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右坞村城市化的观察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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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村城市化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2006,第480页。如今,这一论断正被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印证着。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乡村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城市中国”高歌猛进,中国的万千村落在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冲击下,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变迁。冯骥才:《古村落抢救已到最紧急关头》,《新华日报》2012年6月8日,第B03版。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2012年这10年间,中国的自然村落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这无疑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历史性影响。因此,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对其村落进行保护和再造,是当下这个时代向社会科学界提出的重大课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至少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一类是村落的消失或解体。村落消失或解体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李培林提出的“村落的终结”。城中村和近郊村落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的影响,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淡化与消解,社区边界将最终解体,村落走向终结。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10,第40页。第二种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青壮年外出谋生,村落内部组织和结构趋向解体,成为“空壳村”。另一类是“村落的再造”。折晓叶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村民主动采取集体行动,举办非农产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村落最终形成政经社一体的“利益关联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村落并非萎缩和消亡,而是村政功能不断增强,社区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村落整体实现了“重建”和“创新”。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页。就当前更大范围内的乡村实际来看,“村落再造”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可资借鉴和研究。它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于,社区成员立足自身,借助外界有利条件在原来的生产、生活范围内进行的一种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发展实践。要洞察和理解隐藏在这一伟大创造性实践背后的“社会隐秘”,对村落场域内的精英人物及其“创新行动”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即使处于同样的宏观环境,自然条件相似的不同社区,由于其内部行动主体的行动差异,社区将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创新”往往是极少数精英人物的冒险举动,而非所有成员的共同行动特征,毕竟尝试新鲜事物的结果预期不如例行化行动那样绝对可靠。因为习俗经济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新制度经济学家这样提示我们。

本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再造”这一变迁类型的发展实践和村落精英人物及其行动的内在相关性。本书以浙北近郊右坞村的城市化、市场化历程为背景,以村落的创新发展与再造实践为叙述主线,试图通过对历史动态村落场域内社区精英的“创新行动”及其策略的详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在“国家—精英—农民”的框架内来探寻他们对村落发展的功能与影响,从而描摹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再造”的过程特征、变迁轨迹,挖掘出其背后的微观动力机制,旨在为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再造提供一个微观层面的学理性解释,并希冀通过对这一“村落再造”实践的透视来为其他村落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研究课题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2006,第187页。“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6页。的动因正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笔者认为,相比于普通大众,人民群众中的精英人物及其行动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则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巴特摩尔所说:“在那些社会变革复杂多样、困难重重,人们业已习惯的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会产生对杰出领袖和精英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里找到考察产生新的精英的社会力量,以及精英在努力建设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时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绝好机会。”〔英〕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第79页。

本研究课题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验事实与理论演绎相统一,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研究个案右坞村30年城市化变迁的考察与审视,以提炼出30年来村落城市化的演进逻辑。笔者根据历史演进中的“社会事实”建构村落30年城市化变迁的基本框架,努力将实证调查的个案材料、文献资料与理论逻辑演绎相结合,将经验事实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以使笔者的研究与阐释符合经验事实与逻辑演绎。

本研究课题遵循“社会事实”的学术原则,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主要运用精英行动与社会变迁的理论。

(1)“社会事实”原则。本研究课题遵循涂尔干“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的“社会事实”原则,尽量摆脱理论设想的一切预断和研究过程中的主观臆断,始终坚持遵从“社会事实”的原则。笔者把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的研究建立在固有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已有的概念、理论或规则上。“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69页。列宁提示我们需要尊重不断发展的鲜活的社会事实。笔者以村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历程为背景,以村落的创新发展与再造实践为叙述主线,通过对村落历史发展场域内精英人物的“创新行动”及其行动时所采用的各种策略的考察,来探寻“村落再造”的发生机制。笔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把研究推向深入,力图将精英人物及其“创新行动”对村落变迁的功能和影响通过鲜活的社会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

(2)“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最早是孙立平教授在从事土地改革50年来农民生活经历的口述史研究时提出的。他认为“‘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第1页。本研究将“村落再造”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来分析,“村落再造”的过程又是由一个个动态的历史事件所构成,通过对社区内部各类精英的行动过程和事件发生过程的观察来揭示村落变迁的微观机制和内在演进逻辑,进而在微观的社区行动与宏观的社会变迁之间发觉某种可以衔接的机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村落再造”这一动态的社会事实的研究,了解到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是如何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方法论真正进行落地和应用于社会实践研究的。

(3)精英行动与社会变迁理论。卡莱尔曾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虽说卡莱尔的“英雄决定论”过分主张作为主观能动的人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英雄在社会变迁中确实发挥着较普通人更大的作用,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论和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均强调了精英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在本项研究中,笔者透视村落精英在村落城市化变迁中的作用,并非平铺直叙地阐述村落精英的结构、构成来源及其作用的变化,而是突破以前的单一研究精英人物的研究范式,将精英人物放在一个鲜活的村落城市化、市场化历程中去探寻他们的功能和影响,尤其是一个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成功实现再造的社会事实更能鲜活地体现精英人物的创造性作用。笔者不仅是在村落城市化变迁中来探寻精英对村落实现再造的创造性功能,还注意到村落城市化发展的外部机遇、内部条件对村落精英的产生、发展、角色转变的催生作用,以更科学、更全面地展示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的内在机理。

本书为温州大学任映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特征概括与规律分析”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项研究从研究策划、田野调查、资料整理到书稿最终定稿,历时3年。作为学术生涯的第一本专著,全书的写作过程是笔者与20余万文字间痛苦又快乐、煎熬又兴奋的对话过程。

本项研究得到了调研对象村落的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以及部分村民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详尽介绍,才使本研究有了鲜活的研究素材,为笔者深刻认知右坞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再造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和研究基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本书中的部分地名和所有人名均为化名(公众人物除外),书中部分档案材料和图片资料也做了相应的隐饰。

本项研究还得到了杨建华教授和任映红教授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他们对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引领、扶持和襄助。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专家,对本书亦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才得以资助出版。

在此,对以上所有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专家、老师、右坞村村干部以及访谈对象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莫艳清

2016年5月于杭州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