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与大陆边界的历史和社会活动

◎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文 吴姗姗 译

摘要：本文是伊格尔斯的个人传记，叙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在大约90年的人生中，作为一名犹太人，伊格尔斯被迫离开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求学于里士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积极投身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关注思想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遵循比较、跨国甚至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坚称历史不仅要超越国家的界限，更要超越文化的界限。总的来说，犹太人身份深刻影响了他在社会活动中跨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角色和动机，他往返于德国与美国之间，弥合两德裂痕，促进种族平等，体现出真正的全球视野。

关键词：犹太难民学者 德国的历史观 全球视野

 

首先必须谈谈我的生平，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进行社会活动的。1926年11月，我出生于汉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取名为格奥尔格·格尔森·伊格尔斯海默（Georg Gerson Igersheimer），伊格尔斯（Iggers）这个姓是我们到美国时资助人改的，尽管我并不愿意。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已扎根德国几个世纪，他们信仰犹太教，但在文化上完全是德国人。我的教育生涯始于1933年4月3日，即希特勒掌权两个月后，也是纳粹抵制犹太商人两天后，父母把我送入一所普通德国公立学校而非犹太学校，我很幸运地没有在学校里遭遇当时盛行的反犹主义。不仅如此，我那些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同学和老师们也完全接纳了我，他们大多信奉第三帝国以前的青年运动精神。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后，我们的邻居、常去的商店也仍旧十分友好。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媒体传播的可怕仇恨，目睹了许多商店和其他公共设施开始禁止犹太人进入，我再也不能去游泳或者看电影，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我的公立学校，一个是犹太人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方说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就是学校里两个信基督教的男同学。

另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叫作“巴尔·科赫巴”（Bar Kochba）的犹太体育协会。稍晚些时候，我瞒着自认为是稳固的中产阶级的父母，违背他们的意志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享乐，憧憬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我觉得就像巴勒斯坦的基布兹（kibbutz）那样。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1936年10月，我决定转学到犹太教会办的塔木德—托拉学校（Jewish Talmud Torah school）去。我和父母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1937年11月，他们把我送到距离斯图加特不远的埃斯林根（Esslingen）犹太孤儿教养院，这竟然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我在这里比与父母在一起更像回到家中一般。许多孩子来自周边的小镇，在那里他们已经被禁止上学了。在很多方面，这所学校也受到青年运动的指引，认为犹太人从事商业性活动和智力型职业已经很久了，也过于城市化，因此他们现在设法教育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农业活动，我就被分到了饲养小鸡的任务。我们意识到必须移民去美国或者巴勒斯坦地区了，于是在学校接受英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强化训练。

1938年10月，此时距离12月“水晶之夜”不足五周，我和父母、妹妹移民去了美国。我们抵达纽约时几乎身无分文，在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的帮助下，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重新安顿了下来。里士满是联邦前首都，曾在美国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至今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似乎看到了类似于大屠杀之前纳粹治下我所经历的歧视，我坦率真诚，却受到老师的训斥。当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解密后，我惊讶地发现联邦调查局（FBI）从我14岁生日的几周后，即1941年1月就开始了对我的档案调查，我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因为我被告知那些档案已经销毁。在1943年和1944年，也是我活跃在一个里士满的种族主义学生组织的时候，所有的学校和学院，包括我就读的里士满大学都被严格隔离，FBI再次展开了对我的档案调查。

1944年我在里士满大学获得罗曼语学士学位，而且学习了德国文学和哲学。1944年夏天，我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德语系的研究生学业。我的兴趣逐渐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学和思想研究。194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习社会学和哲学，在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参加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讲座。我的几位芝加哥大学和新学院的导师也都是难民学者。在此之前，我只有一个本科学位，1946年秋天，我回到芝加哥加入跨学科的文化史委员会的博士项目，研究19世纪早期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和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关注到思想史领域。我对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感兴趣，包括青年马克思、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我之前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海涅（Heinrich Heine）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我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绝少从事档案工作和发表文献。

