黄州菜，红安花生英山茶，罗田栗桑甲天下”的一县一特色产业的格局。

此外，还有洪湖水产、云（梦）应（城）盐化工、鹤峰山野菜、随州三里岗香菇、竹山绿松石、通山石材，包括媒体新近热捧的咸宁贺胜桥鸡汤等都形成了特色产业集聚区。

而新洲的建筑产业、大冶殷祖古建、随州的香菇贸易都已经实现了从依赖地域资源向产业链融合的跨越，从小镇走了出来，将市场的触角延伸到全国乃至全球。

（二）骨干企业带动型产业集群

骨干型企业是产业集群的龙头，是产业升级的领头羊，也是品牌创建的领导者。骨干型企业在产业集群发展上往往起着“以点带面”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一家骨干型大企业，往往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快速集聚，创造出大于自身5～10倍的效应。

早在张之洞督鄂期间，由在官督商办下建立起来的汉阳钢铁厂、汉冶萍公司等构成的钢铁产业集群，钢的年产量占当时清政府全年钢产量的比重达到90%以上，先后带动了机器制造、军工等上下游多个产业板块的发展，并为今天的武钢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成为中国重工业的脊梁。

在三大汽车集团之一东风集团的带动下，湖北具有了重、中、微、轿、专等多种汽车的生产能力，形成了由十堰、襄阳、随州、武汉乃至宜昌、荆州、仙桃等多个地区组成的产业集聚带。

2015年，湖北累计生产汽车196.8万辆，占全国汽车总量的8%，位居全国第六。整车领域，东风汽车公司2015年全年销售汽车387.25万辆，实现营收4877.91亿元，经营规模连续六年稳居行业第二。

在技术要素、资本要素、人力要素集聚，外部环境持续改善的基础上，湖北的汽车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扩大。仅沌口经济开发区就聚集了汽车集团总部5家、整车企业8家、零部件企业300多家、研发机构100多家、生产服务配套企业20多家、省级以上企业研发中心12家，在全国482个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八。

2014年襄阳市成功申报了国家汽车产业集群区域品牌试点示范区，仅襄阳高新区从事汽车及零部件加工制造的企业就达到了650家，规模以上汽车工业产值达991.2亿元，直逼千亿元大关。

曾都、老河口、谷城、丹江口、十堰郊区、郧县等地通过积极发展与东风汽车公司配套的汽车配件生产，形成了以汽配为主体的汽配走廊。其中五个县的汽车零部件关联企业达210家，职工3.8万人，销售产值67.57亿元，汽配产业成为五个县的支柱产业。随州、荆州、仙桃和江夏通过汽车产业园集群化发展也全面提速。

随之涌现出的还有一大批年销售额过10亿元的汽车配套企业，比如随州程力汽车集团、奥马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十堰驰田汽车有限公司、康顺汽车、恒信德龙汽车销售集团等，程阿罗、肖国斌、代德明等一批汽车领域新楚商成长起来了。

除了汽车，在医药产业领域也拥有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如九州通、健民药业、人福药业、马应龙药业等近10家上市企业，打造出了“健民”、“中联”和“马应龙”等一批知名楚商品牌。

此外，京山县依托当地上市公司——京山轻机的集团品牌、支柱产品和市场优势发展机械产业群，已经形成131家关联企业，拥有职工2万多人，销售产值达20多亿元。

安陆市大力发展粮机制造业，拥有粮机企业20多家，成为全国第二大粮食机械制造基地。

类似的还有宜昌枝江、黄石大冶的白酒，公安的汽车零部件，云梦的包装，武穴的医药化工，东宝的磷化工，通城的砂布等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形成了产业集群。

（三）开发区和产业园孵化型产业集群

湖北的开发区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年前汉正街的兴起。明末清初，汉正街已经形成了“八码头临一条街”的规模，成为“天下四聚”之地。清康熙年间在这里设立巡检司，并辅以一定的产业指导，形成了很多前店后厂的传统手工产业。汉正街店铺林立，八方商贾云集，吸引着省内外的人口持续迁入，成为当时的产业重地和金融中心。很多街巷的名称都与产业集聚有关，比如“打扣巷”以打制中式衣服的扣结闻名。

清道光年间，在这片形如卧帚的商业闹市中，称之为街的有32条，称之为巷的有64条。东起集家嘴，西至硚口路，全长3000余米。汉正街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条街了，而是一个大型的综合贸易市场与产业重地。与汉正街相连的诸多街巷，都发展成了专业市场。

