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外患引发内忧
公元1005年初，宋辽两国缔结了澶渊之盟。这是北宋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此后两国间的和平维系了一百多年。澶渊盟誓的诞生，是宋辽在军事上形成均势的结果。而一纸盟约居然产生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效力，一般认为也是宋辽均势长期延续的反映。
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均势维持了一百多年，这不奇怪。但这一百余年居然都在和平中度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算在世界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均势状态，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那么，这是因为宋辽之间的平衡出乎寻常地稳定，局面出乎寻常地清晰，以致任何尝试改变的冒险念头都被理性扼杀于摇篮了吗？或者说，这一超稳定结构具备了让任何危险的破坏因素都在萌芽阶段窒息而死的能力？这样的假说当然有可能成立，但其必要条件之一（还不是充分条件）是当事人都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学理性人。
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指出：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像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1]
而历史也无数次告诉我们，从来不缺乏挑战理性的冒险者。而且，历史充满了种种意外。
西夏的崛起就是一个几乎打破平衡的意外。虽然经过激烈的震荡，澶渊体制最终大体回归原状，但北宋中后期历史却被深刻改变了。
还得从宋人对澶渊之盟的看法说起。
盟约缔结多年后，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北宋士大夫中间流传：盟誓发生前，因为契丹大军南下，宋真宗惊慌失措，一度在奸臣王钦若、陈尧叟的蛊惑下，准备逃离汴梁，幸亏被大臣寇准阻止。后来，王钦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真宗面前宣扬澶渊之盟是辽军兵临城下，逼迫宋朝不得不签订的屈辱条约，以此抹杀寇准的功绩，对其加以诋毁。这一说法暗示，从一开始，澶渊盟誓就给北宋君臣带来了浓重的心理阴影。
不过，这并不可信。笔者曾于《南望》一书中指出，从盟约的缔结过程和内容来看，它对宋人而言，谈不上屈辱。[2]本书第一章《狂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北宋朝野上下对澶渊之盟非常满意，认为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以和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到来。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了那场举国病狂、旷日持久的庆典——“天书封祀”闹剧。
而第二章《惊悸》讨论的，就是宋人的太平幻梦如何在三十余年后凄惨地破灭。澶渊之盟后，迷信一纸盟约的宋人不再关心国防，武备废弛，这让真宗的儿子仁宗饱尝苦果。当时仅据西北蕞尔一隅的党项人发动叛乱，宣布独立，建立夏国，史称西夏。堂堂大宋居然屡战屡败，束手无策。
这时，真正让宋人胆战心惊，从盛世美梦中猛醒的事出现了——辽朝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突然重新提出本已通过澶渊盟誓解决的领土问题，迫使宋朝增加岁币。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宰相吕夷简等人自作聪明，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请求辽朝出面，“说服”西夏重新臣服宋朝，新增岁币的一半名义上就是给辽朝的辛苦费。吕夷简们大概认为，西夏崛起对契丹王朝也是威胁，压制西夏对契丹本身也有利，更何况宋方还给钱，何乐而不为？而对宋朝而言，增加岁币势不可免，能通过新增岁币让辽朝替宋方解决大问题，钱也就不算白花。
殊不知，大宋此举等于向大辽示弱，等于主动放弃了澶渊之盟建立的平等体制，承认辽朝的唯一大国地位。所以，宋廷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如果西夏真在辽朝压迫下向宋方低头，到那时，宋朝该如何面对大辽极有可能提出的种种非分要求？
此时辽朝在位的，同样是澶渊盟约签订者（辽圣宗）的儿子。兴宗皇帝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宋人给予他的历史机遇，因而雄心万丈。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就应该阳奉阴违，暗地里适度鼓励西夏国主李元昊，让他跟宋朝纠缠不休，从而不断获得渔利的机会。
历史的吊诡在于，宋人拱手送上的胜利来得太过容易，兴宗得意忘形，野心极度膨胀，竟然心存侥幸，希望西夏能放弃自身的利益诉求，服服帖帖听辽朝的话，满足宋方的要求。在他看来，只要西夏足够配合，契丹就可以向宋人明确宣示自己的超凡实力，突破澶渊平等体制，凌驾于宋朝之上，成为无可争议、一言九鼎的霸主。
可惜李元昊不识好歹，不能牺牲自我利益以成就兴宗的大国美梦。于是，辽兴宗亲统大军讨伐西夏，甚至在元昊臣服后仍贸然进兵，结果大败而归，颜面扫地。辽朝不仅输掉了辽夏战争，也输掉了增币以来暴涨的对宋优势。从西夏叛宋、庆历增币到辽夏战争，虽然险象环生，如履薄冰，但最终宋人发现，经过一番激烈的震荡，宋辽关系终于还是有惊无险地大体回归澶渊体制。
