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史研究：新兴的学科

当代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或学科，正在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其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在学术界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其重要的相关问题做出梳理、分析和研究。

一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命题的界定

当代学术史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这是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和结果。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学术受到政治的干扰和压抑，学者甚至丧失了自我，实际上，这时是中国学术的断裂期。改革开放30余年的学术发展，从时序上来看，是承接“文革”而来的。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改革开放30余年的学术发展是中国学术发展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改革开放30余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学术发展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其负面因素和教训（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行为）也是不可小觑的。如果从整个“当代”的角度出发，将视线从新时期再往前推移，当代前17年的成果与问题、经验与教训，“文革”十年的学术断裂，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反思。因此可以说，为推动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引起了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随之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和学术热点。从这样的角度看，可以说，当代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应运而生、顺时而出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当代学术史”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辨析。“当代学术史”实际包括“学术史”和“当代”两个要素。我们先看两位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学术史”的论述。李学勤在他主编的11卷本的《中国学术史》“总序”中写道：“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张立文在他主编的6卷本《中国学术通史》“总序”中写道：“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两位学者的文字表述虽有不同，但其内在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笔者认为，“学术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即研究过往学术发展的历程。学者是研究学术的，做学术研究时，学者是主体，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学者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即学者的研究背景、研究活动、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成了研究对象，甚至学者的治学经历和生平也成了研究对象，这个时候，学者就由研究主体变成了研究客体。简言之，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学术史与思想史有紧密的联系，学术史离不开思想史，学术如果没有思想就没有了灵魂，就无深度可言；反之，思想如果没有学术做支撑也就没有了根基，就会显得苍白、肤浅。但学术史与思想史又有区别，思想史与社会现实、与人生、与人的情感和价值追求联系得更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史人文精神更浓，学术史科学精神更重。如果要从学科定位的角度对学术史进行学科归类的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即从三个方面做出假设）：一是将其归于“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学”，其所属的学科门类亦称“历史学”）内的“专门史”这个二级学科，那就可以将其作为“专门史”这个二级学科下属的一个三级学科来看待；二是在“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内将“学术史”增设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假如这样设定的话，“学术史”就成了和“专门史”相并列的二级学科；三是考虑到其涉及的范围甚广，从经验的角度可以将其划入“社会科学总论”类，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专题刊物中，有一种刊物名为“社会科学总论”，不少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都被该刊选入。只是这“社会科学总论”没有其能对应从属的一级学科，它似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一级学科都相联系。总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进一步探讨。“当代”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具体来说指1949年至今（当然1949年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因为学术的发展往往表现出连贯性，“当代”与此前的“现代”之间有着多方面的承续性）。由此可见，“当代学术史”有一个时间上的大致起点，但暂时还不能确定时间上的止点，其还处在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中。

笔者以为，大致说来，当代学术史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包括对当代某个时期或时段的学术思潮、学术争鸣、学术流变、学术发展、学术积累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如关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的学术范式确立的研究，关于“文革”期间政治对学术的干扰、遏抑甚至扼杀的研究，关于新时期西方学术思潮引进历程的研究，关于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与建设的整体研究，关于新时期反对学术腐败的综合研究，关于新时期学术评价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中国新时期学术发展史”这样的题目，等等。二是学科史。比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史、当代史学史、当代自然辩证法研究史、当代鲁迅学史、当代红学史等。三是学者个案研究。张岂之在《学术史与“学案”体——序〈民国学案〉》一文中说：“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学者个案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关于胡绳、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任继愈等知名学者的研究。四是学术批评，或称学术评论。陈平原在《“清道夫”与“建筑工”——余三定著〈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序》中说：广义的“学术史”“包括学术批评”。“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正是这些琐碎但又执著的努力，给中国学术的‘自清洁’，以及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陈平原的上述论述，与笔者上文中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看法，颇多相通之处。

二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历程的简要回顾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不少。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两个时期形成了出版小高峰：一个是1999年至2001年前后，那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前面提到的李学勤主编的11卷本的《中国学术史》于2001年出版，该书虽未涉及“当代”，但与当时的“出版小高峰”不无联系；另一个是2008年至今。2008年主要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起则主要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顺便补充一下，这一至今仍在延续的“出版小高峰”在报刊界也同时形成了研究的高峰，如《人民日报》（学术动态版）从2008年5月至12月开设了《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专栏，由“学术动态版”改版而来的“学术版”又从2009年7月至10月开设了《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栏目。《光明日报》（学术版）也在2008年开设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学科发展综述》专栏。根据笔者搜罗、考察、分析、梳理，已出版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可以大致分为四个类型。第一，关于当代学术史的宏观研究。在这部分中，出版较早的是处在第一个出版高峰期内即2000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随后还有2001年4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著作。第二，关于几个主要学科学术史的研究。除出版了不少文、史、哲、经等几个“显学”学科的发展史外，还出版了鲁迅学史、红学史、老子学史、庄子学史等多个特殊学科的学术史研究著作。第三，“学案体”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内中可再分为“学案体著作”和“学者自述”两个小类。前者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九谒先哲书》；后者指由学者自撰或口述而成的著作，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6卷本《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关于当代学术方法的研究。内中可再分为“一般学术方法的研究”和“主要学科学术方法的研究”两个小类。上述四个部分实际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几个主要切入点。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于第二个出版高峰期内即200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总主编王伟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中国哲学30年（1978—2008）》等14卷，是一套很厚重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丛书。另外，2009年4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重要学术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暨当代中国学术史研讨会”（金华）上，启动了“当代中国学术史”大型丛书的编撰工作，我们期望这套大型丛书能够成为当代学术史著作第二个出版高峰的代表性成果。

