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及其不同后果

19世纪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廉价商品和近代军事实力，即“炮舰加商品”为武器，不断侵略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在资本主义的暴力扩张下，一些后发国家为图生存，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近代化过渡，向资本主义过渡，这已成为当时世界的总体趋势和无法抗拒的潮流。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先后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中日两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以此为标志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期，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生存危机，“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只有向西方学习，“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此时的中日两国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同时承受着要求“改变面貌”的压力。这种压力实际上来自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西方列强迫使中日两国改变面貌，是要中日两国适应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要求，目的是便于它们掠夺和剥削。来自中日两国内部的要求改变面貌的压力，首先却是为了避免自身灭亡的命运。这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种指向。

此后，在这内外双重“改变面貌”压力的交互作用下，中日两国分别兴起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这两个目标大致相同的自救自强运动遂成为两个国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

这时候，中日两国在历史背景、起步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举出以下几方面。

（1）两国在19世纪中叶被列强打开大门以前，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对外贸易很不发达，农业人口占极大的比重。1887年时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 1872年时日本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72%。两国人口相对于可耕土地面积来说都处于高度密集状态，都有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1887年时，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过0.17公顷，日本为0.12公顷。以农户计算，1888年时，日本耕种不满0.7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5%，耕种0.79～1.48公顷土地的农户占30%，二者合计占全部农户的85%。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在两国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作为后发的封建农业国家，两国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和资本短缺的状况。

（2）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开始自己的近代化的。在起步阶段和以后的几十年中，两国一直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通过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涉及片面最惠国的不平等条约26个。日本1853年被美国培里舰队首先敲开大门，从此年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的15年中，英、美、俄、法等列强迫使日本签订了不同种类的片面最惠国不平等条约25个。西方列强通过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属约款和协定等，从中日两国攫取了大批特权。在主要的条款如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开辟“租界”、开放通商城市等方面，两国都是相同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这两国过去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日两国此后将无法按照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前进，不得不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况下运行。

（3）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即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主要进行的这段时间，两国都具有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30多年相对和平。虽然8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有过侵略台湾和镇压本国叛乱的西南之役，但都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对外仍以商品输出为主，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

（4）中日两国在被列强敲开大门的时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发动工业化的条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引进兴办的一系列企业，都不是这两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首先作为自救自强的措施，由这两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都扮演了组织者和导演的角色。

此后，在上述外在环境和内在社会条件上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中日近代化，经过30多年时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其结果已见分晓。日本通过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不仅摆脱了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危机，而且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迫使中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日本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姿态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并进而成为侵略和掠夺别国的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未能摆脱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过去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的基础上，又败于小小的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割地赔款，而且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随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从而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中日两国同为后发国家，在向西方学习，开始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中，兴起时的国内经济基础、国际环境、时间、范围等条件大致相同，结局却如此差异，其中的原因长期以来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不少论著和专文，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

这些著述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主要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着眼，如在政治上认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日本明治政权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改革，推翻了封建的幕藩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没有这样的改革，直到1898年才出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且很快以失败而告终。或是从经济方面强调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和日本的封建领主制结构不同，研究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没有形成的差别。有的学者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着眼，认为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迫使明治政府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从而缺少人民群众的推动力量。还有的从两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科举制的有无、是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日本武士阶层的作用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另一类主要从这两国当时所处的外部条件着眼进行研究，认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在亚洲争夺的重点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因而两国承受的外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压力和干涉不同，日本可以利用列强的矛盾，在隙缝中求得发展。日本虽然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和中国相比较，遭受的损失和侵略要小得多，日本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承担了西方列强主要的侵略力量下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研究领域更加扩大，甚至扩大到从儒家文化圈的伦理秩序等入手进行研究，被比较的国家也扩大到韩国、俄国和印度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