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大历史

◎ 孙岳

摘要：“大历史”是近年在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个史学流派，试图全面整合多个学科的人类知识、构建一种统一的宇宙演化大背景下的历史图景，以应对目前人类知识支离破碎的境况和面对席卷全球的人类大问题无以自持的局面。本文旨在对“大历史”学派做一全面介绍，包括大历史问世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大历史概念、大历史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大历史理论及其核心概念、大历史科研的突破方向：小大历史。最后对大历史的未来发展做一瞻望。

关键词：大历史 理论 核心概念 小大历史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朱生豪译

 

“我是谁？我的归属何在？我所属的那个整体又是什么？”换言之，人究竟是什么？是天使？还是不过泥土抟成的污物？人类在地球上目前的生存处境如何？人类有否未来？人类的未来又何在？现代人的生存窘境和重重困惑使这些鲜有当代史学家触碰的大问题再次摆到了史学家的面前：显然，“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限于“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问题。于是，大历史问世了。

一、概述

1.大历史的问世

“大历史”一词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造。据说，“大历史”问世的背景非常简单：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历史系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有人提出“历史该从何时讲起”的问题，擅长俄罗斯历史的克里斯蒂安主张“从最初讲起”。可哪里是所谓的“最初”呢？是猿转变成人的一刻，还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的形成，抑或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克里斯蒂安选择将宇宙“大爆炸”作为大历史叙述的起点，并于1991年在国际知名的《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了《为“大历史”辩护》一文，首次使用“大历史”一词并阐发其大历史思想。受此启发，荷兰史学家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1996年率先出版了《大历史的结构》一书，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大历史”课程。2004年，克里斯蒂安的专著《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问世。2007年，美国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Cynthia Brown）的教科书《从“大爆炸”至今的大历史》出版。2010年，斯皮尔又推出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大约在此前后，“大历史”得到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的青睐，在其支持下，国际大历史学会遂于2010年8月20日成立，并于2012年8月3至5日在密歇根州的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举行了第一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学科的学者、教师和热情参与者共200多位，大会的主题即为“大历史教学与科研：探索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而同样得到盖茨私人基金大力支持，旨在普及中小学历史教育的“大历史项目”（Big History Project）也已启动。在更高的层面，据克里斯蒂安称，截至2011年，全世界至少有50所大学开设有大历史课。此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组织和机构问世，如俄罗斯大历史和系统研究中心、新英格兰大历史中心等。

大历史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发展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的。首先，“大历史”的诞生源自史学家对“世界史”名不副实状况的不满。美国学者认识到，“20世纪末新世界史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讲述全球时代整个世界的历史”。有学者视此为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呼吁，但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从“世界”到“全球”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他们要超越传统“史学”的界限，书写包括人类起源与进化、生命体和地球甚至整个宇宙演化的“大历史”。而这种“大历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代史学具备了先前不曾有过的两个基本条件：1.近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积累；2.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精确计时革命”（Chronometric Revolution）。事实上，有很多侧重时间维度的学科——如古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等——的学者纷纷加入到“大历史”的建构中来，出现了所谓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科学化”。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大历史”的问世是史学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乎人类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激烈回应。一方面，在“大历史”学家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危机：“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即在人的精神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形式的元叙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过是对既定权力的维护，从而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混乱、断裂和无意义，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无助益。中国学者对此亦有所认识，甚至言辞激烈、锋芒直指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世界观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回应，“大历史”的目标就是要追根溯源，谱写出一部能够赋予当今人类社会以“定位感”和“归属感”的“现代创世神话”。

第三，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大历史”的问世在本质上是“普世史”的回归。所谓“普世史”在19世纪史学专业化兴起以前，一直是历史叙述的常态。但此后，“普世史”却逐渐从史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克里斯蒂安看来，其原因有三：1.史学家对所谓“科学”史学的追求；2.民族主义的盛行；3.兰克史学在大学、学院内部的确立或机构化。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细化成多个分支专业，史学家把精力集中在民族史的书写和国家文明发展轨迹的梳理上，根本无暇顾及对宏大历史的考察，直至后来汤因比、斯宾格勒、威廉·麦克尼尔等人著作的问世，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全球史（抑或普世史）甚至“被普遍承认为一种历史叙述范式”。

2.何谓大历史？

不过，“大历史”或克里斯蒂安所谓的“普世史”却与以往的“普世史”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试图在所有可能的尺度上理解过去”的历史，甚至涵盖整个宇宙，并“同时关注历史的偶然因素及细节和能够廓清细节的大的格局”，或可称之为一种“全面、统一的关于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历史”。斯皮尔的定义是“大历史乃不同尺度上复杂性生发与消亡的历史”，显得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其中的“复杂性”概念需先解释一番（见下文）。借用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上（http://www.ibhanet.org/）为“大历史”所下的定义，我们对“大历史”的内涵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大历史试图用现今人类已有的可靠证据和学术方法廓清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的整合的历史。”恰如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有别于“世界史”（与国内的“全球史”相对应）的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其跨学科的本质，二是其努力寻求多个关注历时变化的学科——如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的“深层次的统一性”，而威廉·麦克尼尔则将克里斯蒂安在“混沌和复杂性中（发现）的无尽的华尔兹”称作大历史“最重要的成果”。