新时期以来，较早提出并积极开展学术史研究且取得杰出研究成果者，是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陈平原等于1991年11月主编的《学人》第1辑就开辟了《学术史笔谈》专栏，该期专栏收入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随想》、靳大成的《关于现代学术史的思考提纲之一》等文。陈平原在《学术史研究随想》中说：“学术史的主要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这里论述的学术史的主要功用，可能也正是陈平原较早开始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差不多与此同时，陈平原开始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不过，在“学术史”前特别冠以“当代”一词做限定并提出“当代学术史”这一命题，则可能是《云梦学刊》做得较早。《云梦学刊》在1990年开设了《当代学者研究》栏目（如前所述，“当代学者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当时已开始进行当代学术史研究了，但那时没有将栏目名称直接定名为“当代学术史研究”，说明当时对当代学术史研究还缺乏自觉意识，还处在一种自发的初始阶段。到了2003年第1期，《云梦学刊》把《当代学者研究》栏目改版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标志着对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有了自觉意识，或者说当代学术史研究已开始实现学科的自觉。《云梦学刊》从2004年开始，每年围绕“当代学术史研究”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每次邀请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知名学者参加，至今已连续举办了7届。其中，2005年6月，《云梦学刊》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提出要把“当代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2007年5月，在上海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2008年5月，在广州与《中山大学学报》联合举办了“改革开放30年学术史研讨会”; 2009年5月，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论坛”; 2010年6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其间，2009年2月，《云梦学刊》的编辑们在众多作者的支持下，将2003年到2007年发表在《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中的文章精选出三分之一，编成《当代学术史研究》（全书计670千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算是对这几年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小结。《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是完全开放的公共平台，在这些年发表的论文中，外稿大概占到95%以上，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术单位知名学者的来稿。陈平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为《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撰稿，参加《云梦学刊》围绕“当代学术史研究”举办的研讨会，还先后4次组织他与夏晓虹指导的博士生们进行专题研讨（每次选择一个主题，组织6～8篇文章一同发表于《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上）。“当代学术史研究”已引起了在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们的关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已连续5年在其每年的最后一期刊登《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当年的总目录。《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几乎每一期都会刊登由博士生撰写的水平较高的相关专题论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较早明确提出“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学术史研究”概念的情况虽然大致如上所述，但实际（即在行动上）开展“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学术史研究”可能要早得多。单就“当代学术史研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伴随着当代学术史的产生就有了关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比如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学术评论、学术争鸣综述，还有少量的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就可以说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当代学术史研究。新时期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1984年就出版了《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他在“自序”中写道：“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书于其间，忆往事，述旧闻，怀故人，望来者”，“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可见该书实际是著者的一部学术自传，其后半部分自然属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范围。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9年、1990年、1992年先后出版了《钱钟书研究》第一、第二、第三辑，明显是属于当代学者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设了《百年学术》《北大学人》两个与当代学术史研究相关的栏目。《光明日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也发表过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如该报1998年1月20日、1月27日在《史林》专刊连载了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长篇论文。从上述举例可以见出，对于当代学术史的实际研究大大早于概念（命题）的提出。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此前比较充分的学术探索、学术积累，才会有后来的“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学术史研究”概念（命题）的适时提出。从零散逐渐走向系统，从自发逐渐走向自觉，这是当代学术史研究这一领域或学科的发展轨迹，也可能是所有新兴学科发展的规律。

三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之一）的“后记”中写道：“有人问我是否有过方法论上的考虑，其实我只是在阅读思考中‘不期而遇’地形成了这个东西，而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有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不同叙述方法，好比是从不同角度投射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许多光束，它们必然各有其所见不及之处，但也毕竟都各自照亮了不同的景象。不错，就某个人的具体方法或模式而言，它们在解释力、涵盖度和精致性上确实有高下之别，但我仍不愿将之看作是非之分。”阎步克在这里强调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要有“不同叙述方法”，也就是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当代学术史研究也应该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下面几点值得注意。

1．注意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

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引言：‘研究之研究’与学术视野的拓展”中写道：“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才有研究的动因，才能形成研究的课题。所谓问题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对研究对象深入的思考，包括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因此，对所从事研究的学科性质、特点及状况的全面了解，是我们初学者进入研究的必经之路。面对业已形成的学科格局，我们很自然会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问题的探寻可能是有意义的，也才能感受自己工作的价值。”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中认为：“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我之所以赞同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当下的学术思潮。这样的话，更应该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盲目追求体系的完整或体积的庞大。”比如，新时期以前，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与领袖人物的关系；新时期以来，社会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海外学术思潮对当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关于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的互动（既有正面的互动，也有消极的互动）、关于反对学术腐败的讨论等，都是当代学术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2．重视学者个案研究

