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学术管理所存在问题讨论的评述

当今的人们有目共睹，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造假乃至学术腐败等现象严重，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其原因何在？人们从各方面去寻找原因，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学术管理出了问题，是学术管理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导致和促使了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造假乃至学术腐败等现象。下面笔者就学术界关于当今学术管理所存在问题的讨论做一简要评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从学术研究从业人员的数量、学术研究的数量和学术研究的影响等各方面来看，高校都是学术研究的主体，这样，人们讲到学术管理时往往就是（或主要是）讲高校的学术管理。所以，本文中所讲的“学术管理”与“高校学术管理”大致是同义词。

关于学术管理概念的界定

关于学术管理概念的界定，大致包括描述性的定义和学理性的定义两种类型。

先看描述性的定义。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功能方面进行描述：学术管理，从总体上看，是对高校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的管理，是大学依据学术发展及大学学术的规律，组织与协调内部的学术资源（人、财、物）及对学术行为进行调控与规范，从而实现大学学术目标的过程。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职能和范围进行描述：学术管理的基本职能包括组织、指导、协调学术活动，制定学术规范，开展学术评价，做出学术决策，开展学术咨询，研究指导学术道德建设，等等。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目的与目标的角度进行描述：学术管理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和课题，涉及众多的环节和任务，但“管好人”无疑是最核心的。所谓“管好人”，从根本上说，就是培养品学兼优、富有创见的学问家、教育家。在政府管理的问题上，我们现在正在强化“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努力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此启发，我想在学术管理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增强服务意识，或者说把管理与服务统一起来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服务，一言以蔽之，即打造一张宁静的“书桌”，为学者们提供一个潜心开展教学科研的良好环境和氛围。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范围的角度进行描述，学术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对学术的管理，二是社会对学术的管理（如出版社、期刊等都承担了部分学术管理职能）。加强学术管理，是规范学术研究，净化学术风气，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按照学术发展规律从事学术管理，为学者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再看有关学术管理的学理性的界定。蔡阿雄说，学术管理是指对学术事务与活动的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学术管理是以内容命名的，所谓学术事务是人们围绕知识创新所做的工作，如学术职称的评聘、科研成果的申报、科研经费的分配、科学研究的布局、科研政策的制定、学术梯队的配置等。而学术活动是指某一学科或某一科技工作领域围绕知识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所进行的科学上的行为。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理论家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形式，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既拓宽了学术的概念范围，也使学术管理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深化。蔡阿雄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对学术管理内涵的界定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不是一对对称概念，不能并列同时使用。二是学术管理的主体由承担学术管理职能人员充任，可以是行政管理人员，也可以是教学科研人员，还可以由行政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共同充任，具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学术管理的主体由谁充任是高等教育管理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三是学术管理可以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机制，一般而言有两种，即学术民主管理和学术行政管理。依据大学的性质及其运行逻辑，学术民主管理这一方式应是学术管理的传统，也是良性学术管理的关键标志。四是与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关系一样，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也不是对称的概念。

笔者认为，综合起来看，上述关于学术管理的描述性的界定，涉及了学术管理的所有重要方面，是颇为全面的；而上述关于学术管理的学理性界定和分析，可谓抓住了学术管理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是颇为准确的。

关于当今学术管理问题的概括和描述

当今学术管理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多数论者共同的看法。但当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和概括时又表现出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因而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