毫无疑问，大历史目前仍处于建构之中，所以近年来大历史在内涵方面又有一些新的拓展。比如斯皮尔在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蔡森（Eric Chaisson）相关著述的基础上正尝试将“复杂性的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和“能量流”（energy flow）作为大历史叙述的核心观念，并提出和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金凤花条件”（goldilocks conditions）问题；克里斯蒂安本人对“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精确计时革命”和“普世史回归”意义的探讨；近年来由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也迅速成为大历史学家竞相讨论的话题。总之，大历史是一个开放的学术领域，其视野之宏阔、统合力之强大、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意愿之强烈，都是以往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撰述所无法比拟的。难怪威廉·麦克尼尔将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成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与牛顿和达尔文的成就相提并论，称其为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综合成了一篇宏伟壮丽而又通俗易懂的叙述”，这是有道理的。

3.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大历史的代表人物无疑首推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弗雷德·斯皮尔，两人分别担任国际大历史学会首届的主席和副主席。

大卫·克里斯蒂安1946年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后随父母迁居尼日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7岁到英国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并于1968年获学士学位。两年后，克里斯蒂安在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获硕士学位。197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曾成功的一场改革。1975年至2000年，他在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俄罗斯史、俄罗斯文学及欧洲历史等课程。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他的兴趣转向了俄罗斯人日常生活史，并著有两部有关俄罗斯人饮食的著作《面包和盐：关于俄罗斯食品与饮料的社会史和经济史》（1985）和《活命之水：解放前夕的伏特加酒与俄罗斯社会》（1990）。2001年，克里斯蒂安转至美国加州的圣迭戈州立大学任教，传授大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并讲授世界史、环境史及内陆欧亚史，2009年又回到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在此前后，克里斯蒂安还开始在美国的佛蒙特大学和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兼任教职（梨花女子大学也因此成为亚洲首个开设大历史课的大学）。

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2004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便获得美国世界史协会（WHA）的年度最佳图书奖。2007年，该书的中译本面世。2008年，为推广大历史教学，克里斯蒂安推出了大历史简明读本《飞逝的世界：人类简史》；2013年，又推出与大历史教育家辛西娅·布朗和克雷格·本杰明合著的一部大历史教材《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

弗雷德·斯皮尔生于1952年，现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跨学科研究所大历史专职教授（Senior Lecturer），也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的大历史专业教职。从1994年起，斯皮尔便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开始讲授大历史课程；2003年起，在埃因霍芬科技大学开设一年一度的“大历史系列讲座”；2009年起，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学院发起“历史课程中的大问题”系列讲座；2013年起，在著名的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组织开设所有入学新生必修的名为“起源”的课程模块。

除大历史之外，斯皮尔还精通世界史与人类史、拉美史及拉美人类学、社会史和环境史、文化人类学、自然科学通论（尤其是生物化学）等。通晓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能够阅读法语和德语文献，并粗通拉丁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奇楚亚语（南美洲原住民的一种语言）。斯皮尔如此广博的知识储备可能是其最终转向大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与其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78年，斯皮尔在莱顿大学获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此间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植物基因工程和寡核苷酸的合成；1987年，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硕士；1992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史专业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发表其多年精研秘鲁宗教与政治、基于其博士论文的专著《秘鲁的宗教政体》，该书一出版旋即获得好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将其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则称此书乃“一部思想成熟、智力超群的学者之作”。

斯皮尔步入大历史研究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带有一个人试图拯救整个世界的意味。据说最初是受到1968年12月阿波罗8号（Apollo 8）登月舱驾驶员威廉·安德斯拍摄的一幅照片的启示，这就是著名的“升起的地球”（Earthrise）照片（见下图）。

“看着这张照片，我震惊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霎时间，它改变了我对地球的整个认知。……以前我所接受的都是些零散的知识，彼此从不搭界，更不要提从一个统一的角度呈现。”此后是来自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震撼，书中特别谈到了事关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五个重要变量，即人口增长、食物生产、工业生产、自然资源的有限和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但在此时，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包括中学教师和后来的大学教授，谈到过从太空拍摄到的地球图片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巨大转变，而继续坚守既定的教育格局和各自的学科领域。……我感到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互不关联（most distressing disconnect）。而我却愈发担心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想弄清人类究竟是如何步入这一境地的。”于是便有了后来几十年如一日的求索，试图找到一种新的令人满意的彼此关联的知识框架，直至1992年访问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巧遇已经从事大历史教学研究的大卫·克里斯蒂安。

目前，斯皮尔正致力于深入并拓展其专著《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中的大历史思路，以期为人类迎接未来的挑战提供启示。

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博士将其学术旨趣锁定在两个宏大目标上：一是研究方面，对各种物理的、生物的和文化的现象进行跨学科的热动力学研究，以廓清星系、恒星、行星、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演化规律，并以此为基绘制出一种统一的宇宙—演化世界观及人类在宇宙中位置自我觉察的演进；二是教学方面，调动优秀教师和计算机模拟专家努力设计出更好的方法、技术辅助手段和崭新的课程体系，以让更多的教师加入其中，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的全貌。为此，蔡森教授在哈佛大学多年来一直在为本科生开设一年一度的宇宙演化课。

