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至于笔者所说的第三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根据地似乎还扎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他族研究员之外，也包括大批外籍华裔学者。这批华裔学人在祖国由于学术宗派和职业容量关系，近三十年来被迫寄迹异邦，锲而不舍，今日与他裔学者相结合，竟亦蔚成（海外）大国，成为治中国史的一股洪流——少数学者返回台湾与本省史学家相互交流融合，亦颇足称颂。所以今日在台史学界的主流也属于这一派，但难免有少许政治干扰，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

笔者把这派史学加一个“现代西方”这顶帽子的另一原因，便是这派史学原从“比较史学”开始，而发源于海外；更确切一点儿说，发源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Jesuits）。这些传教士原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他们的饱学却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一旦碰到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甚或犹有过之的非基督教文明，他们就难免发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这种文化震撼形之于传教士书简，在欧洲也发生了余震，这样便引发了早期的“汉学”（Sinology）。

学术文化之演进原如长江大河，是绵延不绝的。这些早期的天主教徒所奠的基础，便由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嬗递了下去，结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丰盛的汉学果实。在此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20世纪在西方发生的“汉学”，也是当时社会科学里的“麻”中之“蓬”。社会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汉学的发展，至二次大战后乃发展出今日几乎喧宾夺主的“中国学”（或译“华学”Chinese Studies）来。“汉学”本是白种学者的专业，“中国学”中，华裔学者也逐渐变成其中的主力部队了。

这宗由“汉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导引出来的中国史学现代化，在五四时代本已开始滋长，并发生了左右分流的现象。北伐以后的“社会史论战”，便是场美不胜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里早期的“百花齐放”，而所谓“30年代”，也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

“30年代”在中国文艺史上和学术史上都是个里程碑，那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播下的种子，至此刚有幼苗滋长，继续下去必然会有个“百家争鸣”的成熟时期。可是这个光辉的30年代刚过一半，便被日本侵华的战火所摧毁了。

抗战时期的艰苦是笔者这一辈中国同胞所亲身体验的。抗战之后，大陆政权易手，在历史研究上说就只剩上述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一家了。

但是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政治力量禁止不了的。礼失求诸野，这一宗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现代史学派在海外茁壮之后，在今日中国政府开放政策、留学政策之下又发生了倒流现象，这一远景，当另文续之以就教于方家。

上述三派既各有短长，独立发展难免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治史者，能兼采三家之长，能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才好——这也是我个人对贵会的一点期望。

1987年9月5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