1858年汉口、宜昌、沙市等通商口岸开放后，除了传统商业和手工业作坊集聚外，大量新兴的工厂和商业店号也在该区域生根发芽，这里成为各大商帮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

湖北真正成型的开发区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大致经历了起步（1989～1992年）、较快发展（1992～2002年）和规范发展（2003～至今）三个阶段。截至2015年，全省有131个开发区，其中产值过亿元的开发区已经超过50个，入驻企业超过10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5000家。

在开发区和开发区的延伸地带，已经形成了数百个产业园区和99个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汇聚了东风、中芯国际、富士康、NEC移动通信、通用汽车、阿尔斯通、西门子变压器、格力等知名大企业，也汇聚了九州通、人福药业、福星控股、阳光凯迪、枝江酒业、福娃食品等一大批湖北民营百强企业，涌现出刘宝林、孙文、王学海、陈义龙、蒋红星等一大批楚商领军人物。

三 楚商、商会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企业家是企业和商会的主体，是产业创新的核心要素，也是产业集群的源动力。商会聚集了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或产业领域内最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一方面搭建起企业家内部信息分享与合作交流的平台，通过构建文化认同，推动企业家抱团发展，形成一个商帮的品牌凝聚力，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另一方面，商会成为政府和企业家沟通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社会组织转型，将更多地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逐步参与产业规划和产业规范引导，成为产业集群的润滑油、助推剂。企业家、商会与产业集群三者之间互为支撑，共生共荣，唇齿相依。

由于商帮文化基因和产业基础的不同，不同商帮的主营产业和投资偏好也各有千秋，这些产业往往带有各商帮原生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业，宁波商人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于外贸业、工矿业，京商之于文化、娱乐业。楚商以往更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最近几年在互联网、高新技术、智能制造、金融与资本领域开始发力。

（一）楚商是产业集群的源动力

产业发展的雏形，往往是一位或者几位做得好的商人、一家或者几家做得好的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带动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做大形成的。

鄂州的燕矶镇就是典型的例子。金刚石产业在这里聚集之前，这里并没有人造金刚石原料，也没有产业基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地办大理石拼花厂的张中明觉得用砂轮片切割大理石效果不理想，想用人造金刚石刀具代替，金刚石才逐渐被当地人所认识。后来随着他厂里的技术工人独立门户，金刚石刀具的生产技术在燕矶扩展开来，生产企业从最初的一两家发展到90年代的几百家，最后发展出占地1200亩的“中国金刚石刀具城”。

楚商与产业集群之间既有正相关性，又有负相关性。就如同两块磁铁，在产业链互补的时候就“异极相吸”，抱团产生聚合效应；当出现同质化竞争的时候就“同极相斥”，互相排挤，恶性竞争，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或者是企业向内生发出创新力与变革力，通过科技、商业模式与管理的创新，引领产业迈向更高的发展层次。

90年代后期，由于当地配套设施跟不上，投资环境不佳，加上沿海优惠政策和宽松环境的吸引，曾经辉煌一时的燕矶，一度出现企业群体外迁的现象。到2000年的时候，原有几百家金刚石企业的燕矶，仅剩下10多家金刚石刀具企业。后来，政府出台17项含金量高的政策吸引大批楚商企业回归，加上金刚石行业协会和金刚石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支持产业链上的企业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并转变发展方式，走规模化、品牌化的道路，燕矶金刚石产业才起死回生，燕矶也成为“中国金刚石刀具第一镇”。

产业集群的形成来源于企业家的驱动，省委原书记李鸿忠曾多次强调“企业家是湖北最宝贵的资源”。近年来，虽然湖北的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明显提高，骨干型企业数有所增加，但和浙江、山东相比，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集聚程度还远远不够，缺少一批龙头型、引领型的大企业。用李鸿忠的话说是“缺少航空母舰级企业”。这是湖北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未来湖北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所在。

（二）商帮领袖引领着产业集群发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楚商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楚商领袖的传帮带与引领示范作用不可或缺、不容忽视，他们在产业集群过程中发挥着旗手与引擎的作用。

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大商鄂君启有车50乘，并形成由150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成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水上“物流运输集团”，成为当时的“船王”，开楚商航运物流产业的先河。到1921年，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轮船运输企业发展到130余家，轮船达到300余艘，计25000多总吨，仅次于广东、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位。