除了克里斯蒂安、斯皮尔、蔡森以外，全球各地还有许多颇具视野和成就大历史学家，笔者比较熟悉的有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沃尔特·阿尔瓦莱兹（Walter Alvarez）、加州多明尼克大学的辛西娅·布朗、俄罗斯科学院的阿科普·拿撒勒钦（Akop P. Nazaretyan）、密西根伟谷州立大学的克雷格·本杰明、南缅因大学的巴里·罗德里格（Barry Rodrigue）、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埃斯特·奎黛克斯（Esther Quaedackers）等。

二、大历史理论与核心概念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最震撼的是地球看上去竟是那么小……甚至这里的照片都有所夸大，因为照片总有一个有限的外框。把眼球贴近飞船的玻璃窗，差不多就可以看到半个宇宙。……不过与有框的照片相比，那里要黑暗得多，也大得多。……问题倒不是地球有多小，而是地球之外竟然有那么大。

 

大历史理论首先来源于史学家高屋建瓴的境界。“胸怀‘升起的地球’的史学家书写人类史自然不同于任何以往的历史叙述。”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曾说过：“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于沛教授评论说：“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将“一位”居高临下的观察者的意见强加到“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思维和认知的方式不同，以及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等等”的民族或国家记忆之上。但大历史学者在求同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历史研究对象的另一面，即鲜有史学家问津的普遍性或整体性：月球自然比地球要小得多，但从月球看地球，地球不过也是个球！或“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村”。不过不同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村落”居住着数十亿的人类，且划分成数百个国家或更多的群体，彼此言语不通，情感各异，为生存你争我夺、各不相让，至于近现代，工业化与高科技竟成为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群体争权夺利和填充欲壑的工具，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已经岌岌可危！难道这就是号称“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的人类所为吗？难道人类历经数千年尚不能学会先顾全整体的利益而做些许的让步吗？难道我们就不能为未来计而学会以“全球公民”的身份实现大同的认同吗？

正是从这一境界和追求出发，大历史学家正在建构自己的也是世人渴望的框架性理论。相信有无数的人——包括史学家——都看过“升起的地球”的照片，闲暇之余或梦幻之中也曾有过类似美好的愿望，以超脱身边不断发生的虚伪、敲诈、污浊、懈怠和不公，但却很少有人——尤其是历史学家——像克里斯蒂安或斯皮尔那样能够积极反思并努力建构基于现代科学——即现今人类最可靠的知识（可证真伪的经验知识和符合学术规范的科学方法）——的“创世神话”，所以大历史一逘问世，便受到了众多学者（更多是非历史学家的学者）的热切关注和认同，尤其是青年学生，可能是因为青年比成人更渴望获得关注整体和全局的世界观，用一位大历史学家的话说，大历史实际上是“现代创世神话框架下逻辑知识、信仰和价值观的多位合一”，而另一位大历史学家斯皮尔则试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推演人类的道德。

很显然，大历史是从大处着眼看世界的，而不是传统专业史学中的“小为美”。这一点从克里斯蒂安和斯皮尔的专著中均可一目了然，且人类史——即传统世界史甚至全球史关注的范畴——只占很小的部分。克氏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全书八部十五章，从“无生命的宇宙”到“地球上的生命”，全书仅三分之一尚不见人影，而是传统宇宙史、地球史、地质演化史、生物（命）进化史的内容；及至“早期人类的历史”，也是先谈复杂性和能量，再问“人为什么会产生”，追溯灵长目动物、人科动物等的进化历程，就是不肯进入“人的世界”；待最终触及“农业的起源”、城市、国家和文明，我们又很快步入“渐行渐远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看到“20世纪的大加速”并很快进入了“未来”。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全书八章，一章绪论、一章理论说明、两章宇宙史和星球演化史，然后是生命的进化，整个人类史占两章偏多的篇幅，但也不过几十页，然后同样是以瞻望未来结束。而最新的教材《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同样是围绕“整个历史”的八个“临界点”或“节点”（threshold）展开的，即：一、大爆炸和宇宙的起源；二、星系和恒星的起源；三、新的化学元素的最初生成；四、太阳和太阳系的涌现；五、地球上生命的涌现；六、智人的出现；七、农业；八、现代世界与人类世界，并进而瞻望未来，以“宇宙中的人类”告终。这样的安排显然无法让传统的世界史家甚至全球史家满意，相反，甚至会如刺在喉、怒火中烧。

但且慢！大有大的好处。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说：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够提炼出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的视角，才能够容许史学家大胆借鉴其他各个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并打破阻碍学科之间合作的藩篱，才能够发现为人类赋予意义的强有力的“元叙事”框架或“现代创世神话”，也才能够了然人自身的局限并认识到任何“完美的描述”均不可企及从而抱持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学术心态。斯皮尔同样非常明确：大历史就是关于“必然性”（necessity）的，所以它必然要采纳“从上到下”（top down）的理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见到“从下到上”研究取向根本无缘得见的“总体格局”（general patterns）；斯皮尔还非常坦白：为弥补知识和见解上的短视和缺憾，他的做法是“把自己的观点交给从天文学家到社会科学家的多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去评判”，这种跨学科的努力在史学家当中是不多见的。

更重要的是，大历史学家为历史的叙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框架或叙事线索，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比如“体系”“集体知识”“物质与能量”“复杂性”“复杂性的提升”“能量流”和“金凤花原理”等。现就笔者的理解能力所及择要分述如下：

1. “集体知识”

