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思考
新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形态，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政治经济学的演进既有理论创新上的建树，也有学科建设上的成就。这里的“学科”指的是由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学科建设”的内涵，就在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完整把握和科学运用，体现于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演进；“理论创新”的意蕴，则在于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支撑，密切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提升理论的新视界、丰富理论的新内容、提出理论的新概括、实现理论的新突破，进而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境界。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最显著的就在于理论创新中国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学科建设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从中国话语的视角，科学把握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关系，是理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演进为线索，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关系作一探讨。
一、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和新政治经济学发凡
改革开放以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生动记录了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之间存在的密切互动关系。1978年3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重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时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怎样澄清生产力理论认识中的种种偏误，怎样厘清生产力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意义，怎样理解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有其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1975年和1976年间，邓小平就提到过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创见，但当时未能产生很大影响。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中，邓小平重提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创见，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开启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路。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论创见形成于1858年初。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之前10余年，1846年间以唯物史观创立为标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已经形成；从1857年7月开始，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也日臻完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到1858年初，马克思不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对劳动价值论作了体系性阐释，而且在“资本章”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阐释中，已经系统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基本原理。正是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基石奠定后，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流通过程阐释中，马克思才做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新概括，才有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见。邓小平在做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新概括时，也是以他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解为基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把握为支撑的。在1977年和1978年间，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全面把握，是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当代诠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形成的起点，也是新政治经济学发轫的显著标识。首先，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为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其次，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完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话语，抓住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显示了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鲜明时代特色。第三，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最基本的前提和最根本的规定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新概括是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接续，拓展了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邓小平关于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创新，揭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1979年，邓小平就“在方法上”强调，搞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他多次强调，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然，“方法上”的生产力视界，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经济体制乃至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要义。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呼之欲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就是以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创新为基点和为基础的。
纵观改革开放之初30年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正是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话语的基础上，我们搞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理论，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和基本纲领的认识；延伸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和新概括，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深化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
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新政治经济学，是由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的。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以经济制度理论到经济体制理论、到经济发展理论、再到对外开放理论等为主导理论；这些核心理论和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生成其他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共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构成新政治经济学发凡的这些基本理论，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话语为理论基础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是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起点，也是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
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展开的新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讲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也就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生产力要素的结合方式和生产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多次提到“生产方式”范畴的这一内在规定性。他在举例谈到劳动过程中劳动力作用时认为，“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他还认为：“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资本论》研究的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特定结合的方式和方法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同对生产力要素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因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也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新政治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握“生产力的水平”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为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基本滋养。
作为邓小平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赓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务”，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涵；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二、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支撑，从多方面拓展了21世纪中国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境域。就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拓展而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结合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关系的中国话语；二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中国话语。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始谈到生产力问题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五个方面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对生产力作用过程和生产率的优化起着基本的也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生产力过程的一般状况表现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自然条件往往被当作人的劳动利用、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对自然条件的无偿占用甚至过度开发似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就如习近平多次引述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力过程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力得以保护的对象。只有实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力作用过程这五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五个因素结合方式和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生产力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的生态文明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自然条件”，最基本的是土地，因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最主要的也是土地，因为“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阐释中，习近平谈到土地问题时，不仅提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的观点，而且还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情况，高度关注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理解，拓展了作为生产力过程“自然条件”因素的新内涵。
习近平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判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理解的延伸，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进程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保护生产力”的判断，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过程中“自然条件”作用观点的拓展。习近平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提出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理念，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实践指向，也成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国话语的表达。
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来看，“生态修复”作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内在要求，是多因素组合和结合的结果，具有显著的系统性。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联系上对生态修复的阐释，充分显示了新政治经济学中国话语的理论感召力和实践影响力。
正是在保护生产力和生态修复意义上，恩格斯的以下告诫更显示其当代意义：“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特征来看，“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应该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美的追求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动态的平衡。“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长远目标。这一长远目标的基本内涵就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习近平关于保护生产力和生态修复的中国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的表达和阐发。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概括，是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的崭新表达。
2014年6月3日，习近平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了“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从工程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阐释入手，提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强调“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习近平指出，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大飞跃。“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工程科技实现了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的直接结合，使工程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真正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这实际上也是对新工业革命背景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新理解。
工程科技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还表现为向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辐射和扩展，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还联系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他提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
在2014年6月9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对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了新的展开论述。他提到：“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显然，“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是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有力的引擎，也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是对方兴未艾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新表达，是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探索。
三、学科建设的演进和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意蕴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阐释的经济学思想，把生产力理论的新阐释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总体之中，在推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等标志性成果，提升了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的意蕴。
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理论上把握社会生产力的内涵、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化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中的基本动因和矛盾节点，是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探索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从社会经济运动整体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1859年初，马克思在“分册”出版以“六册结构计划”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一开始极为简略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和第一分册的关系。他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以下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本册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要篇幅是对唯物史观的系统“表述”，那就是马克思做出的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系统“表述”。这一“表述”，已经成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出的最为经典的、也是最为著名的论述。可以认为，马克思以“序言”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集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原理，体现了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思想精髓。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精髓，显然也成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系统“表述”的精神实质，习近平密切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从这一“全面性”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也正是从这一“全面性”来看，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才能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以谋划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以及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创新的内在根据和根本指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经济思想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进程中，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习近平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整体理解和判断的结果，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融于其中，并由此而激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势能和新作用，提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视野，是新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布局和根本目标上，对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结合上形成生产力理论的整体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拓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在“三个进一步解放”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时，应该看到，“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我们要在同解放思想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结合中，形成新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整体观。“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这一整体观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新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形成“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生产力理论的中国话语，提出“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课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创新和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推进的突出建树。
在正式提出经济新常态理论之前，习近平提醒我们注意：“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变化的研判为基础，才能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各种新挑战的思想理论准备。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运用和更好遵循的集中体现。
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面对经济发展的这些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问题意识”，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引导“问题倒逼”，采取有效举措解决问题。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一涉及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召开的三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根据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对经济转型的格局作出新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二是坚持稳中求进，促进提质增效升级，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三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四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五是保持物价稳定，为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创造良好环境；六是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七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八是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支撑能力；九是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公正，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是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这十个方面的阐述凸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和指导性，也是对21世纪新政治经济学主题的新概括，展示了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新内涵。
其次，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视角，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和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推进的集中体现。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观点。他提到：“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要求我们能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适应“新常态”更要求我们，“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以“社会生产力总体跃升”为标志的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深刻凝练，是习近平对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对我国经济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变化的分析中提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此，习近平作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判断。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判断，是对“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中国话语的延伸，也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重要概括。
从“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内涵，是他对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面和主要方向的新拓展，深刻概括了习近平对生产力理论中国话语探索到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主要线索。
对学科整体的研究、理解和把握，是理论运用、发展和创新的支撑。高度重视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在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中，实现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话语，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基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际，认识和把握好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之间的统一和互动关系，是21世纪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遵循与路径。
〔作者顾海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责任编辑毛殊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15年第8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