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威尔玛。我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即使我们的学术兴趣并不相同，我更倾向于思想史，而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她的家乡波西米亚的犹太人日常生活。1938年10月，她从纳粹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逃往加拿大。我们都来自欧洲中部，家庭背景和社会、政治观念十分相近，1948年，我和威尔玛结婚。1950年夏天，我们接受了位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菲兰德·史密斯学院（Philander Smith College）的职位，这是一所传统的黑人背景院校，我讲授历史、德语和法语，威尔玛讲授德语和法语。当时的白人高校极少聘请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学者，反犹主义在当时的美国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黑人高校则雇用了相当多的犹太难民学者。当然，我们是数量不小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在小石城，我们搬进了校内黑人社区的一个简单寓所，也没有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打算。在那儿的第一学期，我讲授1918年以来的世界史，朝鲜战争也在这年夏天打响了。学校图书馆资源严重不足，但有一个很好的公共图书馆，不过不对黑人开放。我给当地的自由派报纸《阿肯色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废止图书馆的种族隔离。我并未打算得到积极的回应，但令我意外的是两周后院长告诉我，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允许我的学生进入。事实上，他们已经决定终止图书馆的种族限制，但没有选择公开宣布。两周后，一个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小石城分会的小规模代表团来到我家，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团由邮政职员和从不担心失业的独立工匠组成。NAACP创建于1909年，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致力于废除一切形式的、法律上的隔离。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迫切需要有人进行相关研究和规划，并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我接受了，成为小石城分会执行委员会的第一名白人成员，我和威尔玛也是该组织在阿肯色州的第一批白人成员，不过在全国层面上，NAACP一直拥有白人成员。南方种族主义者抨击它是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激进组织，但事实上NAACP的目标十分温和，只是为了让美国黑人获得其与美国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平等权利。他们通过诉讼实现目的，结果很成功。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形成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阿肯色州主要关注的是废除法律形式的种族隔离，尤其在学校里。我能够填补从事诉讼所必需的研究和组织诉讼这两方面的重要空白，没有我的努力，让小石城学校向有色人种开放这一南方学校系统种族隔离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将不会发生。NAACP当地分会完全接受和支持我所做的工作，他们一度希望推举我做分会主席，我曾向他们解释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方政客声称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是北方煽动者的阴谋，他们不能代表黑人，就我而言，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外国煽动者，我必须保持低调。相反，黛西·贝茨（Daisy Bates）是一位能力出众、能说会道的黑人，她是阿肯色分会的发言人，多次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曾经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并做了很多实际的规划。

阿肯色和南方的学校仍然遵循着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所确定“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在公共设施对等情况下允许种族隔离。但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平等的，并且我打算着手去确认这件事情。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调查了几个曾经打过官司的农村学区，当然我研究的主要还是小石城的学校系统，1952年，我写了一个关于小石城中学不平等状况的研究。这种不平等十分惊人，白人学生的拨款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黑人中学异常拥挤，以至于每天要分两班轮流上课。然而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在课程安排上，就读于主要白人中学的学生都预备着成为大学生或白领阶层，此外还有白人职业中学，而黑人中学只开设最基本的课程。我的建议是希望黑人可以参加黑人中学不提供的白人中学课程。这篇报告在白人社区的自由派人士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民权运动也总是涉及白人，这一点有时会被忽视。令人诧异的是学校董事会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一计划，不过形成了三比三的僵局。这似乎意味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不但大部分小石城白人和阿肯色州东部农村白人强烈反对任何种族隔离，而且很多阿肯色人，尤其是小石城市的城镇人口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势不可挡。他们认为紧邻美国最穷、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阿肯色必须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要求终止现存的种族形式。这也是图书馆董事会愿意接纳黑人、学校董事会愿意讨论我们建议的原因。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中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从而废除了1896年的决议。随后，我与小石城学校董事会会晤，董事会宣布愿意遵从最高法院的决议并提交我们能够接受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书。两所即将于1956年完工的中学和现有的中心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都将向所有种族无差别开放，黑人邓巴中学（Dunbar High School）将成为一所无种族隔离的初级中学。到1960年，所有学校都将废除种族隔离。然而，1955年最高法院在第二个决议中提出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应该以“慎重的速度”（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进行，这被反对者认为是一个可以无限期推迟整体实施的信号，这导致整个南方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抵抗不断增加。小石城学校董事会选择屈服，宣布停止在这三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迫使我们不得不诉诸法律。我组织了两个小组前往拜访中心中学附近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孩子现在必须走很远的路从中心中学转到东部的种族隔离中学，而我们建议他们继续去中心中学报到注册。令人鼓舞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同意了，而我们建议过部分父母不要参加，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们原以为会有28名学生在新学期第一天上午报到注册，没想到来了超过80名学生，不过他们都被拒绝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学校诉至美国最高法院。但是我们在寻找委托律师上遇到了问题，本地律师要么不敢接这个案子，要么打算收取高额的费用。刚刚毕业于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律专业大学生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愿意免费接手此案，但起诉所需的费用我们和当地分会仍然拿不出来，而NAACP全国办公室也不愿此时向我们拨款。为了不耽误起诉，威尔玛向她在加拿大的家人解释了这件事情，她家立刻给我们提供了所需资金。立案后我们得到了当地黑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全国办公室也介入此案。NAACP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诉讼，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如我们所愿命令开放中心中学，但录取了9名有色人种的学生作为妥协。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中。