“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是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中逐渐梳理出的一个大历史极为核心的概念，主要用于界说人类史的发展历程。不过早期的阐述不甚详尽，也不大成体系，但近年来克氏对“集体知识”颇为用心，也愈发重视，甚至称“大历史的建构实乃集体知识的演练”。

简而言之，“集体知识”是指“某一物种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

那么“集体知识”概念为何如此重要呢？在克里斯蒂安看来，这主要是因为：“集体知识”：

 

能够解释整个生物圈的历史上人之为人的特质；说明在近四十亿年的演化过程中人类为何能够成为唯一一个长时期不断变化的物种；廓清人类史演进的独特本质，正如同自然演化概念帮助廓清生物进化史演进的独特本质一样；使人明了为何当今人类拥有如此卓尔不凡、令人惊骇的力量，以至许多学者惊呼人类的诸多活动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甚至大部生物圈的可持续生存。

 

集体知识概念的核心有二：“集体”和“临界点”。正因为“集体”分享信息，人类创造的知识便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亡而消逝，而能快速、准确、有效地传播分享，从而形成一种愈来愈大的集体知识信息库；正因为突破了“临界点”，人类拥有了超越基因变异的强有力的文化，借助人类特有的语言和符合系统传播知识，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造成了一种无可限量的协同创新能力。这种人类独有的协同创新能力虽曾导致大规模使用矿物质燃料并制造出原子弹以至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或危及人类自身的安全，但它同时说明人类有潜力再度利用“集体知识”找到解决之道。

然而大历史更多的理论和概念来自斯皮尔。虽然这许多概念并非斯皮尔原创，但却是他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多方借鉴后有意识的建构。此处无法全面展开，故此只集中在经斯皮尔阐发的几个核心概念上。详情可参阅其专著和相关论文。

2. “复杂性”与“复杂性的提升”

谈到“复杂性”，必先交代“物质”和“能量”的概念。其实，在物理学中，对“物质”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楚，且有循环定义的嫌疑。比如，蔡森将“物质”定义为“凡占据空间且拥有质量的存在”，又将“质量”定义为“物体包含物质的总量”。且不止如此，几乎所有的物理学教程都是这样“含糊不清”地界定的，所以也就很难明白无误地界定“能量”。对此，斯皮尔是这样界定的：物质是原则上人能够触碰的一切存在，而“能量”则是能够改变物质结构或运动方式（其中包括物质的复杂程度）的那种东西。

在斯皮尔看来，宇宙间存在的万物是有着不同的复杂度的，而伴随复杂度的不同，物质中会涌现出不同的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物质复杂度的高低取决于其组块（building blocks）的多寡、彼此间联系的程度（connections）和排列组合的顺序（sequences）；如此便出现了一个由无生命的物质经有生命的存在到高度复杂的文化社会的复杂程度等级。无生命的物质是迄今人类所知的宇宙间最大量的存在，其次是有生命的存在，再次是复杂程度极高的文化社会。就此，斯皮尔提出了一个颇为得意的比喻：若假定地球的重量为一吨，即一辆普通轿车的重量，那么地球上所有有生命存在物的重量约为17微克，相当于轿车上剥落的一小片漆，整个太阳系的重量大致相当于一艘超级油轮，而整个银河系的重量，更不要提整个宇宙的重量，目前还不为人所知，所以无法比喻。

无生命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完全遵从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其中并不存在一个或多个“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决定其存在的外观或内情，虽然有时人们会对大自然貌似精巧的存在叹为观止，甚至认定其中必有某种“蓝图”的设计者在发挥作用。有生命存在显然要比无生命存在复杂得多，前者最大的特点是要通过某种特殊的机制不断地获取物质和能量以维持生存，为此，有生命物的身上往往会发展或“涌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特殊机制，如储存在DNA之中的遗传信息组织等。及至迄今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文化社会——主要指人类社会，其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机制和总量都远非其他有生物堪比：整个人类的净重约占地球上全部生物总重量的约十万分之五，然而人类控制地球上全部有生存在物的比例竟高达25%至40%。但就总体而言，有生命的存在物很有可能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其一是其数量甚为稀少，其二是有生命的存在往往位于更大体系（regime）的边缘地带。比如，地球便处于太阳系相对边缘的地带，而大多数生命体只是附着在地球的表层。

还有一点颇为费解的是，复杂生命体（包括人类社会）的存在事实上有悖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定律”），因为根据该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过程中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或称不可逆热力过程中熵的微增量总要大于零。那么有生命体尤其是人类是如何保证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呢？

3. “能量流”

能量流的概念其实并不复杂。复杂性的提升和持续存在必然要求有能量在物质中流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任何形式的复杂结构涌现。比如生命的涌现就必然要求有能量在生命体的内部持续流动，而行星、恒星和星系要存在也同样需要能量的流动。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共识。比如，根据比利时化学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说法，人类欲持续其复杂性的存在就必须要不断地吃、喝并呼吸，一旦停止这类摄入能量的活动，人类的复杂性存在很快就会解体。人类摄入的能量有很多功能，比如维持新陈代谢的持续不断地进行、行为、思考等。在此过程中，摄入的高能物质转化成低能物质并被排泄掉。加拿大环境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称：

 