关于当今学术管理问题的揭示，有的侧重于理论分析。有论者将“当前高校学术管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学术管理意识淡薄”。该论者认为，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高等学校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两大系统。然而，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究竟哪些属于学术管理，哪些属于行政管理，认识上并不清晰。从表面上看，许多高校设有学术委员会等似乎与学术管理相关的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职责并不明确，且对于学术管理的重要性和独立性的认识不够，往往将其置于行政管理系统之下。在实际工作中，学术性机构和学术性委员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或“幌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大学自身的特点、职能、任务和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学术管理自身权责不清，加之行政管理的强渗透性，往往导致学术管理行政化、学术管理方式异化，即学术民主管理和学术行政管理错位、学术行政管理越位等。其二，“学术权力的迷失”。该论者认为，学术权力根据行使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前者为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后者为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所行使。学术权力的迷失包括自我迷失和被动迷失。自我迷失表现为学术权力主动行政化，即将学术民主管理权力等同于行政权力，从而陷入行政管理模式中；被动迷失即行政权力膨胀，不断地侵蚀学术权力空间，具体表现在学校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统，行政权力影响、包办学术事务的现象比较严重，而行使“学术权力”的机构亦带有明显的行政性倾向，乃至行政权力泛化，产生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其三，“学术组织建设滞后”。该论者认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组织空置化。在实际工作中，学术性机构和学术性委员会经常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只有“形”而无“神”，没有实在意义。二是学术组织行政化。最能体现大学学术、大学学术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的“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学校主要职能部门与院系的领导。其四，“学术评价制度缺陷明显”。其主要弊端表现在：一是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存在重数量量化、轻质量审核、急功近利的现象；二是学术评定标准方面，存在过分重视学术载体的级别，重理论成果轻实践成果，重科研成果轻教学成果的弊端；三是课题评审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课题申报程序不够科学；四是学术评审程序不透明。

笔者从分析学术管理的现状出发，将当前学术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梳理、总结为五个方面。其一，学术管理部门太过重视学术管理。近些年来，学术管理部门对学术管理非常重视，且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学术管理部门对学术管理的重视，一方面的确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如研究经费的增加、研究平台的增加、学术研究队伍的增加、学术成果数量的增加等，这是近些年来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不小，甚至可以说其负面影响在不断加大，比如说“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指标化”、学术界“官本位”、“全民学术”、“学术大跃进”、过分重视“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等现象，就与学术管理界“太过重视”学术管理不无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发展到“学术研究”唯“学术管理”马首是瞻、“学术研究”服从“学术管理”的需要、“学术管理”牵着“学术研究”的鼻子跑、“学术研究”围着“学术管理”转的地步。其结果几乎是，“学术管理”越来越受重视，“学术研究”本身则越来越被忽视；“学术管理”越来越精细，“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粗放（粗制滥造、学术泡沫、学术垃圾等）；“学术管理”越来越“科学”（某些评估、评价、评比打分的细则已经与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学术研究”本身越来越“人为”（如“人为”地设置为研究而研究的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数据乃至造假等）。如此下去，其结果可能是，“学术管理”上去了，“学术政绩”上去了；“学术风气”牺牲了，“学术”本身也牺牲了。其二，学术管理的方法太过繁杂。近年来，由于学术管理界越来越重视“学术管理”，理所当然“学术管理”的方法（门径、手段）便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在高校系统中，有各种级别（即行政级别）的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基金，有各种级别的研究基地、研究平台、研究团队，有各种级别的研究计划、研究指标，有各种级别的验收、评估、评比、评奖，有各种级别的“建设工程”“人才工程”，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这样的结果是，高校的办公室、实验室经常有人在加班加点，甚至是通宵达旦，可他们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在做迎合“学术管理”需要、为“学术管理”服务的材料（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假材料）。因此，有人说，博士毕业到高校工作，要想成为合格、优秀的高校教师，大都要经历从“才子”“才女”向“材子”“材女”痛苦转变的过程。还有人说，高校的校园越来越大却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其三，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的太多。由于现在是“全民学术”时代，加之相当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借助学术研究去获取现实利益（包括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因此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甚众，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辑委员会就是全部由学校负责人和二级机构负责人组成的，科研成果奖、教学成果奖、重大（重要）科研项目如果没有重要的行政负责人主持就不可能取得，等等。这样就造成政学不分，造成一些管理界人士“权大学问大”，在学术项目、学术评奖、学术荣誉、学术权力、学术利益等方面“通吃”，而潜心研究学问的普通（真正的）学者反而得不到（或很难得到）学术资源的现象。其四，学术管理太过苛严。学术管理界对学术研究的管理、要求过严，给学术研究者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高校的主要工作和工作目标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转，高校负责人和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乃至兴奋点）被迫放在应对考核、统计、打分、评优上面。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在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简单重复、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则是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学术腐败。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买卖论文、帮助发表论文、办假学术刊物等居然成为一个社会的产业，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可笑的事吗？这样一来，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学术研究者献身学术的庄重、崇高，已经被完全消解，学术研究已经被完全异化了。可以说，学术管理界为了政绩、为了数量、为了追求指标实行的“严”，对学术界的作用往往是极其负面的。其五，用于“计划学术”的经费过多。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经费不断增长甚至是快速增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也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者的研究条件，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但是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主要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学术经费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学术管理者的手中，所以得利的主要是学术管理者自己和一部分学阀、“学霸”、学术掮客乃至学术腐败者。鲁迅当年曾说过，为了在学术研究中不做傀儡，经济上必须自立。鲁迅当时的工资、讲学报酬、稿费（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上述三部分）都高，完全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所以他能冷静、独立地做他的学术研究，在成为文学大师的同时，又成为学术大师乃至思想大师。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其共同的问题是混淆了（甚至可以说颠倒了）本与末的关系。就是在学术研究行动中舍本逐末，即学术研究由“追求真理”（本）被异化为“追求指标”（末）。这使我想起了买椟还珠的故事。买椟还珠为我国古代成语，出自《韩非子》，原意是买来珠宝而只留下漂亮的盒子，不要里面真正价值高的珠宝。经常用来比喻没有眼光，取舍不当。笔者觉得，我们今天的学术管理乃至整个学术界在学术活动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重视“椟”而丢掉了“珠”。