在此期间，我们搬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接受了迪拉德大学（Dillard University）的职位，这也是一个黑人机构。因为我只教授历史，教学任务很轻，所以同时接受了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一个研究机构的安排，每学期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可以进入主要的图书馆，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小石城中心中学废除种族隔离和平进行，学校于1957年9月3日，也就是劳动节的后一天开放。那天早晨，我们刚刚抵达新奥尔良就被一个消息震惊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下令国民警卫队阻止9名学生进入中心中学，并动员群众集会反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9名学生受到暴徒的直接威胁，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的声音沉寂了。三周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空降部队到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

我在新奥尔良继续担任NAACP当地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这里的种族气氛比中心中学暴动之前的小石城紧张得多。路易斯安那州和地方当局都不顾国家立法而致力于大规模抵抗，没有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公共汽车仍旧被隔离，州立法机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它所定义的颠覆活动，认定NAACP非法，虽然最高法院很快推翻了这一判决。我们和孩子唯一一次受到了生命威胁。我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Benjamin Franklin High School）废除种族隔离，这所学校只招收智商130以上的天才儿童，但只有白人，因为当局声称没有黑人儿童取得此资格。我认为这样的天才儿童学校是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突破口。在NAACP当地分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他们的测试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高智商学生符合要求，然而如意料之中一样，他们被拒之门外。令人失望的是NAACP全国办公室在最后时刻强烈反对推进这一问题，而我认为这个诉讼是废除种族隔离良好的开端。简而言之，我在新奥尔良能做的事情比在小石城少得多，不过我仍继续与NAACP合作，担任纽约布法罗分会董事会成员。

曾经，我们在小石城的黑人社区生活得很舒适，与邻居关系良好，我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于我们住在菲兰德·史密斯学院校园里的时候，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嬉戏。我们被接受的一个象征就是，1953年我宣誓成为黑人联谊会的第一位白人成员。同样我们在小石城也有很多白人朋友，他们有贵格教徒（Quakers）、一神论者（Unitarians）、巴哈教徒（Bahai），等等。尽管我们常常定期参加周五日落后和假日的礼拜仪式，却与犹太社区鲜少联系。在新奥尔良我们再次住进了完全接受我们的黑人校园，而且由于与杜兰大学同事们的关系，我们也未曾被白人社区孤立，但我们的朋友比在小石城少了很多。

虽然参与民权活动与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工作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第一次涉猎史学就是在我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和迪拉德大学讲授美国历史课程中。我讲授历史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从问题导向的角度出发，比如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美国内战后重建过程中，黑人在南方政治中短暂发挥过重要作用。种族隔离学校的学生都学习过如何理解南方，但是我们阅读了詹姆斯·兰德尔的《内战与重建》和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重建》两本书中关于“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的章节。兰德尔不是南方人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自称是一位严格依据史料的兰克学者，他认为黑人立法机关完全是失败的，还把此归因于他们的种族。杜波依斯是一位杰出的非裔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展示了黑人立法机关在经历过重建的社会改革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兰德尔的书尽管充满了种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受到欢迎。显而易见，意识形态的前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扮演了角色，尽管声称绝对客观的兰德尔不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接受这一点并尽可能真实地重建过去。

离开迪拉德大学，我们的生活经历了一段远离南方的小插曲。从1960年春天到1962年夏天，我们和孩子们住在欧洲。先是在法国，在那里与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研究员们从事进步思想衰落的研究，后来我中断了这项工作，开始在德国从事德国的历史观研究。在法国，我对《年鉴》（Annales）杂志的新史学方向很感兴趣，定期参加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讲座，还有幸多次被邀请到讲座后的咖啡圈子里去，在那里我有机会与他探讨我的研究项目。我对历史观的政治影响十分感兴趣。在大屠杀后我们心有余悸地回到德国，不过很快就遇到了态度友好的人们，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德国逐渐成为我们的第二家乡。

1962年我们回到新奥尔良后就参与了反越战运动，直到1965年前往布法罗。我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的职位，在这里我第一次可以讲授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思想史和史学，并且和研究生一起工作，威尔玛收到了布法罗凯尼修斯学院（Canisius College）现代语言学的职位。我们认为战争是错误的，这基本上是一场迟来的殖民侵略战争。我创建了布法罗征兵咨询中心（The Buffalo Draft Counseling Center），受训于“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Conscientious Objectors），成为一名征兵咨询顾问，后来还担任过军事顾问。我在办公室、家中、贵格派教友礼拜之家（Friends [Quakers] Meeting House）向数百名反战人士提供过建议，甚至包括几名在德国的美国军人。后来我发现FBI偷录了我的部分咨询会话。威尔玛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布法罗分会的主席，她在联盟呼吁反对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但被拒绝后就离开了。