能量是举世皆然的唯一共性：能量有多种存在形式，但只有一种形式的能量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才会使众星闪烁、行星转动、植物生长、文明演进。能够认识到这一共性可谓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认知却并未引领世人从事围绕能量展开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哈佛大学的蔡森教授甚至设计出了测量能量流及物质复杂度的公式并排列出宇宙间几种存在物的复杂程度次序，见下表：

4. “金凤花原理”

所谓“金凤花原理”其实非常简单，乃是基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创作的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三只熊》（The Story of the Three Bears），又名《金凤花姑娘和三只熊》（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或《金凤花姑娘》。故事的情节也非常简单：

 

有个小姑娘离家到树林去玩，在森林里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却闯到林中的一座小房子里。房子里住着三只熊：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宝宝。恰好三只熊都不在家。小姑娘走进饭厅，看见桌子上有大中小三碗粥，分别是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宝宝的，每只碗旁边都放着一把汤匙：大的、中等的和小的。经过一番尝试和选择，小姑娘觉得熊宝宝的小碗粥最好喝，于是就喝掉了小碗粥。小姑娘想坐下来歇歇，看见桌子旁边有大中小三把椅子，经过尝试和选择，她最终选择了小椅子。但小椅子给她摇垮了，小姑娘摔倒在地板上。她爬起身走进第二间房间。房间里有大中小三张床，经过尝试和选择，小姑娘躺到小床上呼呼地睡着了。三只熊回到家里，一阵惊讶和吵闹，小姑娘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看见三只熊，其中小熊正要咬她。小姑娘连忙扑到窗口，从窗口跳出来，飞也似的逃跑了。熊没能追上她。

 

无疑，这则寓言故事是有深意的。斯皮尔将故事解读为“复杂性”产生的条件：

 

蔡森虽注意到但却未能阐发的问题是：复杂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能涌现。这里的条件包括，首先，合适的组块及能量流；其次，合适的温度、压力和辐射等众多外在因素。如果条件不适当，复杂性就不会涌现，或很快消亡。复杂性消亡的原因通常在于能量流出现了问题，对某种具体的复杂性存在而言，能量流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复杂实体的消亡。比如，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若失去合适温度的保护而持续置身摄氏10度以下或4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便会死亡。显然，人类只能在一定温幅（bandwidth of temperature levels）的条件下才能够生存，而且诸如此类的幅度限制不止适用于所有生物，还包括岩石、行星和恒星。

 

由“金凤花条件”，斯皮尔提炼出“金凤花原理”和“金凤花等级”（Goldilocks gradients）的概念，借以梳理从宇宙大爆炸至未来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历程。

有了这样的框架和叙事线索，大历史的全貌便呈现出来。以下是国际大历史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ibhanet.org/）的梗概介绍，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不过，其中没有“神”的位置，可能正契合中国人“无神论”的追求：

 

大约自138亿年前，一段至今持续不断的历史被开启了，其间曾经历过几次显著的临界跃迁。大历史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基于证据的有关复杂性涌现的历史，伴随时间的流逝，最初相对简单的物质组合成新的单位，后者也因此具有了一些新的特性和更大的能量流。

在宇宙大爆炸后最初时刻，整个宇宙的温度极高、密度极大，所以物质只能以夸克—胶子汤的形式存在。随着宇宙的膨胀和渐趋冷却，物质也开始呈现新的形式，包括最初的质子和中子，而中性原子的出现还要晚得多。早期的宇宙差不多处于一种完全的均质状态，但些许的不均从最初便已存在，而且伴随宇宙时间的推移并受引力的驱动，这些物质的非均质程度开始加大，密度较小区域的物质被拉向密度较大的区域。这一过程造成了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宇宙存在的大格局，包括星系、星系团和超星系团。

在星系内，引力造成了气团的塌陷从而形成了恒星，其间原子核通过核聚变过程形成更重的元素。在第一代恒星问世前，宇宙中只有氢、氦和少量的锂（都是在宇宙大爆炸后的瞬间形成的，因为那时宇宙的温度还足够高，能够支撑聚变过程）。而巨大的恒星在形成过程中也同时通过聚变造就了碳、氧以至于铁等多种重元素。当恒星耗尽燃料后发生爆炸形成超新星时，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又造就了金、铀等更重的元素。被超新星抛射出来的富含重元素的气团与先前就存在的气团和尘埃团混合，然后在引力的作用下塌陷就形成了第二代恒星。因为第一代恒星造就了重元素，这些重元素便可在引力的作用下形成有岩石或陆地的行星。

太阳和地球的生成大约是在46亿年前。太阳系位于银河系外旋臂，被称为猎户臂或猎户支臂。我们与银河系中心的距离在25000—28000光年之间，而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要以数千亿计。太阳系环绕银河系的中心运转，速度是每秒大约220公里，绕行一圈需要2.25至2.5亿年的时间。在过去的46亿年间，地球经历了许多划时代的变迁，包括大气层的变化、陆地的出现、板块的迁移，等等。

地球上的元素和分子通过化学变化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组合。约4亿年前，其中的一些组合中出现了膜，有了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化学元素和能量并从而形成新陈代谢和带变异的繁殖。我们称作生命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极端不均匀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有时候会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一些。如此经过几次重大的变迁就形成了诸如细胞核、光合作用、意向性运动、多细胞的专业化合作、头、骨干、四肢等生命体的特质和功能。