近代，武汉市汉口总商会的历任会长万泽生、贺衡夫、刘鸿生、宋炜臣等人不仅建立了强大的商业帝国，在产业升级和产业规范方面也起到了极强的引领示范作用。

当代楚商中，陈东升引领泰康人寿在全国建立了36家寿险分公司，拥有4200个机构网点、超过40万人的营销队伍，管理的资产超过9000亿元，在全国八大城市建立了“泰康之家”，成为整个保险界的标杆。作为楚商的“带头大哥”，他正带着一帮楚商迈向更广阔的产业空间。

湖北首富刘宝林掌舵的九州通，在医药流通领域的布局几乎覆盖全国。先后建立14家省级大型医药物流中心、20家地区配送中心及200多个配送站，覆盖了国内大部分的区域。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495.89亿元，员工人数达1万余人，成为国内辐射面最大的医药分销网络之一，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引领和辐射力。他在当选湖北省楚商协会会长时提出了“大带小、强帮弱、小促大”的九字方针。

而雷军、周鸿祎和汪潮涌等在互联网领域内的诸多投资和布局，在未来互联网产业版图上必将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三）商会为产业集群发展保驾护航

从古至今，不少商会在企业维权、行业自律、法律金融服务、政策对接及社会公益参与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掌握着较多的企业家和政府资源，商会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能起到引导产业集聚、规范产业发展、协调产业矛盾、培育产业链延伸的重要作用。

1871年，汉口茶商冲破各自分帮的阻隔，联合成立了茶叶公所，通过设立新的规章，规范内部管理，和洋商之间展开竞争，最终通过据理力争，维护了湖北茶商的整体利益，争回了被洋人资本掌控的茶叶产业的话语权。

中国近代商人自办展览会的先河就是由商会开创的。1910年，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资本和产业的侵略与压制，中华大地上刮起了强烈的抵制洋货、倡导国货之风。湖北省政府大力倡导各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商品赛会，鼓励支持商民携鄂货走出武汉、冲出国门、走向世界。1929年，在汉口总商会和有关部门筹备的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展出了周边县市区农、工产品4万余种。在1911年的意大利世界博览会上，湖北的14家参展单位有16种产品获奖，鄂西北一隅郧阳的丝织物获得银牌。而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了金牌，8家企业的产品获得银牌。苏恒泰纸伞、马应龙药业和精益眼镜等都是通过展会进入国内外消费者视野的。

近代，汉正街商会在推动汉正街繁荣、引导产业协调发展和行业自律方面也功不可没。当下，楚商联合会、楚商协会、楚商全国理事会、城市圈商会等综合型商会，以及湖北省汽车行业协会、医药行业协会、网商协会等专业协会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矗立在各地的楚商大厦、湖北会馆、楚商产业园、楚商之家，都成为楚商抱团打天下的标志。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的楚商对当地商会的作用持认同的态度，认为“作用很大，有效地促进了会员间的交流合作与抱团发展”；只有8.7%的会员认为“对企业的实际帮助不大”；没有人认为商会是小圈子、小团伙（见图1）。未来，商会在产业引导和产业集群方面仍大有可为。

据统计，目前省内有各类大小商（协）会2000多家，楚商在外建立的异地湖北商会近200家，其中冠以“湖北”字号的商会有72家。除香港、澳门、西藏之外的31个省（区、市）均设立了省级商会，能统计到的产业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此外，楚商还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设立了十余家商会、同乡会，联系各工商界人士近1000万人。这些商（协）会对促进楚商抱团合作、推进产业集群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目前在楚商中还没有形成类似于沙县小吃同业公会、兰州拉面产业联合会这样的紧密型行业组织。

伴随产业的发展，商帮的文化与精神也在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继承、演变和发展，凝练出独特的经营之道和处世哲学，这也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 楚商产业集群的启示

通过梳理分析湖北产业经济发展脉络和楚商的投资选择与产业取向，我们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一）稳定开放的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

从殷商时代到十八届六中全会，湖北产业的兴衰路线图清晰地反映出产业经济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正相关度几乎是100%的。

湖北产业经济的发展在魏晋时和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两次跌至谷底，主要都是因为外部环境恶化，战乱不断；而春秋战国时、隋唐两宋、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以来四度空前繁荣，均与稳定和平、重商亲商的营商环境有关。事实证明，越开放自由的环境，越能激发人民的创造性，从而驱动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测评监管质量与效率》指出，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加快推出促进营商环境改善的改革措施，使本地企业家开办和经营企业更加容易。相较于2014年的154项改革措施，85个发展中经济体2015年共推出了169项推进营商环境改善的改革措施。此外，发达经济体也实施了62项改革措施，使得全世界122个经济体在2015年推出的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措施达到231项。全世界的经济体都将改革红利视为重要的生产力。而在这方面，地处内陆的湖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见图2）。