1966年，威尔玛第一次敢于造访她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确定能够再次离开。早在两年前，我已经拜访过她的朋友们，同时还结识了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中起了一些作用。我们申请了通过民主德国（东德）的过境签证，从这里能直接到达她的家乡波西米亚。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签证途经哈雷（Halle）过夜的时候，哈雷的历史学家似乎早已知道我的一些事迹，威尔玛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当我告诉他们我想会见东德的历史学家时，他们表示可以安排并邀请我明年再来哈雷住一周。他们还安排我会见了两位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的莱比锡历史学家，汉斯·施莱尔（Hans Schleier）和沃纳·伯特霍尔德（Werner Berthold）。伯特霍尔德邀请我第二年夏天访问莱比锡，并在卡尔·马克思大学举行两次会谈。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来自东柏林的邀请。我在莱比锡举行了两次讲座，强调服务于北约的美国和西德历史学家对于东德的官方描述不仅是一种扭曲，还完全忽视了很多关键性评论，有美国历史学家曾在论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真实提出过的，也有西德历史学家如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等人论及德国的过去时使用过的评论。尽管演讲中暗含的东德立场受到批评，我还是经常被邀请到莱比锡和东柏林科学院演讲，偶尔也在哈雷和耶拿，但总是一个由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偶有博士研究生组成的封闭圈子，没有学生。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我也建立了与西德主要历史学家的联系，当美国新成立的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Studies Association）开始邀请西德、奥地利和瑞士的学者时，我建议他们也同样邀请东德学者，他们同意了。第一批来自东德的学者汉斯·施莱尔和沃尔夫冈·库特尔（Wolfgang Küttler）于1982年抵达，我在布法罗安排他们与来自西德的约恩·吕森（Jörn Rüsen）举行会谈。从那时起，布法罗每年举行一次东、西德研讨会，东德学者也开始定期参加德国研究协会年会。1983年，我向东德科学院提议与布法罗交换博士研究生，出乎我的意料，两年后他们同意了，交换项目从1987年开始小范围展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也与波兰和匈牙利学者进行了互访，而威尔玛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仍与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在布加勒斯举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我与萌发此想法的法国学者夏尔—奥利维耶·卡博内尔（Charles-Olivier Carbonell）、来自布加勒斯的卢西恩·博亚（Lucian Boia）共同创建了国际史学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我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双方都派出代表加入了执行委员会，从一开始，来自北京的张芝联就与我们紧密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布法罗分校的历史系主任。1982年，我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校长齐世荣从北京来访学半年，他创建的世界史学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984年，我邀请年轻的苏联学者根纳季·杜博维特斯基（Gennady Dubovitsky）访问布法罗，他在苏维埃制度下形成的不容置疑的信仰逐渐弱化，转而倾慕在美国逗留期间感受到的民主。同年，齐世荣邀请威尔玛和我访问首都师范大学6周，从那时起我与中国历史学家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接触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历史学家。2013年3月，我怀着相同的目的，访问了哈瓦那大学历史系。

接下来是有关我的研究和出版作品如何涉及我的传记的相关问题。前面提到过我关于圣西门主义者的学位论文，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名为《权威崇拜》。书中分析了圣西门主义者在政治哲学方面所展现的权力主义，也包含了我对他们社会主义方面主张的肯定和对他们为社会主义专政辩护的批判。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它将进步思想与对当代世界的批判结合起来，包括对启蒙运动的价值和所谓的公民自由的批评。不久，我和海登·怀特一起创作一本有关进步思想的小册子，书中认为每个人都会发展出不同的立场，当时我的观点基本上是乐观的，而他更加挑剔。不过因为我们都忙于其他项目，这本书并没有完成，但他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很快声名大噪。我还会提到一篇1965年我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进步思想：评判性重估》，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主要解决历史理论和史学的问题。

随着对进步思想的研究，我对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历史乐观主义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越来越感兴趣，这促使我1961年从法国搬到德国，并写出了《德国的历史观：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批判了从19世纪早期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批判之作是为德国历史学所做的，就像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为美国历史学所写的《那高尚的梦想》一样，这两者都将自己视为恪守严谨客观的学术学科。其实，两者都遵循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德国的情况是宣扬侵略性独裁民族主义，这是对民主体系的抛弃，我不赞成是史学直接造成了纳粹主义，但我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能够将自己与大部分的纳粹计划协调一致。

在美国，我的书通常被认为是学术著作，而在德国，每当年轻一代的西德历史学家开始审视德国的过去时，我的书就会得到广泛关注。这本书不仅考察了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考察了这种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历史观。这种观念，也被认为是历史主义，从被视为德国历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时代流行到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时代，尽管他反对纳粹主义，但仍旧支持德国历史主义，他认为虽然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相排斥，但它代表了历史思想的最高形式和德国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德文版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名德国历史学家的来信，他写道：我错误地专注于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没有充分欣赏他们坚实的历史学工作。我回复他说：他们的历史学工作无法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分离。当然，这立刻引发了一个问题：我对德国民族传统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主观经验，包括我遭受的经历。显然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无意义的。

