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大与《新青年》的分化
胡适与“整理国故派”
为什么要花两堂课（可能还不止）来讲一个作家鲁迅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兴趣。我比较喜爱鲁迅，甚至超过我有专书研究的郁达夫和张爱玲。我读鲁迅，是在人生非常艰苦的时期。痛苦经历了，“奴隶”也做了，在社会底层生活，才有点理解鲁迅。而且，我最早爱上鲁迅的不是他的小说，是他早期的杂文《热风》，这是我一辈子喜欢鲁迅的个人原因。
现在北京学界流行的学术新词“超克”，就来自竹内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近代的超克》，当时的背景是日本如何overcome西方。我们既不应为了竹内好当过日本兵而否定其鲁迅研究，也不该为了今天需求而忘却“超克”的历史语境。
第二，从课堂教学的原因来讲，中国现代文学里，鲁迅最重要。有一个研究鲁迅的日本人，非常出名，叫竹内好。竹内好认为鲁迅“不愧是可以与孙文相提并论的现代中国的代表性人物”。
这个评价非常高。如果有人讲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很快就会数到鲁迅，而不会是其他作家。甚至在现代中国思想方面，鲁迅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过来讲，不读鲁迅，肯定读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讲鲁迅，必须先讲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
当时北大有几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听说原来老先生的课要改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洋博士教，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二十几岁的九〇后，喝了点洋墨水就来给他们讲墨子。他们很不服气，所以准备好了捣乱。胡适还没来上课，学生们已经串通好了，要准备给他提刁钻的问题。结果他们听了一阵子胡适的课，觉得有点东西，学问也许并不很扎实，但观点很新，以后就认真听课了。这段事情胡适也有记载，他说那时还好顾颉刚帮我，要不然我一上课就被学生们弄下来。
宇文所安曾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一文中说：“‘五四’一代人对古典文学史进行重新诠释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不再受到任何疑问的标准，它告诉我们说，‘过去’真的已经结束了。几个传统型的作者还在，但是他们的著作远远不如那些追随‘五四’传统的批评家们那样具有广大的权威性。”（参见《他山的石头记》）
傅斯年、顾颉刚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胡适之先生的门人”，就是讽刺他们。后来，《故事新编》还把顾颉刚写成一个小丑。其实顾颉刚是非常好的学者，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古史辨》。《诗经》、《论语》、《孟子》这些古籍的现代整理，比如诞生年代、背景、记录、流传，很多都是由顾颉刚这一辈“五四”学者做的。数千年来，国人一直把“四书五经”当作经典，一定要背，就像我们后来读《反杜林论》。很多人背得滚瓜烂熟，考出榜眼探花，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年由谁写成，或有什么版本异同。这些考证工作是由顾颉刚这批人做的，这就是“整理国故”。多少年后，哈佛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讲到这一点，还是既羡慕又嫉妒。
这些学生当时就支持了胡适，形成了胡适这一派。傅斯年后来在台湾做“中研院院长”，做台大校长时，在“四六”运动中保护学生，后来一直受到敬重。罗家伦也很重要，“五四”运动时，学生去赵家楼砸曹汝霖的房子，当时有两个人出来支持学生，一个是文科学长（等于现在的系主任）陈独秀，另一个就是罗家伦。“五四”运动刚爆发不久，他就写文章，提出了“五四”的历史意义。当时这等于是一个暴乱事件，可是他赋予它非常庄严的意义，这是一种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这就是罗家伦，非常了不起。今天我们知道，“五四”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有一次到新浪去做节目，新浪就在北京大学的对面，隔着北四环。站在大楼上，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我就感慨，隔了一条马路，跨了中国文化一百年。为什么一百年？对面是北京大学嘛。胡适、李大钊这些重要的人物都曾在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今天，影响中国文化的是门户网站。所以说，隔了一条马路，文化变迁跨了一百年。新浪的人听我这样说，便告诉我，许老师，潘石屹有一次也站在这个位置上，却说了一番和你不一样的话。潘石屹是北京房地产的大鳄，所有的SOHO都是他盖的。他的感受不一样，说怎么四环边上还有这么一片平房啊？应该可以买地盖楼。旁边的人马上补充说，潘总，那是北京大学（其实过去是燕京大学）。
“改良”与“革命”
北大聘蔡元培做校长时，有人劝蔡元培不要去，因为北大以前叫“京师大学堂”，名声不好，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那时有一个说法，说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是“两院一堂”。八大胡同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什么叫“两院一堂”呢？民国初年，有所谓参议院、众议院，就是那些“贪官”，常常光顾八大胡同；“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个学校名声差到这个地步。是蔡元培改造了京师大学堂。
