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可不是情景喜剧

对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宇宙，我们看待它以及与它互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下所处环境的影响。

不过，正如游戏节目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我们很少会意识到情境的强劲力量。我们对情境视而不见。就像博物馆的游客很少注意到画框一样，我们也没能注意到，外界的因素会怎样影响到我们内心的想法和天性。但是画框确实很重要。尽管博物馆的馆藏目录并没有突出它们，但是它们却可以吸引注意力，突出画作的内容。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但是如果没有它们，你在博物馆的感受会完全不同。

计算机程序员也采用了这个术语，用来指代一种用户界面，允许用户在文档创建之后，就看到最终成品的样子。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我们本应做得更好，但我们却接受了“所见即所得”的观念，我们假设，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观察到的某人的行为，可以准确地反映这个人内在的“真实品性”。

服务生弄错了我们的订单？我们认为他无能。同事不回邮件？她很无能。演员表演了精彩的个人独白？他口才很好。“所见即所得”让我们相信，这些行为来自于稳定一致的内在性格，我们期望这种性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表现出来。因此，即使在你来吃午饭前，那个服务生也会是一个白痴；即使在下班后，那个同事也是个笨蛋；那位演员同样能给出完美的毕业致辞；而亚历克斯·特里贝克如果不拍节目，也可以帮助你通过历史考试。

从本质上讲，我们习惯于用看情景喜剧的方式看待彼此，期望能遇到熟悉的角色，这些角色在每集的表现都差不多。即使是在非同寻常的地点，如葡萄发酵桶里，或是糟糕的夏威夷度假中，我们依然期望电视伙伴们表现出熟悉的特质。想想吧，尽管我们管这些电视剧叫“情景喜剧”，但它们却依赖于稳定的性格，并让我们习惯于此。

想编一部情景喜剧？你可能会在剧里安排一位好管闲事或是性格古怪的邻居。或者，是一位既好管闲事又性格古怪的邻居。也许你会安排一位骄横的岳母大人，或是一个厌世但内心善良的牢骚鬼。只要在www.smalltime.com/dictator这个网站上花上几分钟，就可以证明这种标准电视剧角色的现象确实存在。这个网站利用用户输入的二叉树，实际上就是一系列“是或否”问题，来猜测你心中正在想的情景喜剧角色或领袖人物是谁。网站的口号相当机智：“不管你想的是困在小岛上的吉利根（Gilligan）还是卡斯特罗，我们都能猜到。”

这个程序足足问了34个问题，才猜到我想的是波尔布特。而对于喜剧《欢乐酒吧》（Cheers）里的邮递员克利夫·卡尔文（Cliff Clavin），它只问了11个问题就猜到了。

最近兴起的“真人秀”也一样。这类节目总是有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坏蛋、一个喜欢挑逗的阴谋家，还有一个无忧无虑只是来享受时光的家伙。这些“角色”通常来自于创造性的剪接，甚至是故意安排的表演，但观众似乎不介意。很显然，这些节目的制作者也意识到了，对于在家中看电视的人来说，明确可辨的人物性格很有吸引力。

但是回到真正的真实世界里，有时生活会让我们摆脱默认的“所见即所得”模式，让我们注意情境的力量。也许在一家夜店里，我们发现那位笨拙的侍者能够熟练地演奏吉他，从而了解到他的无能只存在于特定的情境里。我们发现不回邮件的同事原来正受困于电脑病毒，根本接收不到我们的信息。我们最喜欢的演员做的毕业演讲呆板而平庸，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要说的话是他自己准备的，没有彩排过，那么他其实也不善言辞。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更加具有颠覆性的、自传体的情景喜剧。如《宋飞正传》里有一集，克雷默（Kramer）窗外巨大的公鸡造型霓虹灯让他睡不着觉，于是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剧情发展，他与杰里（Jerry）交换了公寓。仅仅在吵闹的、让人分心不已的公寓里住上了一晚，杰里就突然变得疲惫而神经质，在凌晨三点念叨奇怪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而一夜好眠的安慰效应让克雷默化身为全知全能但又带点讽刺的理性之声，大家都围在他身边，针对自己的神经症，向他咨询意见。这些笑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剧集播放到这个地方时，观众对于每个角色都很熟悉了。我们一下子就能抓住笑点，意识到将克雷默和杰里区别开的，可能仅仅是前者公寓那让人难以入睡的物理空间，以及门厅对面杰里家中相对整齐的环境。

然而，在半个小时剧集的结尾，过去那一套又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尽管陌生的情景可以让我们摆脱“所见即所得”，但总体的倾向依然是存在的：我们见到新的人，观察到新的行为，然后本能地对其作出性格和品质的推断。有些病人可能会沮丧地发现，他的医生在专业领域之外，如平行停车方面，会遇到麻烦。曾有一次，一个学生在酒吧遇到我，满脸惊讶地问：“教授在外面遇到课堂上的人，这不会有点奇怪吗？”尽管我自己清楚，我可以在讲堂之外继续存在，但她看上去却真的感到震惊，她发现原来我在一间没有黑板的房间里也可以生存，更不要提享受了。

我们很容易被稳定的性格这种观念所吸引。甚至我们的身份、想法、一举一动都受情境影响，但我们仍然对此毫无察觉。

去年夏天，关于我们对情境的忽视达到了什么程度，我获得了第一手以及第二手的体会。就在我刚发现自己是现代医学奇迹后的几天。至少，急诊室那位困惑的医生是这么跟我说的。那个晚上我折了两根手指，一手一个。

