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　　言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世界。甚至直到十几年前（也就是大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还很少有人敢预测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强国，更别说全球性超级经济大国。事实上，很多人都在不断打赌中国的崩溃，频频引用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它使中国出口与过去增长趋势相比几乎永久性地削减了40%）作为证据。但现实一再无情地反驳了这些悲观的预测：随着35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走来了（came）、见证了（saw）、征服了（conquered）——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创造了比她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均收入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¹⁾

例如，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一年能生产500亿件T恤衫（超过世界人口的7倍），100亿双鞋，8亿吨粗钢（世界供给量的50%，美国水平的9倍），2.4亿吨水泥（几乎是世界总产量的60%），接近4万亿吨的煤（几乎与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量相同），超过2200万辆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1/4），和62 000个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超过美、日总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计算机、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大学生等产品的制造者。一句话，承受用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能提供全球1/3的主要农产品和接近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

中国实际GDP自1978年以来30倍的惊人扩张的确令人意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过去几百年的无休止的动荡、衰竭与内忧外患，还因为它那经久不衰的集权政治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²⁾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³⁾。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⁴⁾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⁵⁾

因此，尽管《国富论》出版已将近250年，尽管那么多的笔墨已经挥洒在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上，当代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黑暗中探索经济发展的秘密——那个神秘的能启动企业组织爆发式增长的“双螺旋”自我复制机制。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⁶⁾

在经济学的另一个极端，单纯建立在边际分析和资源分配基础上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数学优美，却仍然面临如何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出发来推导出国家层面工业革命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艰巨挑战。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⁷⁾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其实，这一切不过是所有老牌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它静悄悄地爆发，像无声的热核反应一样，把一切对中国行将崩溃的悲观预言无情地吞噬在其迅速蔓延的冲击波和蘑菇云中。⁽⁸⁾

到底什么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它在中国缺席和推迟了200多年？却又在十年“文革”摧毁了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和商业基因之后突然被成功引爆？地理、产权、制度、法律、文化、宗教、资源、科学、技术、民主、教育、国际贸易、产业政策、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等等在工业化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实现快速的工业化有捷径吗？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能否效仿中国的成功，在21世纪引爆它们自己的工业革命？⁽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