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开始博兴，并进而导致类人科动物的出现。最终，在距今20万年出现了智人。这种双足、大致无毛、脑容量极大、对生拇指的人类后来发明了象征符合系统和极富想象力的语言，他们的后代继承了前代的社会性特征，且有明确的道德规范。

人类通过自己的文化系统改造了自然，并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造就了自身。从食腐到采集再到狩猎，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在大约7万年前离开了最初的非洲故乡，向全球各地迁徙，其间在大约两万年前穿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关于此举的确切时间还存在不少学术争论）。他们先是成群结伙，后又形成血亲集团、组成村落、建立酋邦、构筑城市、成立民族国家、建成庞大帝国，其间，人类跨越了几个主要的临界点，如最初的农业立国、发现并使用化石燃料直至近年来步入信息数字时代。

人类在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彼此间的战争，并致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我们目前面临着一场异常严峻的危机，我们有可能因之而丧失自己的复杂性特征。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物种有99%现在已经灭绝。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复杂物种能够持续生存几百万年的时间；人类如能持续存在数百万年，那真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大历史能否为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统一连贯的历史叙事，以帮助人类培育本属于人类社会性特征一部分的同情与合作情结呢？人类能否组合成一个不同以往的复杂程度更高的完美共同体呢？还是听任现有社会复杂程度的群体走向无情的灭亡？

但不管对此如何作答，假若数十亿年之后在地球上还有任何物种生存的话，那么明智的选择终将是跳上宇宙飞船向另外一个星系进发，因为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到那时将面对一个异常炽热的太阳。大约在50亿年之后，太阳核心处的氢燃料将最终耗尽并演变成为一颗红巨星，滚滚的热浪使所有的海洋迅速干涸，然后吞噬整个地球。太阳最终会蜕掉原有的外层，只剩下其核心，即一颗白矮星，而这颗白矮星在数万亿年之后也将冷却下来，直至最后消失。与此同时，其他星系亦将离我们的周边的星系群而去，那时候地球上的天空将不再有繁星闪烁，而这些曾经闪烁的繁星正是人类了解宇宙和地球周边宇宙背景的唯一途径。

三、小大历史

大历史既然是从普遍、统一的宏大视角审视整个的历史，试图建构同一性的“创世神话”——而不是像传统史学追求“小为美”并因此“细而微”的多样化或多元化目标，那么大历史本身是否会因为“粗而疏”而不具有可研究性呢（researchability）？换句话说，是否只有几个大家提供了上述大历史基本原理和框架，其他人只顾推衍、演绎就能够行得通呢？对此，包括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和著名史学理论家伊格尔斯在内的不少史学家都曾提出过质疑。显然，果如上述，大历史必将很快走进一个死胡同。即便大历史在高中、大学通识教育中做得再成功也无法弥补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而无法深入研究的缺憾。

对此，大历史学者的回应是：一、保持大历史的“开放性”（open-ended nature），广泛吸纳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并积极争取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和积极建构，以提升大历史的跨学科研究潜力，上面提到的有关“人类世”的热烈讨论即为一例，又比如最初的大历史课多是不同专业的专家共同讲授。二、哪怕是在探讨“深层次的统一”或普遍规律这种关乎大历史核心命题的问题时也绝不会故步自封，而是多方借鉴，以务本求真、求实为旨归，比如上述有关“集体知识”“金凤花原理”等的探讨，比如斯皮尔请教多方专家批评自己的思路观点等。三、加大对大历史的研究力度。为此，斯皮尔曾提出过一个大历史研究纲要，列举了五类可供研究的方向，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小大历史”的研究。

在斯皮尔看来，“小大历史”就是“把某个研究主题放到大历史的总体框架中并试图（但不必总是）追溯其至宇宙大爆炸的起源，以期丰富人们对该主题的理解”，而研究者的选题可以多种多样，从苹果手机（iPhone）到“我的小弟弟”不等。其实，“小大历史”是斯皮尔的高足和同事埃丝特·奎黛克斯（Esther Quaedackers）在2007年最先想到的。当时只是为了给学习大历史的同学布置作业，“让同学们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体，然后将这一主体与系列课程每一讲的内容相联系，”却没有想到“大多数同学（对此）感到兴致盎然”，因为这一方面加深了他们对大历史概念的理解，而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先前从未想到过的各种密切关联，从而对每一研究主体的丰富和卓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还因此提出了更多有益的问题”。所以斯皮尔总结说：“小大历史”远不止教学方面的一个辅助工具，它完全有望成为严肃的研究项目。

从本质上说，“小大历史”就是以“大历史”的宏大视角审视微小的研究课题，甚至可以小到一座城市、一幢建筑或一种植物，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取证方法独特，往往能够据此发现某些至为根本的发展格局或规律。换句话说，“小大历史”是要“从一粒沙子中窥见整个世界”：

 

一粒沙的小大历史会讲述无生命的物质塑造沙子的过程，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是氧和硅原子，而后者最初是在星体的核心处酝酿而后凝结成体积更大的岩石并在大约四十五亿年前成为我们的这颗行星——地球——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会讲到后来生命体的活动如何影响到了这粒沙子的形成，因为菌类生物会令岩石粉碎，当然此外还有一些非生物的因素，而后来人类又学会了把沙子粘连起来，做成了砖、砂浆、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并以此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

 