尽管这本书专注于德国，但我所有更进一步的论述都遵循着比较、跨国别乃至跨文化的方法。1975年，我出版了《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介绍了1945年以后整个欧洲的历史研究。与其他的阶段性史学研究不同的是，本书还关注到了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尤其注意到了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安杰伊·维森斯克（Andrzej Wyszanski）和杰尔泽·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在研究波兰经济与社会史中运用的新方法，在这些方法中，他们十分接近法国年鉴学派，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我想说明的是，苏联集团的历史研究不能像以前一样常常被简单忽视，虽然有合群的压力，并且很多人顺从了，但仍然有一些人选择了其他方向。遗憾的是，我对亚伦·古列维奇（Aaron I. Gurevich）的《中世纪文化范畴》知之甚少，这本书就出现莫斯科且应该被收录进来。《欧洲史学新方向》主要论及西德“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下的新高校，它们遭遇了德国社会经济环境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批判的其中一点就是，由于年鉴学派过于忽视政治导致德国高校几乎不关注大众文化的作用，十年后，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历史学家们从事了这项工作。这本书出奇畅销，它很快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丹麦文、希腊文、韩文、日文和中文，后来我还重写了广泛流传的德文版《从新历史主义到历史社会科学》，如书名所言，这本书对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引起的理论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近20年后，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撰写了一部评估史学趋势的作品——《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国际视野中的批判性概述》，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对《欧洲史学新方向》的更新，但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较早的版本关注点集中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科学史上，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早期社会科学模式的批判逐渐增加，历史学的状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我彻底重写了英文版，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为题面世。如副标题《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Scientific Objectivit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所言，本书论及了我对大量社会科学史的基本客观主义假设的批判性研究，而且还包括我对彻底否定任何形式的理性探究的审视。虽然我赞同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拥护者海登·怀特的观点，认为所有历史叙述都具有文学性质，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限制，但我一直不认为历史是纯文学的，或者是完全虚构的。从某种意义上，我延续了在《德国的历史观》中所持的立场，肯定启蒙运动的人权观和理性探究，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如海登·怀特也肯定人权，但他们剥夺了人权观的理论基础。

然而，我一直想写一部全球史学史，我坚信历史不仅要超越国界还要超越文化界限，我也深知前一本书的局限性，《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被译为各种各样的欧洲和东亚语言，包括土耳其，当然也有中文，这表明此书甚至在西方世界以外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关注一下当时的西方，就像大多数史学工作一样，它的方法只是跨国别的而不是跨文化的。当然，如果没有非欧洲语言的知识，我也无法写出这样的历史。1979年，我与哈罗德·帕克（Harold T. Parker）一起出版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这是一本文集，也是运用全球视野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两篇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尼日利亚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优秀史学文章。1984年，我访问中国期间结识了王晴佳，后来我和他就比较史学的问题进行了大量通信。我对他《从历史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印象深刻，书中论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现代化是如何将西方历史研究的模式与中国传统模式整合到一起的。因此，当朗曼（Longman）让我写一部现代史学史时，我提出来一个全球性的方法，并邀请王晴佳参与到项目中来，我们还说服了来自印度的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她是我的博士生，负责印度部分，我们的《全球史学史》成型了，其基本思想就是王晴佳所研究的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涉及西方思想和本土思想的相互作用。

这本书以两个理论前提为指导：它赞同迪佩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中现代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还认为基本价值观根植于西方启蒙运动中，尤其是对人权和理性探讨标准的运用，虽然存在根本的文化差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传统，现代印度无从想象。正如我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清楚说明的那样，我明确反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和全部西方传统的摒弃，包括激进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在此期间，王晴佳和我还共同编辑完成了一卷全球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总的来说，威尔玛和我早年分别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经历，以及我们在一个关键时期作为犹太人的经历促成了我们身份的形成，贡献了我们在社会活动和作为历史学家的角色中跨越种族、政治和国界的动机。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基本是欧洲人，但是我们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美国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民权运动中和和平运动后期，我们深刻参与了美国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同样深涉德国。在东德和西德冷战期间，我们决定要重申我的德国公民身份且不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成为这两个社会的成员。对威尔玛来说，除了德国和美国，她还有家乡波西米亚。多年来，我们有两个住所，每年在哥廷根和布法罗度过几乎相同的时间。年岁渐老，我们遗憾地放弃了在哥廷根的住所，希望能与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更亲近一些，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前往哥廷根。自从1994年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抵达并恢复了社区以来，我一直活跃在哥廷根的犹太社区，这是一个自由的犹太人聚集地，男性和女性完全平等，我在他们和布法罗犹太教会之间建立了非正式合作关系，他们有相似的自由的宗教方向。2011年11月，我陪同布法罗的犹太学者受邀前往哥廷根参加1938年11月大屠杀——也就是所谓的“水晶之夜”——的周年纪念。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2007年，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Horst Köhler）授予我一级联邦十字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 1. Klasse），强调了我对犹太与德国和解做出的贡献，我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参与，尤其是我在国家分裂时期为弥合两德之间的差异所做出的努力。威尔玛凭着对捷克文化史做出的贡献从捷克政府获得了相同的奖励（社会主义政权结束以来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以表彰她为曾居住在此社区中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记忆恢复提供的帮助，她也如愿成为她的家乡霍尔硕夫斯基·泰恩（Horšovský Týn）的市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一直致力于克服那些通过专业史学作品传播的充满了民族优越性的神话故事，它们遍布19世纪直到20世纪的大灾难来临——尤其是在德国，还有在非西方文化处于劣势的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观念。尽管我的工作总是沿着跨国界的假设行进，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才真正变得全球化，我所坚守的正是这样的全球视野。