有论者在分析学术期刊敛财乱象的严重问题时，从学术管理和学术管理界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指出期刊乱象的背后，是巨大的发论文需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在2010年估算，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这其中的巨大落差导致问题丛生，包括论文买卖，假刊、一号多刊等期刊乱象，学术不端和学术泡沫等。”沈阳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他看来，巨大需求并不合理，“根据相关规定，我国只要参评职称的，可能都得要发论文，这导致医生、护士、记者、中小学教师，甚至国有煤矿工作人员都要发论文”。在这里我们看到，学术期刊敛财乱象的出现是错乱的学术评价体系所致；错乱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学术管理界设的“法”太多所致。由此可见，学术期刊敛财乱象完全是学术管理界过度作为造成的。

有论者努力寻找出当今学术管理问题存在的根源。有论者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的学术管理过程存在诸多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该论者认为是学术管理的过度行政主导。学术管理的过度行政主导，是我国“官本位”现象在学术管理领域的表现，是高校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也需要特定的管理主体和特殊的管理方式与方法。行政机构作为对全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的部门，有对学术进行行政管理的职能，但这种管理应该是宏观的、有限的，更多的、经常性的学术管理，应该由专门的学术组织、学术机构、学术人员来进行管理。所谓“过度行政主导”，就是行政部门过多地、过度地主导着经常性的学术管理。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使得学术管理往往偏离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演化出不利于学术发展的种种问题。接下去，该论者将不利于学术发展的种种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人员考核的短期化；二是学术水平评价的数量化；三是学术人员在学术管理中的边缘化；四是学术活动的功利化。

由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对于当今学术管理及学术管理界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敢于正视，并做出了直率的批评和颇为深入、系统的分析。

关于改进当今学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面对当今学术管理存在的种种颇为严重的问题和缺陷，不少论者在敢于正视、直率指出的同时，进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改进当今学术管理的有益意见和建议。

有论者提出，学术管理改革关键在于制度的创新。该论者进而具体分析说：首先，是整个高校学术功能的回归。高校是个学术组织，应当“以学术为本”，以学术作为广大师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把学术管理作为大学管理的核心和根本，这是各大学校长反复强调的办学理念。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谈到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必要性时，他又指出，“所谓大学者……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不仅大学教师要研究学问，学生在校求学也要以研究学问为本位，“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胡适也特别强调大学要“争取学术独立”。其次，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强调学术人员是学术管理的主体，实现民主管理，使学术活动与学术事务真正由学术人员自主决定。学术管理机构应确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学术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工作，它有着与其他管理工作迥然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它在根本上是学术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行政活动。最后，要建立完善学术自律制度，使学术研究从重现实利益转变为重诚信和重学术自律，通过学者自律与制度他律、道德教育与法律究责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来实现。