“小大历史”在中国的集体亮相是在2011年7月的世界史协会第二十届年会上，令人耳目一新：克雷格·本杰明以距今约14000年的约旦古城耶利哥为例说明环境在人类早期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乔纳森·马科利（Jonathan Markley）从粟、黍、稻、竹、谷等禾本科植物中看到了塑造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埃斯特·奎黛克斯更从动物筑巢的角度对天安门广场的建筑格局进行了新的解读，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结合

奎黛克斯的《天安门的小大历史》一文就小大历史的结构和思路给予简要介绍。本文原已在俄罗斯用英文发表，中文版发表在2013年第6辑的《全球史评论》，不过在翻译再版前作者对文章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充实。

与以往任何讨论“天安门”的历史不同，作者把“天安门”置于宇宙史、生命史和人类史的大框架下加以审视，所以看到了以往学者未能得见的造成天安门如此形制的多个因素。

宇宙史让作者看到四种力：引力、强核力、弱核力和电磁力，尤其是引力和电磁力对建造天安门的影响，因为“任何一座建筑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两种力之间某种不甚牢靠的平衡所致”。为实现力的平衡，“中国古代天安门的建筑师在天安门的基底采取了拱形通道的形式……努力使建筑本身的格局与自然力的分布相吻合，因而使整栋建筑具备合理的压应力，也就是说，整体结构与其所使用建材在引力和电磁力的作用方向上相同”，这与动物挖洞的策略是大致相同的。

生命史的审视使人懂得了“生命体乐于从事建筑，这主要是因为这里（地球）的引力作用足够强却又不是那么强”。生命体既要防范敌人，又要外出觅食，所以就必须在“建与不建”之间做出选择：有的建造沉重不易移动的房屋或堡垒，如人类，而有的选择长在身上并随身携带，如蜗牛和乌龟。生命体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自身建造的房屋是否能够“轻松享用”：这取决于动物是否必须长久待在一个地方。如果必须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以实现自我保护或者炫耀特权、吸引更多的配偶，那么建筑的分工和专业化便出现了。天安门明显属于厚重不易移动且为一群特权者轻松享用型的奢华建筑。

人类史的考察让读者见识了人类“灵活多变的建筑能力”，以至“过去几千年……积累（的）无数种先例”给后代建筑师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面对一项设计任务，设计师总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他们须在“各式各样的建材，建筑技术，空间布局方案，审美效果，象征意义，经济效益等”方面加以平衡，“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综合考虑，然后拿出一套方案来”。但这是值得的，因为“采纳文化上由来已久的建筑风格”会降低建筑费用，所以“天安门的建筑师只采纳了（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方案”。事实上，与欧洲的建筑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建筑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一致性”，以至“中国许多的传统建筑——包括寺庙和宫殿——与传统的庭院建筑颇有几分相像”：

 

天安门恰好符合这样的一个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天安门就是一个围墙环绕的皇家大院，里面又有很多小院，如紫禁城、花园、祭坛、宫殿、办公场所、作坊和仓库。当然，这个皇家大院的规制规模、用料的讲究和装饰的奢华是寻常的庭院无法比拟的，但皇城的空间布局、厅堂的格局和应用的建筑技术却是根本相同的。另外，皇城的戍楼与传统庭院的门廊也非常接近：一根立柱，一个横梁，上面是曲线的屋顶，下面是一块独立的空间。

 

作者的意图非常明确，是“将天安门的建筑格局与更为宏阔的发展趋势相联系，比如建筑师与建筑风格的问世，人类发展出的灵活多变的建筑策略，生命体的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策略以及影响所有建筑策略的更为根本的力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确实做到了。毫无疑问，小大历史的研究取向及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都还是尝试性的，但诚如作者所言，她的《天安门的小大历史》的确让读者学会了“以新颖的视角看待天安门和大历史，常有茅塞顿开的觉悟”。

那么此类联结宇宙史与人类史的范式在中国是否也有先例呢？笔者认为是有的，而其根本理据就在中国史学传统“究天人之际”的主张。主要的例证为中国学者所做的三篇论文，即发表在《皇家学会会刊》上的《中国公元10—1900年间周期性气候变冷促使自然灾害与战争频发》（作者共7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张知彬、田辉东，法国巴黎高师的伯纳德·卡扎勒斯和尼尔斯·切·斯登塞斯，挪威奥斯陆大学生物系的基尔·L.考斯鲁德，德国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地理研究所的阿契姆·布朗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郭方教授），论述中国公元10年至1900年间战争的发生频率、谷物价格、旱灾、水灾、蝗灾和温度之间的变量关系；国际知名的古环境气候学家许靖华教授的《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一文，认定世界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实与气候变迁导致的生存危机所致；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叶文虎教授的《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一文。叶教授本来是环境学家，但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尤其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颇为关注，因此近年来思考并撰写或与人合作撰写了一批“究天人之际”的“历史”题材的文章，并论证：当代中国如欲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努力率先从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和技术革新三个层面开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即“新的环境文明”）转折，这是一个“崭新的、重大的历史机遇”。叶教授还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认为：中国现代史学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线的，而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作用。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条主线考察人类文明进程，有利于科学历史观的构建。

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小大历史”，但却颇有“小大历史”的味道，且是基于中国文化和史学传统的“小大历史”之作。

迄今，“小大历史”研究的个案并不是很多，且围绕其研究方法也还存在争议，但“小大历史”确是一种颇有意思的思路和方法，对我们周围习以为常的事物起到“陌生化”作用的同时，还令读者重新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说不定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某些重大发现，甚至重大的理论发现。