 

差一点未念的悼词

——追念伊格尔斯先生（王晴佳 撰）

天边微微露出一点晨曦，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疾驶，开往布法罗市。今年看来是一个暖冬，11月底的白天气温还没跌破零度。但今天风有点大，特别是在纽约上州开阔的平原上，一阵阵的疾风晃动着我的车。我的心情也像行驶中的车一样，不太稳定。伊格尔斯老师去世只有两天，多种思绪一起涌上，很难平静。

11月26日上午，我收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二儿子丹尼尔的电邮，说他父亲一早去世了。我立即回信，表示了我的哀悼，并问候他们全家。丹尼尔的电邮寄给了差不多两百多人，不久我就看到不少人的回复，都用各种美好、感人的语言向他们全家表示沉痛的哀悼。读着这些深情的回忆，我也一直在琢磨，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写些什么。但昨天突然收到威尔玛师母的电邮，说是追悼会今天下午就开，还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在一个人去世之后，最好72小时之内便入葬，但伊格尔斯老师朋友众多、闻名世界，我还是估计着会等那么几天。

六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提早到达了殡仪馆。亲属们还未到，我看了一下礼堂，伊格尔斯的灵柩已经摆上，用的是一口封闭的素木棺材，上面的犹太大卫星是唯一的装饰，后面放的是犹太七烛台，旁边也仅仅放了两盆白花。我知道老师、师母素来喜欢俭朴的生活，但如此简单地为伊格尔斯老师告别，还是不免让我有点意外。而转念一想，以这样的形式送走老师，也许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还是他的太太和家人，最了解伊格尔斯的为人。

伊格尔斯老师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家族，他不但有三个儿子，而且还已经有了两位第四代的成员。他的大儿子杰瑞米一到，便对我说，是否能帮忙做一下抬棺人（pallbearer）。他解释说，你与父亲合作这么多年，我们都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我欣然同意，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家人对我的高度信任。也许他觉得我并不强壮，接着又加了一句：“其实并不吃力，只是抬着棺木走几步而已。”事后我觉得，也许在中文里，“扶棺人”是更为恰当的表述。他们家其他成员——见过没见过的——都过来与我打招呼，说是他们都早已知道我、很高兴见到我，等等。我当然也向师母表示了慰问，她已经96岁高龄，与伊格尔斯老师结婚有近70年之久。我还是不能相信，7月底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知道老师身体不好，我与家人还来看望过他们。那时伊格尔斯与我聊了好久，师母在旁边还说：“医生说他脑子不好了，今天看来毫无问题啊！”事后她还打电话来，再次问我是否觉得伊格尔斯老师还有康复的希望。但也就三个多月，老师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昨晚准备了两三页的悼词，但我没有向师母和杰瑞米说，是否能让我在追悼会上发言。一是出于中国人的谦虚，觉得老师活了近91岁，一定会比我有更合适、更正式的发言者，二是觉得自己的悼词准备匆促，写得不够好，也许等到自由发言的时候上去说更好。

礼堂不大，但在追悼会开始之前，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不少站着的，我估计有一百人上下。同时追悼会还通过网络，向世界各地转播。伊格尔斯老师高龄去世，来参加的人中年龄大的居多，但也有一些中年、青年人。伊格尔斯虽然是白人，但很早就参加民权运动，加入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50多年，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平等权益终生奋斗，所以到场的也有好多位非裔。伊格尔斯老师当然也有不少亚裔朋友和亚洲学生（中国学生之外还有印度和韩国学生等），但他们大都已经毕业去了外地，加上追悼会时间安排紧促，我们一家或许是唯一到场的亚洲人，心里略有点遗憾。

追悼会在下午1点开始，由一位犹太祭司（拉比）主持，大家起立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念诵了赞美诗，一位女子咏唱了安魂曲。祭司然后邀请了丹尼尔代表家人向大家致谢，他以“我们不相信爸爸已经走了”为题，简单讲述了伊格尔斯多彩的人生和他们对他父亲的印象。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代表宣读了他们的悼词，高度评价伊格尔斯如何从民权运动的时期开始，便致力于为种族平等、社会正义而不懈奋斗，毕生不息。