（二）改革与创新是楚商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最近三年，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湖北吹响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号角，在全省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旨在营造公开、平等、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的关系，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增长动力，促进湖北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湖北成为全国省域范围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并正在向“最优省份”行进。

2015年，武汉被选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接力棒再次交给了湖北，主政者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的定位。这项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的创新示范工程，加上“科技创新十条”、“新经济十六条”等一系列政策都给楚商产业创新驱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勾画了美好的未来。

目前，NEC、西门子、富士康、通用、华为、联想、中兴、腾讯、海尔、美的、顺丰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纷纷在武汉攻城略地。甚至有很多将总部、仓储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基地迁到武汉。数据显示，在过去数年里，来鄂投资的境外500强企业已经累计达到216家，位居中部地区首位。

这些企业对武汉、对湖北的垂青，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改革创新的驱动下，湖北的投资价值得到了世界和楚商的进一步认可，“中气十足”的湖北正逐步成为大企业和楚商进行产业战略布局的“第四极”。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武汉市将成为中国第三大城市。按照《武汉2049》的描绘，到2049年，武汉人口将达到1800万人（不考虑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的效应），有望成为世界级城市。

在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武汉城市圈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建设和大别山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正向因素驱动和多重战略机遇的叠加之下，楚商的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和物流正加紧向位于中部的武汉及周边城市流动，楚商返乡投资的步伐正逐步加快（见表2）。

（三）楚商在新兴领域投资不足，整体实力不够强

调查显示，目前楚商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产业，综合占比达到66.67%。其中在金融、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教育、科技等新兴领域投资占比相对较低，均不超过10%。而在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领域，以及文化、体育、娱乐业，楚商涉足的并不多（见表3）。

从参与调查的楚商企业的注册资本金和2015年度净利润看，注册资本金主要集中在2000万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6.66%，不足两成。2015年度净利润不超过5000万元的占59.26%，超过1亿元的仅占8.7%。总体而言，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楚商大型企业相对较多外，不少外地商会中的会员企业实力普遍偏弱，以中小型企业居多。此外，商会会员所处的行业也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大的产业集群，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气候（见图3）。

（四）资金和人才缺乏是楚商企业返乡投资的主要阻碍

面对经济新常态，楚商企业的投资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调查显示，制约楚商返乡投资排在首位的因素是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占比达到53.86%。其次是人才缺乏和招工难，占比42.3%；值得关注的是，政府诚信度差也名列其中，占比13.76%，仅次于用工问题（见图4）。而在投资环境方面反映出的问题很少，比如以前反映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过多、执法环境不良、行业垄断难破除等问题，如今选择的基本没有，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湖北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不断优化，得到了广大楚商的相对认同。

调查显示，楚商希望政府和工商联解决的问题排在前两位的是政府协调、资金和融资，分别占38.46%和30.77%，其次是人才培育，再次是协助维权（见图5）。

五 发展建议

（1）政府继续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营造公平、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着力解决政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加大政策的落地执行，为广大楚商营造稳定的发展氛围，增强楚商的投资信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2）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培育引导力度，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的普惠性支持，从税费、水电气等方面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加强对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的规范化、特色化引导，杜绝产业园区的盲目、无序扩张，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寻求突破，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充分认识楚商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将培育楚商和培育产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整合培训资金与资源，继续加强企业家培训培养力度，高度关注楚商企业传承和新生代楚商的培育问题，着力构建企业家的梯次培养体系。

（4）从体制机制上着力破解资金、人才等制约楚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痛点和“老大难”问题，打好政策“组合拳”，继续强化金融创新和人才培育，尽快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发挥实际效能；继续组织“荆楚工匠”和“后备工匠”的选拔和培育工程，继续加大华创会、千人计划、“3551”、黄鹤英才等一系列人才培育培养措施的力度，围绕产业集群培育领军型、实用型人才，继续加大对武汉以外城市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促进全省产业的均衡性发展。

（5）加强商协会的有序监管和跟踪评价，建立健全商会的激励、退出和社会监督机制，建立完善的评估机制和评价指标；继续强化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联系商会制度，建立定期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序加大事务性权力的下放力度，在健全评价激励机制的基础上，赋予商协会更多的职能；设立楚商商会特别贡献奖，对促进交流合作、加强行业自律以及为推进产业集群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商协会和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