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终极目的出发来谈学术管理的改进。有论者认为，学术管理的终极制度以学术为志业，还要求制度提供能够成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保证。学术发展的进步不是靠学术管理制度推动的。学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他们只是学术发展的服务者。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学术发展的前提。否则，学术发展无章可依，就只能在压抑和困境中挣扎。一个好的适合学术发展的制度环境，首先应有宽松的治学氛围。依靠制度可以保证学者自由地表达思考。其次应有开明的学术管理机制。这种机制不是给人以束缚，而是在制度上解决学者的后顾之忧。最后，好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组成更多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担心言论之后的各种负面影响。该论者还提出，学术制度环境的构建，必须坚持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学术制度保障的应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然而，近十年以来，学术的权力对学术的资源进行没有监督的垄断，一些学官、学阀充斥整个学术生态环境。就学术生态来看，学术的制度环境将许多行政和经济领域的制度措施简单照搬过来，自然而然导致官僚世俗之气遍布学界。环境塑造人，反过来人也推动制度的运行，从而不断地进行恶性循环。由于利益的收买，没有人在乎是否背离了学术的初衷。诚然，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社会什么样的发展路向，而学术发展制度也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只有社会的发展认识到学术环境的重要性，才会为这一目标去努力建构一种适合学术发展的制度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以学术的发展需要为需要，而不是学术管理者不顾学术发展的好坏，打着学术的幌子换取利益。有论者表达了与上述论者相似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实施学术管理的目的是促进学术的发展。那么，什么样的学术管理才能有力地促进学术发展呢？该论者认为，只有按照学术发展规律从事学术管理，才能有力地促进学术的发展。否则，如果无视学术发展规律，迷信管、卡、压的一套传统的管理方法，以为管得越严、卡得越死、压得越重就越灵，其结果必将事与愿违，必然阻碍学术的发展。显然，我们这里说的学术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

笔者曾基于学术管理的现实状况，提出如下有针对性的建议，即学术管理界可以重视“学术”，但不要太过重视“学术管理”；学术管理界要删繁就简，少发文件，少出台政策，少“设”法，也就是少折腾；学术管理界人士要集中精力做好管理工作，尽可能少地直接参与学术研究；学术管理界对自身要求要“严”，对学术与学术界的管理则要“松”，这个“松”包括放松、宽松、轻松（“放松”就是希望学术管理界放松对学术界的要求和管理，“宽松”就是希望学术管理界营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轻松”就是希望能让学术研究者以轻松的心境自如、自觉地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管理界要大大提高各高校（包括各学术单位）的下拨经费基数，大大提高高校教师（包括其他学术研究者）的工资待遇，而尽量减少用于“计划学术”“审批学术”的经费。最后，笔者建议学术管理界一定要返归本真，返归正道，一定要舍“末”求“本”。

有论者专门提出要把宽容与大爱应用于学术管理。该论者指出，宽容与大爱应用于学术管理，意味着对学术生产的个性及特点的尊重，意味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同情的了解”，意味着管理的整个过程充满着温暖、呵护、欣赏、激励，等等。大家想想看，如果怀尔斯教授、纳什教授工作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他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的？该论者认为他们早就被一年一填表、三年一考核、五年一评比的学术体制淘汰出局了。中国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如果生活在现行的体制里，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因为他毕其一生，不过写出了区区五千言的《道德经》。然而就是这五千言的《道德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成为与《圣经》并列的世界文化经典。中国大学不缺乏优秀的人才，但缺乏优秀的管理者。在现行的学术管理体制下，中国许多优秀人才的才华被浪费掉了。他们不得不为填表而忙碌，为核心期刊或科研课题而忙碌，为获得体制内的重点学科、博士点的排位等而忙碌，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忙碌中，学者探究未知的强烈兴趣被淡化了，淡定从容的意志品质被削弱了，功利的学术压倒了从容的学术，量化考核的指挥棒制造了学人短视的目标和浮躁的心态。

