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有统一认知的下一代

可是不论在“价值”上变好变坏，历史是不能“立正”的，且一定要向前走，从现在走向将来；从前八字“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走向后八字“全民政治，工业经济”——这是个有世界性的历史规律，它也决定了中国将来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向这方向迈进，迂回曲折，也已走了一百四十余年了。只是以我们“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的老底子，走起来逆水行舟，没有他们西欧北美的毛子运用他们“欧罗巴社会”（European Society）的老底子顺流而下那样通顺就是了。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之，不再赘叙。

总之，在这方面我们最后必能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为中国将来千百年的历史，铺出一条大路来，而这个机运已近在目前。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在我国历史上，帝制崩溃、共和伊始的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原有此“智慧”而无此“机运”，结果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多么可惜。

本来嘛，中国将来之国运原不能专靠少数圣哲的智慧，它要依靠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好恶与取舍。朋友，近一百多年来，王纲解纽，人心涣散，我们十数万万同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何尝有过全国性的共同认知、好恶与取舍——洋人所谓national consensus是也。没有个全国性的共同认知，我们的价值系统（value system）就无法统一；价值系统不统一，则你是之，我非之。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而无法“亲爱精诚”了。由是非各异而动口动手，内战也就打不完了。且看今日国共两党之内的青年才俊在意识形态的是非、善恶、好恶、取舍之间不是几乎完全一致了吗？

朋友！这个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是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所未尝有过的啊。现在我们既有机运更有智慧，还怕长治久安的制度出现不了吗？中国的前途靠有智慧、有度量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中国人。让我们为他们的迅速接班而欢呼！

1989年12月18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