接着一位现在乔治亚州一所大学执教的女老师发言，代表学生向伊格尔斯老师告别。然后祭司讲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如同布法罗当地报纸报道的那样，称他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不懈的人权斗士”。祭司大约40来岁，但与伊格尔斯老师已经认识了多年，毕竟他们夫妇俩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伊格尔斯曾是虔诚的犹太正教徒，之后虽然立场有所改变，但在德国和美国生活的时候，基本每周都去犹太教堂。祭司的讲话，不但重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事迹，而且还个性化地谈到了自己与伊格尔斯的来往。他的评价是，伊格尔斯精力充沛，如同一种“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回忆道，直到伊格尔斯过世前的一个月，他还打电话给这位祭司说：“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与你约谈。”大家听了，都不禁莞尔一笑，因为这正是伊格尔斯的个性特点。他不但活到老、学到老，在研究、写作上永不停歇，而且一直关注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未来，对社会问题，不平则鸣、从不含糊。伊格尔斯坚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他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就在《近代史研究》和《美国历史评论》这两个美国史学界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文章）。但最近十年，目睹世界局势的变化，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欧美政坛“向右转”的趋势，伊格尔斯在几次采访的时候承认，他已经对人类社会是否能克服弊端、顺利往前，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充满信心。

祭司讲话的时候，我手里攥着我的讲稿，想着等他讲完之后，也许会留给大家自由发言的机会，我一定要首先举手，上去讲几句。未料他讲完之后，再次让大家起立念诵赞美诗、唱安魂曲，于是就宣布追悼会结束了。整个过程仅仅45分钟，让我大出意外，因为除我之外，在场还有众多伊格尔斯的老友，他们一定都有很多话要说，为伊格尔斯送别。我开始后悔自己早前太犹豫，没有与师母和杰瑞米说，我想在追悼会上发言。师母见到我的时候，说是十分感谢我能远途过来。我的回答自然是：“我是一定要来的。”她和伊格尔斯老师一样，为人谦逊，我知道如果我不来参加追悼会，她也一定会理解的。可能师母也知道时间有点急促，所以没有问我是否要发言。

与其他几位抬棺人一起，我们将伊格尔斯的灵柩从礼堂抬上灵车。我忍不住对杰瑞米说：“我其实准备了想发言的。”他回答道：“哎呀，真不知道。如果知道，我们一定要你上去的。”我听了之后，更加悔恨不已。跟着灵车开往墓地的时候，我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伊格尔斯老师待我如子，用法语表述，我是他的“学术养子”（un enfant de la maison）。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周打一个电话给我，聊聊家常，而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共同编辑、写作的论著。如果我不在，他会用他低沉、缓慢的声音留言：“这是乔治……（This is George ...）。”虽然伊格尔斯从不署名“乔治”，但他在美国用英语交流的时候，用的是“乔治”而不是“格奥尔格”，师母及德国之外的朋友平时也称他为“乔治”。有趣的是，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告诉他我儿子的中间名字取名为“Georg”，他马上问道，有没有“e”，我说没有，他听后高兴地微微一笑。显然，他认同自己的德语名字，如同他从来都叫我“晴佳”，虽然他知道我从开始发表英语论著的时候，便署名“Q. Edward Wang”。我没有机会对他说我的理由。在我眼里，中文的特点就是要有象形字，加上四声的读法，而拼音无法做到这两点，所以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已经是西化的产物，并无法真正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正确地读出拼音化的中文名字，常常错得离谱，让人啼笑皆非。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亚洲和欧洲语言的差距太大。日本人英文发音普遍糟糕，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据片假名的翻译来读外文字。

我们的车队开往墓地的时候，在布法罗市内转了好大一圈，又经过了伊格尔斯老师执教30多年的布法罗大学，载着他向这个城市、这所学校做最后的告别。我们的车都插了殡仪馆的小旗，至少有20多辆，闪着紧急灯，穿越各个路口（美国规定送葬的车队可以穿越红灯，其他车子都会让道）。到了墓地之后，我们八人用双手将灵柩从车上抬到墓地，虽然只走七步，但每走一步，都由祭司诵读一句赞美诗，停下再走，这样让我们“步履维艰”、心情沉痛地送别逝者。墓坑已经由工人们挖好，棺木放下去之后，亲友轮流铲土，每人三铲。这样，伊格尔斯老师就长眠地下，与我们永别了。然后我们列队两旁，让师母和直系亲属在中间穿过，象征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开始了新的生活。

