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如何编写世界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对于如何编写世界史，历史学者提出的方案和进行的实践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我这里说的只是个人参加编写多部世界通史得出的一些感受。
我国编写世界通史，应该说是从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开始的。那时理解的世界史，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它应该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应该有一个体系。正因为如此，世界史就不是外国史，因为外国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史也就包括中国在内，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导言中就说明“论述各时期中国历史的概况和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但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讨论起来可说是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该批判欧洲中心论，因为在接触到的外国学者编写的世界史中，这个问题相当突出，如欧洲部分很多，东方各国很少；欧洲部分是中心，东方各国只是边缘；欧洲部分系统明显，东方各国凌乱无序等。但进行了批判后，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仍然未脱离原来的模式。萨义德的《东方学》给人以启发，他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对东方的认识充满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可是由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当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时，也是通过西方的“东方主义”棱镜进行的，没有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我们力图创新的世界史体系也仍然不脱西方中心的窠臼。
最近顾明栋指出，中国人不但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还受“汉学主义”的影响。“汉学主义”是西方人以欧洲优越、欧洲中心论的眼光认识中国形成的中国观，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部分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主义，拿来观察自己，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无意识，其中心表现可以概括为：第一，西方比我们强，我们事事不如人，有时虽然感情上不愿意承认这点，但是在理性上不得不承认；第二，西方人说的都是对的，他们是我们对错的仲裁者；第三，西方的历史、文化都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而我们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汉学主义”的形成也有许多中国人添加的材料，是“他者殖民”和“自我殖民”的双重结果。不同的是，“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是不可能西方化的，永远是一个“他者”，而“汉学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西化。
由于这些“主义”的影响，我们编写世界史，建立自己的体系就困难重重。我们遵从的谱系、承认的发展正道是古典文明、封建时代、民主革命等，全是西方的路径。无论是五种生产方式说，还是现代化论，抑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都离不开这一谱系，也就是都是以西方为正统。西方古代是民主的，东方古代是专制的；西方的封建不仅孕育了资本主义城市，还孕育了代议制民主，而东方的封建就是落后、专制；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更是今天世界的基础，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其学习。世界历史当中具体的概念、结构，全是西方的标准，像民主、自由、平等等。官僚制的标准是韦伯的，中国的官僚制则不能成为标准；封建制是以西方的封君封臣制为标准来看东方各国是否有这样的制度，而不是用中国的封建制来看西方；讨论的是中国的奴婢、部曲是否合于西方的奴隶或农奴，而不是相反；讨论的是印度的首陀罗是不是奴隶，而不是奴隶是不是首陀罗。至于理性、现代性等，那更是西方的“专利”，东方的历史无容置喙。我们没有自己的世界史体系，使用的是西方人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史体系，这一体系应该说也有符合普遍规律的内容，但是更多的是西方的独特性，如何能拿来建立普遍性的世界史体系呢？
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编写世界史的方法，试图淡化民族、国家的内容而强调各文化、各文明之间的交往，编出不少有新意的世界史。不过，我觉得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从西方出发看世界的。而且，文化交流、跨文化互动、人与自然的交流和互动等确实构成世界史的某些内容，可是这些交流和互动所以发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民族、国家；造成这些交流和互动的原因，还是要到民族、国家之中去追寻。叙述人类历史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事件，这三者都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研究人类历史，为的是了解过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助于走向未来，这更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
所以，我以为，要编写一部综合了世界主要民族、国家发展规律，体现世界历史的科学进程的世界史，首先要设法清除我们头脑中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的影响，然后选择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民族（如阿拉伯民族）、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国和美国等），在比较中研究它们历史发展的特点，探讨它们历史发展的特性和共性，在这样的艰苦研究中逐渐建立起科学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进而总结出世界共同的发展规律，最后也许可以达到写出具有新体系、新观点、新方法的世界史的目的。
（责任编辑：王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