陈平原在《“当代学术”如何成“史”》一文中还说：“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屋建瓴，但不无可取处。”“以‘学人’而不是以‘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笔者以为，当代学者个案研究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研究学者的生平经历与治学历程。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研究学者的人生态度、思想信念和人生境界，要注意考察学者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关系。其二，研究学者的治学成就，即研究、评析、总结学者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包括著作、论文、学术见解、学术观点、学术影响等），要特别注意将个体学者置于宏观的学术发展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其三，研究学者的治学特点和治学经验，就是要从学者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成果中，总结出其治学特点和治学经验，要揭示出其独特之处、内在之处。上述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

3．重视当代学者的口述实录（口述史）

当代学术史还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健在的学者是亲历者、参与者，从口述实录中了解这些学者的亲身经历和参与过程，不但可以掌握他们心灵深处的心理动机和内在动力，而且可以了解某些重要学术活动、重大学术事件的内在原因和深层背景。因此，在当代学术史研究中，重视当代学者的口述实录（口述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历史研究》的前主编徐思彦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仅有文本是不够的》一文中告诉我们， 2005年前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做了一项口述史课题：“《历史研究》与新中国的历史学——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徐思彦在该文中写道：“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研究文本，还要关注文本以外的东西。当代中国学术何以是如此样态，其制约因素很多需要到文本以外去找寻。因此，口述史应是有志于当代学术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选项’。”徐思彦还举例说：“1979年第12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左步青、章鸣九的文章《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有外电报道说，《历史研究》的文章透露了中共为刘少奇平反的信息。可谓一叶知秋。果然，次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两位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历史研究》为什么在刘少奇还戴着“叛徒、内奸、工贼”帽子的时候敢于发表这样的文章？文章作者之一左步青的回忆解开谜团。原来，当时的《历史研究》主编黎澍与高层关系密切，他获悉中央将为刘少奇平反，便找来二位研究近代史的编辑‘命题作文’。”我想，如果没有左步青的“口述史”，上述当代学术史上的谜团就难以解开。徐思彦在该文的最后写道：“当代中国学术史与学术之外的因素，当然不仅仅限于政治因素，关联太过密切，虽非正常，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因此，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仅有文本是不够的。口述史或许可以弥补文本的诸多欠缺。当然，口述史并非全为信史，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所要考察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当是无疑的。”我觉得，徐思彦已经将重视当代学者的口述实录（口述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阐述得非常清楚了。

四 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如前所述，当代学术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正在建设中的学科，这样就形成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其是新兴的、正在建设中的学科，其在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中、草创中，在理论阐述方面也还很不完备，从整体上看可能还只是初具学科的雏形；另一方面由于其是新兴的、正在建设中的学科，所以对当代学者来说才特别具有挑战性，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因此，对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们虽然暂时不能细述其具体状况，但对其基本走向完全可以做出大致的展望和期待。笔者认为下述三点我们是可以做出肯定的。

其一，当代学术史研究将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当代学术史研究将会有更多学者、更多学术报刊、更多出版社参与其中，将会进入学术管理机构规划课题的视野，并且会逐渐进入大学的讲堂。比如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清华大学学报》开设了《学术史研究》栏目，《中山大学学报》开设了《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栏目，显示出学界不约而同地重视当代学术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理工学院等高校已分别在部分文科研究生和文科本科生中开设了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选修课，并成为湖南省普通高校的精品课程，这可能是当代学术史研究较早进入大学讲堂的例子。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也将会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积淀和精神财富；研究当代学术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和局限性的成果也将对推动当代学术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二，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将会在近几年里取得重要成果。

其中最主要的将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性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如有学者提出“当代知名学府、知名学者与当代学术发展”等专题，类似于陈平原从章太炎、胡适之入手，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为主题去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当代著名学者个案研究的著作和通史性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类似于前文提到的、正在编撰中的“当代中国学术史”大型丛书）。三者将会同时取得可喜突破和成就。

其三，“当代学术史”（或称“中国当代学术史”）将逐渐被建设成为一门确切意义上的学科。

2005年6月，《云梦学刊》在北京大学主办了“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研讨会，陈平原等学者在该研讨会上就“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可能性、现实性、必要性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论证，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随后，上海的《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8日）以“当代学术史研究：从一个‘随想’到一个‘学科’”为通栏标题，发表了两个整版外加第1版半个版的关于上述共识的讨论文章。我们知道，作为一门学科其知识构架往往具有系统性、体系性的特点。一般来说，特定的对象、明确的概念、完整的体系、科学的方法，是学科建设的共同追求，也是其比较成熟的标志。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不久的将来，“当代学术史”这一新兴学科将会被建设成为一门确切意义上的、比较成熟的学科。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