整个追悼会和送葬仪式，大家神情肃穆，没有哭声，似乎生怕惊动了逝者。犹太人以勤奋、聪明著称，显示出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真、执着，但他们对一个人的离世，又处理得如此自然、从容，毫不拖沓、迟疑。的确，生与死对每个人都一样：一个人如果活得精彩、踏实，死后是否哀荣备至，实在也就微不足道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追悼、告别仪式，向这样一位名人告别，有点简单。这里面有犹太宗教和文化的传统，但也是老师、师母一辈子为人处世的写照。他们自奉甚俭，从不奢华，但对学生和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却毫不吝啬。就我所知，伊格尔斯老师不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还出钱替他们买机票。多年以前，一位博士生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伊格尔斯拿出两万美金，对他说，“你拿去用，将来有钱想到再还我。如果我不在了，还给我孩子就是了。”这件事他从未对我说过，只是有次我与师母闲聊，从她那里得知的，那也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古人有言：“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伊格尔斯老师的为人治学，是这句话的真切写照。

伊格尔斯著作等身，影响巨大，将来一定会有人来看望他——我从墓地走出来时候，这么想着。他去世之后，三天不到，三百多封悼念的电邮纷至沓来，来自世界各地。有人将讣告放到了脸书上，立即有四百多人写了悼念的话。其中当代著名史家，也是伊格尔斯的老友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和她丈夫这么写道：“呜呼，我们时代的一个伟人告别了人世。他的史学研究，总是尽可能地在我们这个纷乱不已的世界上，影响到最为广大的团体。他在政治上的正义和勇气，他与许多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的友谊，他对他亲人的忠诚和挚爱，使得格奥尔格的一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楷模。他的遗产是如此丰富多彩，我们都怀念他！”的确，伊格尔斯老师不但是一位世界一流的学者，更是一位热诚待人、温良敦厚的好人——“好人”（good man）也是他的家人在讣告中用的词语。可惜，这样的好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老师、师母都是希特勒屠犹的幸存者，他们一辈子的为人，让我想起《周易》中的一句话：“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我文才拙劣，无法写出如同戴维斯和其他人那样美好、深刻的悼念词句。但我还是怨恨自己，没有在追悼会上发言。在葬礼结束的时候，师母邀请大家到他们敬老院的公寓坐坐。我们到了之后，品尝了他们德国友人寄来的“kuchen”（糕点）及三明治、贝果（bagel，犹太人常吃的一种硬面包圈）、水果，一边与师母和家人聊聊，听听他们讲伊格尔斯去世之前最后几天的情形。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大约一个月前，但可惜的是，他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我讲的他都听不见，只能听他讲，无法像以前那样真正聊天。而他去年脑溢血之后，也已经无法在电脑上打字，所以也好久没有通电邮了。但在一年之前，他还花了大量的工夫，认真地修改我们合著的《全球史学史》新版。让人欣慰的是，该书的修订版今年春天出版了，伊格尔斯老师拿到了新书，可现在也就成为他最后一本遗著了。让人特别钦佩和怀念的地方是，虽然伊格尔斯老师的史学史研究，世界闻名，但他每次受邀写作或讲演，都会认真准备，从不敷衍了事、倚老卖老。也就是说，他的每次写作或发言，从不抄袭自己以前的东西，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创作。写完之后，会让我和其他朋友先读一遍，提出意见。这种认真、谦逊的态度，让我特别钦敬，也是我认识的中外的学者中，特别少见的。

在伊格尔斯老师晚年住过的公寓坐着，睹物思人，在座的都是老师、师母的至亲好友，大约有二三十人。我也见到了不少他以前的朋友和学生。我心里略有些释然，因为他们也与伊格尔斯认识多年，不少人从美国各地赶来，他们也都没有找到机会在追悼会上发言。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杰瑞米过来对我说：“你既然已经准备了悼词，没能在追悼会上发言，那么是否你愿意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呢？”我立即回答道：“当然好，谢谢你！”于是我拿出了底稿，当众念了我昨晚写就的悼词。大家听完之后，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最重要的是，师母对我说：“讲得真好，谢谢你！”终于，我觉得我对得起老师了，而且在他生前的住处，在他最好的亲友面前念我的悼词，意义应该更大。

我要说的话，实在很多。我的悼词只是回忆了33年前，也就是1984年我们如何在北京的友谊宾馆晤面、交谈，然后他如何鼓励我、提携我，帮助我在美国建立了事业，还有幸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与他合作多年，共同编辑和写作了多部著作。我在最后讲道，今年夏天我与儿子又回到了友谊宾馆。我们一边用餐，我一边对儿子细细讲述了我与“格奥尔格”，也就是他中间名字的那个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在念完我的悼词之后，心里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将来一定还会再写一篇，题目就叫“从友谊宾馆开始的友谊”，再细细交代我与伊格尔斯老师的情谊，如何影响、改变了我的事业、人生。

愿老师安息！

2017年11月29日草，30日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