《新青年》原来叫《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改的刊名。一九一七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新青年》这个名字，便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声音。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青年”，第二个是“新”。我们以后还会讲“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新青年》早期的主要作者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李大钊是最早的共产党，非常朴实的一个文化人，一个政治家，但是被张作霖杀害了。在他以后，左派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陈独秀。《新青年》发表胡适文章不久，俄国就发生了十月革命。上次讲过，胡适跟陈独秀分别用了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
“五四”有四个意义：第一是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是引进了“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反对礼教；第三就是启蒙救国，要唤醒大众；第四是进化论，强调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我们要向前进，这么一个进化论的时间观。哪一个对后来影响最大呢？很难说。
凡是古代或近代社会要转型到现代社会，基本上就是两个方式：一个是英国模式，一个是法国模式。英国是君主立宪，皇帝还在，但权力掌握在上议院和下议院，这样完成了现代的革命。大部分的北欧国家，比如瑞典、荷兰、丹麦，还有日本，都有国王、王后、王子，但他们都是民主国家，这是英国模式。其实英国也流血，光荣革命打来打去，也很惨烈的，但是最后保留了皇室。法国模式就是第三等级革命推翻皇帝，后来闹了很多年，你死我活，波澜壮阔。美国独立是一部分法国的道路，但是后来形成的政策制度大部分是模仿英国，是两者的折中。最典型的走法国道路的是俄国，还有中国。隔了差不多一百年了，中间革命代价惨重，现在还有很多讨论：我们当初有没有可能走改良的道路？换句话说，清朝有没有可能君主立宪，像康有为、梁启超想的那样？当然这都是事后的讨论，最根本的核心是我们要正视：当时我们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改良，是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也有它的必然性。所以，这个讨论在史学界、政治学界都非常有意义。
辜鸿铭学问非常好，英文也非常好，可有一个荒唐的观点，张爱玲在《色，戒》里面还引用了：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张爱玲在《色，戒》里还提出了另一个说法：爱情的道路，男人是通过胃，女人是通过阴道。但张爱玲不赞成这个说法。很多人把这句话忘掉了，以为张爱玲是赞成这个说法。爱情道路究竟经过哪里我们不好说，但茶壶茶杯论显然荒唐，鼓吹一男多妻，典型的男权观点，必须批判。
刚才讲了北大当年的风气不好。蔡元培一去，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请有名的教授，比如说周作人、胡适，鲁迅也请了。蔡元培请教授只要学问好，不问是新是旧，不问是保守还是开放，所以请了胡适这派的年轻教授，还请了保守派，就是拖辫子的辜鸿铭。
陈独秀离开北大
陈独秀支持学生运动，非常大胆，是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可是这位领袖的个人生活把人看呆了。他一共有四个太太：其中有一个从来不出面，也搞不清楚真假；最后一个太太姓潘，是比较公开的；最妙的是中间两位太太，一位叫“高大众”，一位叫“高小众”，两人是同父异母姐妹，和平共处。据说高大众非常保守，不识字，陈独秀说和她隔了不止一代；而高小众是北京女师大的学生，一个崇拜他的新青年，所以他其实是和小众一起生活的。那时不仅一夫多妻不犯法，社会舆论也开通，他这样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引起多大非议。
可是陈独秀有另外一件事情备受争议，就是他在帮助学生运动的前后，也去八大胡同。此事很有名，现在搜索引擎上一打“陈独秀”三个字，很快就有陈独秀八大胡同事件对历史的影响等条目出来。为什么说对历史有影响呢？当时不少人批评陈独秀，校长蔡元培保他，说他学问好，他在知识界的影响大，这和私德是两回事，除非他犯法。当时嫖娼是合法的，没有理由处罚。虽然蔡元培保他，但是大学里面有保守势力，他们可以同意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却不允许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最后撤掉他文科学长的职务，保留了教授，陈独秀一气之下离开了北大。
胡适在一九三六年谈到此事：“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在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照胡适的逻辑，陈独秀去八大胡同还真是对历史产生影响。政治及历史与性之关系，这不是太奇怪的偶然性吗？其实，中国共产党要成立，有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不南下，也可能会有别的人来做这件事。不会因为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受胡适的影响，共产党就不成立，后来就不走这条道路。但是，有时候偶然因素也会有一些偶然的影响。
再介绍一下《新青年》的分化。《新青年》分化的标志就是：一派主张激进社会革命；一派趋向于文化反传统，改造“国民性”；另一派主张“整理国故”。胡适这一派开始也反传统，比如《文学改良刍议》，但后来认为不应该打倒孔家店，不能说礼教吃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需要整理。拉开一百年再看，三派都有道理：要政治救国，可以；要文化救人心，也行；要整理国故，也很了不起。可在当时这是水火不容的，这个就是《新青年》的分化。
可参看甘阳的《通三统》和陈平原的《走不出的五四》。
一百年后再看“主义”，意义何在呢？几年前，我在香港九龙的寓所招待一些朋友，有黄子平、阎连科、刘剑梅、甘阳、陈平原等。甘阳现在提倡“通三统”（即要同时继承孔子、毛泽东、邓小平的传统）。陈平原主张建构统合儒家传统与“五四”新传统的“通二统”。眼看我们一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文”的同行，现在也分化了，但有一点，大学老师自觉操心民族文化方向，恐怕也还是“五四”精神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