我是怎么弄伤自己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手上戴着固定夹板，很多人看了都问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取决于当时的心情。有时候，我会充满创意地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从地震废墟中把孤儿拉出来时受伤的。另一些时候，我会说出真相，承认伤害来自一根垒球棒的把手；在一场雨天的慢投垒球比赛中，这根湿滑的球棒从我手里飞了出去。我说不说实话其实都没什么关系：不管我的回答是哪一种，似乎都没有人相信我，包括好几位外科整形医师。

有一处骨折发生在关节部位，这意味着我需要接受手术。在手术当天的早晨，我并不紧张。实际上，我的妻子比我焦虑得多，她既同情我，又因为我受伤的原因感到恼火。如果我真的是因为救孤儿而受伤，那就万事大吉了；但实际情况是，我忽略了她富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在大雨天玩垒球，这让她难以接受。

在医院里，我被单独留在小房间里，换上裹着塑料布的袍子，据说内行人管它叫“约翰尼”（Johnnie）。当我要求确认时，他们告知我，没错，在接受耗时30分钟的右手中指指尖门诊手术之前，我确实要把自己脱个精光。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我一个人待在候诊室里，候诊室看上去也可以作为淘汰的苏联电脑设备的贮藏室。在我和整个世界之间，只隔着一件薄如纸的袍子。我没法把这该死的袍子系上，因为我没法使用袍子上的松紧带。护士回到房间问我一些问题，但我基本没听进去，我不得不时刻注意约翰尼后面敞开的衣结，绝望地试图将我们的交流维持在护士与病人，而非艺术家与裸体模特的范畴内。

突然间，“麻醉小组”排着S.W.A.T.特警的队形，出现在我面前。我没想到为了减轻我的疼痛，需要出动一个中队的人马。他们简要地说明了我的可选方案：我可以接受局部的手指麻醉，但如果手术需要打入螺丝钉的话，他们不确定局部麻醉是否足够。“等一下，谁告诉过我要打螺丝钉？”我对自己说。我也可以接受整只胳膊的局部麻醉，而这样做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我又想：“啊，我不需要在两只胳膊里都有神经，对不对？”我还可以接受全身麻醉，选择戴或者不戴呼吸管。哦，还有，万一情况迅速恶化，他们需要赶快插入呼吸管，我在想自己有没有哪颗牙齿需要特别注意？

等到他们开始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代理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崩溃了。接下来还有什么？临终关怀宣传手册？“不实施心肺复苏术”的指令？因为我觉得自己说不定会陷入昏迷。

我知道，他们只是在用一种周密而礼貌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现在这个情境已经完全吓到我了。我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向我从没见过的人咨询，针对我知之甚少的医学问题上了一堂速成课。而且我实际上仍然光着身子。到现在，我估计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我的不适和焦虑。这些肯定都表现在我脸上了。因此，我确信我的医生或护士会和我谈话，来鼓舞我的士气。

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我深吸了几口气，环顾四周，意识到对于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无论是这个情境，还是我的反应，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两位住院医师站在我的床尾，感叹医院的新规定要求更多的文书工作，就像我和大学的同事一起议论课程注册程序那些令人讨厌的新变化一样。在我的床边，一位护士和她的同事分享了素食辣椒的食谱。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人正在谈论一个紧迫的话题，即休假计划。

对于我周围的每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只是一个寻常的病人。在他们眼里，这个情境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切如常。一个普通的周五早晨。

于是，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与妻子商量之后，决定接受手指的局部麻醉。

只有当你出国旅行之后，你才会开始注意到，在家乡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指导了社会交往。直到你搬出了从小生活的房子，后来又故地重游，你才会意识到，它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和声音。诸如此类。

然而，我们默认的倾向，仍然是忽视情境。如以我亲爱的妻子作为案例。这是一位可爱的女子，一位慈祥的母亲，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就此而言，在打垒球折断手指事件中，她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英雄。她临时找了一位保姆带小孩，然后带着盒装的比萨饼，在深夜赶到急诊室，这样我就不用饿肚子或是需要自己打车回家了。在那个夏天剩余的时间里，她不得不放弃了全部的自由时间，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从支付账单，到打开泡菜坛子，再到淋浴时帮我洗头。

不过，在这位善于照顾人的女性身上，仍然潜伏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不以为耻的恨意，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详细讲述这一点，而这种恨意正是源自于草率作出性格推论的倾向。有一种人特别容易激发她的怒火，对于这类人她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就像猫恨狗，哈特菲尔德斯（Hatfields）恨麦科伊（Mc-Coys），民主党人恨乔·利伯曼（Joe Liberman）那样。你问是哪类人？自然是城市公交司机。

她深信，这些司机有攻击性、鲁莽，还有虐待倾向，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完全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邪恶计划。由于我们的房子恰好位于城区的中央大道边上，在街上开车时她经常会和公交司机斗气。开车到附近任何地方，都要和那些12米长的怪兽争夺道路空间。

我试图说服她，这些人可能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但是她不为所动。在波士顿的街道上开公交车，需要具备果敢无畏的特点，和平时期的公民很少需要这些。面对着繁忙的交通，狭窄的街道，还有声名狼藉、不耐烦的摩托车手，公交司机为了赶上严格的时刻表，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盲目地并线，假设其他汽车会像鸽子遇到人那样四散开来。我争辩说，他们真的只是在完成工作。他们只是在对所处的环境作出反应。

她根本不买账。对于她来说，情境完全没有关系。她说，她自己绝不会这样开车。对于我妻子来说，只要这些司机中有任何一个敢厚颜无耻地侵犯她汽车的个人空间，就证明了他们骨子里就是混蛋。因为，和我不一样，她可以自如地伸直自己的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