四、未来瞻望

大历史确实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世界史，甚至超越了时下的全球史范畴。如果说以往的历史主要是关注人本身的，那么大历史则更关注人类生存的大背景——宇宙、地球、生命演进——以及人在其中的定位；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多注重探寻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那么大历史拷问的显然是更深层的一个问题：这一切如何可能？故此后者采用了诸如“集体知识”“能量流”与“复杂性的提升”“金凤花原理”之类的叙事线索；如果说既往的历史总是执着于过去，那么大历史关心的却同时包括未来：大历史或可谓指向未来的历史？笔者曾撰文对大历史“超越人类看人类”的做法给予批判，也曾对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自然是希望批判地继承并有所发展，且企望有更多有志的学者为廓清人在宇宙—自然—社会中的恰切位置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笔者对大历史在中国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至少有以下三重力量的驱动：境界/精神追求、史学传统和现实需求。

首先，中国人从不乏超越的境界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前者与大历史颇多契合之处，而后者更有超越大历史的人文蕴涵。事实上，中国学者早就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占有一段时间，不仅限于人类，大至宇宙（现在认为它有120亿—150亿年），小至基本粒子（10—6—10—23秒），都占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也就是说都有其历史。……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只不过到了近现代，可能是受西方科学史学和细化学科的影响，中国的史学才逐渐只局限于“人的历史，……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过程”，更喜欢纠缠于“社会形态、国家、民族……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的无穷无尽的、各色各样的、此起彼落的事件、事物、事态、事情的形成、发展、转换、变化、结束的过程”。但即便如此，融汇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的史学作品也时有所见，比如科学史家董光璧决意“把我们的生命和文明置于宇宙故事之中……让宇宙的伟大历程进入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人们的精神健全起来，不再自命不凡，停止彼此争斗，天空会变得清洁，土地会恢复肥沃，生活也会洋溢情趣”。又比如史学家齐涛的著作虽名为《世界史纲》，却要从宇宙史和地球与生命的演化史讲起，然后才是人类最终形成至今的短暂历史，故而主张我们一定要“调整心态，摆正人与自然、人与其他各种动物生命的关系……跳出地球、俯瞰自然”，得出了“能够物化的思维和意识”乃人猿揖别的本质特征的结论，与西方大历史学家的结论几乎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大历史更多是为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物质定位，而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或可为人类在宇宙间的生存提供精神定位。如果说古代的“天人合一”理念还有不少“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色彩，那么现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天人合一”实乃联结人与自然的中国史学和哲学传统，而更有学者指出“天人合一”理念对当今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天人合一”或可谓中国人对“大历史”的一大独特贡献。

第二，中国自古便有“究天人之际”的史学传统，而这一传统或可成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大历史”的有力支撑。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的“天人”虽有含糊不清之嫌，但“天人”的理念从来都不是不变的。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现当代学者将“究天人之际”中的“天人”理解成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必须加以协调的关系。黄留珠教授明白指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乃中国“大历史”传统的肇端，而叶文虎教授更试图在“天人合一”观念中挖掘“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伦理学基础”，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和“三元互动论”并基于此得出“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时期”的重要结论。颇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的“大历史”观是在西方的“大历史”之外展开的，至少黄留珠、叶文虎二位教授在笔者向其提及之前似乎从未接触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西方人的“大历史”。这种东西方不谋而合的发展本身正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在呼唤统合人文与自然的大历史，而自然科学家加入史学研究的队伍无疑将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助力，尤其是更有助于中国的史学家重续“究天人之际”的史学传统。

第三，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大历史的视野，而史学家理应为此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诚如大历史学家及多方学者甚至政府官员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目前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而出路正在于具备“全球视野”并步入“生态文明”，而这正是大历史发端的初衷，即从最根本的源头重新梳理人类在宇宙、太阳系、地球、有生群体中的位置及生存原理并进而探寻人类的前途甚至最终归宿。与此同时，“大历史”效仿由来已久的“神话”传统，试图创造一个基于现代科学最新最可靠成果的“创世神话”，其用意在构建“全球公民”的认同，所以虽有来自各方学者各种势力的怀疑甚或抵制，“大历史”学者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历史，并引发了史学家对“历史”本身更加深入的思考。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大历史所做出的反应虽不是很多，但大多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并认定“大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历史的人文关怀“远超世界通史”。

很久以来，史学一直执着于人类的历史，仿佛人类社会的大舞台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只看到表演的精彩和震撼，莎剧《哈姆雷特》中对人类的高度肯定即为一突出例证，因此为人所传颂，人的诸种高贵特征也渐次成为人文学者竞相执着的对象。但在我们这个危机四伏且万事亟须从长计议的时代，莎翁紧随其后的说辞却似乎更发人深思，我们似乎应该从“人是泥土”重新开始规划自身的意义。如果在可能的“全球崩溃”之前，我们无能为力，甚至避重就轻、各谋私利，那么人类简直比泥土抟成的污物还要可憎、可耻。面对苦痛的危机，我们是“听任海怪那诱人的歌声，直至自己最终被化作禽兽之列”？还是相反，要“了解全部真相；哪怕是最可怕的真相，然后准备好去应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恐怕是大历史最大的意义所在。

（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