有论者提出学术管理应避免出现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是：一是“学术审批化”“指标化”；二是学术管理的自由化和放任化。按照第一种倾向，势必导致像目前学术界批判很多的学术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按照第二种倾向，学术研究就易成为个人的独白，公共化的平台就会丧失。后一条路固然显得超脱，但是把握不好就容易走向极端。有论者从否定、排除的角度提出改进学术管理的明确建议：杜绝近亲繁殖；杜绝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现象；禁止以权谋学；取消诸多不必要、引发更多问题的评审制度；取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管理科学基金），或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进行重大改革。有论者以专题形式展开对“计划学术”的深入研究和直率批评，指出：“每年最辛苦的大事，就是申请课题。拿得到拿不到，大有学问，除了众所周知的关系学之外，填表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而且是大学问，你要仔细推敲课题指南的微言大义，熟悉流行的学术语言和关键词，非受过专门的训练，或几经挫折，否则无法窥得个中奥妙。最奇怪的是，课题申请不大赞成单兵作战，像自然科学一样，鼓励集体公关，相信‘大跃进’时的群众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明明大家都知道，人文研究最忌讳合作，只有个人独立的思考和探索，才有智性的突破。你看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奖常常多人并列，哪有文学、经济学奖台上并列站两人的？我自己去书店买书，凡是见到两人以上合著的，一律敬而远之。不过，申请课题却容不得个人英雄主义，申请者名单最好像一支足球队，老中青三结合，前锋、后卫、守门的，各种风格、门类齐全。当然，你要获得大资助，一定要报一个大课题，在时间、空间上无限延伸，最好从古论到今、从中国讲到世界。比如，搞历史研究的，最吃香就是××通史、××通志一类。否则报上去，管钱的会觉得气魄不大，价值有限，他们喜欢大词、大工程、大手笔，盛世修大典嘛。于是下面纷纷投其所好，立项题目一个比一个大，堪比南水北调、三峡水坝。况且，大工程最容易得奖，几乎所有的图书奖、学术奖都偏爱集体公关大项目。报了宏大课题，只要你做得出来，保证来年得大奖。一鸡两吃，何乐而不为？”

有论者提出，高校学术管理改革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处理好行政权力与教授权力、学术权力的关系。该论者认为，要将教学与学术张扬为高校的最高价值，就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使其为教学与科研活动服务。大学作为大型教育机构，没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是不行的，没有管理，大学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但行政权力不能凌驾于教学与学术之上，这就决定了权力必须有其明确的边界。近几年，民间经常探讨“教授治校”的可能，而开明的大学校长则主张校领导从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退出。其实，这些委员会一年开不了两次会，在学校权力格局中影响有限。真正的大学改革，是把过大的行政权力转移给学术组织和教授们，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高校去行政化，实质就是实行民主管理与学术自治，把教授们的积极性与智慧调动起来。自治是一切组织的活力之源，大学教授是智识群体，无疑具备自治的能力。既然涉及“权”的此消彼长，高校“立宪”就不能由谁单方面说了算，而应是各方协商和谈判，达成妥协。如果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客观上也就实现了高校的“管办分离”。

从单纯学术管理界的视野跳出来，笔者曾从多方位的角度提出改进当今学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认为，改进当今学术管理，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各方应该同时努力。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笔者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得越少越好。其次，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最后，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做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

笔者认为，上述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关于改进当今学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有着如下的共同特点：其一，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其二，具有真正的建设性；其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上述意见和建议都是非常有益的、值得特别重视的。

补论

笔者撰写的《做学问莫“买椟还珠”》一文在《人民日报》2013年4月16日“副刊”版（头条）《读书管见》专栏发表后，收到了许多学界朋友发来的手机信息，其中一位学界朋友的信息写道：《做学问莫“买椟还珠”》，已被新华网、求是理论网、光明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中国经济网等200多家网站转载。其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切中了学术界的时弊，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还有一位学界朋友的信息写道：《做学问莫“买椟还珠”》所论切中学界时弊，殊值学界深思，亦可令学术管理者反省。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别无他意，就是希望学术管理者能够反省，并进而由反省进入改进与改革。

（原载《云梦学刊》201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3年第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