这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一幕历史剧，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因为澶渊体制最终保存了下来。以往的认识大多跳过了蕴含多种发展可能、复杂多变的宋辽夏三方博弈过程，仅从结局逆推，夸大了澶渊之盟的效力，简单地将澶渊体制的维系判定为宋辽两国均势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想象中的超稳定结构并不存在，百年和平只是宋辽双方政策制定者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
仁宗庆历年间的这番纠葛虽然无疾而终，却给宋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创伤。澶渊之盟后举国欢欣鼓舞、讴歌天下太平的气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刻骨的危机感——有识之士终于明白，金钱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
后来宋神宗赵顼不顾元老重臣集体反对，一心一意支持王安石变法，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富国强兵解除辽朝的威胁。对赵顼而言，契丹是他心头永远的浓重阴影——阴影产生的源头，正是庆历增币。而这场大变革，完全改变了北宋历史，从此愈演愈烈的党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了宋朝最可怕的内忧，直到女真南下，汴梁陷落，北宋灭亡。党争以外患始，又以外患终。
第三章到第五章构成一组，聚焦于宋神宗和熙宁变法的主角王安石。众所周知，王安石个性极其鲜明，在他身边，年轻的君主多少显得有些平凡。而实际上，赵顼甚至比王安石更为与众不同。
第三章《师臣尊严》以王安石两度罢相为切入点，探讨他和神宗令人费解的关系。王安石难以接受不同意见，这是学界习知的事实。但以往学者们主要关注他和反对派的交锋，对他在赵顼面前的表现相对没有那么重视。其实最能说明王安石性格的，是他在皇帝面前没有丝毫收敛。神宗在大政方针上，一向支持王安石，即便如此，王安石还是屡屡咄咄逼人地就一些技术性问题向犹疑的皇帝发难。更让人惊讶的是，神宗从来没有因此改变对王安石的信任和尊重。
王安石是神宗终生敬仰的对象，但毕竟赵顼是君，荆公是臣，我们不可能指望神宗像耶稣的信徒那样，对他顶礼膜拜，彻底否定个人意志，放弃所有个人主张。在世俗的尊师重道层面上，就一个君主能够屈尊的程度而言，赵顼可以说几乎做到了极致。
但让人困惑的是，熙宁末年神宗突然罢免王安石，彻底将他逐出了政治舞台，尽管此后十年，赵顼始终对在野的荆公尊崇有加。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他们在宋辽边界纠纷上的重大分歧——王安石主张强硬，神宗主张退让，这是现有史料能明确提供的熙宁年间两人唯一一处无可争议的重大分歧。难道这一似乎并不牵涉治国原则的外交分歧，就让赵顼彻底放弃了他曾如此信任、如此依赖的“师臣”？
要解答这一谜题，我们得先检讨神宗的对夏策略，这是第四章《先夏后辽》的内容。
前面提到，宋仁宗时辽夏爆发大战。虽然契丹大败，但获胜的西夏不可能承担同时和两个大国交战的风险，于是与宋朝媾和，接受了形式上的藩属地位。此后宋夏时战时和，西夏始终是大宋腰间的一根硬刺。在宋人的设想中，外患的解决，第一步是平定西夏，然后全力对付辽朝。
神宗即位后，在王安石的坚定支持下，发动了以征服西夏为最终目标的开边战争。但战争的直接对象，并非西夏，而是宋夏的共同邻国吐蕃政权唃厮啰。赵顼希望以此开辟对夏西部战场，给予西夏致命一击。战争的结果，宋军的确从吐蕃人手中夺取了大片地区，从此北宋疆域多了个熙河路。但另一方面，成功开边并没有让神宗满意，因为这依然无法提供一举征服西夏的捷径。于是，耗费大宋无数人力物力取得的成果，某种程度上被赵顼置之脑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神宗的新构想，是出动五路大军讨伐西夏，意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西夏问题。可迎接他的却是惨败。赵顼在这场亲自策划的大战役中表现出的近乎无知的轻敌和狂躁，让人瞠目结舌。更难以理解的是，近二十万大军的损失也没能唤醒神宗，他依然沉浸在迅速荡平西夏的美梦中。仅仅一年后，始终盲目乐观的赵顼迎来了又一场悲剧——陕北永乐城的全军覆没。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醒悟。不能不叹服神宗的坚毅，他丝毫没有动摇一战灭夏的信念，直到临死前仍在策划异想天开的冒险行动。
这个在西夏面前自大到丧失理智的神宗，对辽朝的表现同样出人意料，不过，这回是丧失理智的怯懦。第五章《创巨痛深》详细分析了熙宁年间宋辽发生边界纠纷时，王安石、宋神宗以及元老重臣韩琦等人的意见。当契丹蛮横无理地在河东提出领土要求时，王安石坚决主张不能退让，因此和赵顼有了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重大分歧。于是神宗向包括韩琦、富弼和文彦博这些反变法派领袖在内的已退休的元老求助，但没有任何人赞成让步。结果，王安石彻底出局，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赵顼一意孤行，割让了数百里土地。
这令人非常困惑。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宋朝以往和辽朝的遭遇史造成的心理创伤在起作用。的确，庆历增币给宋人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危机感。但危机感不等于懦弱。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所有重臣——相互间敌意深入骨髓的变法派和反对者——极其罕见地走到一起，在此事上发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只有赵顼一人，诡异地和素以柔弱著称的仁宗如出一辙，表现出了对契丹刻骨铭心的恐惧。
神宗的确是个不寻常的君主。年轻的他在党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成熟手腕，远远胜过比他大二十七岁的王安石。但这位被视为两宋历史上赵匡胤之外最有雄心、最有魄力、最有才干的君主，在内心深处，可能是个色厉内荏之人。
他对西夏不可理喻的自大、牢不可破的幻觉，恐怕是一种心理病态。他与王安石之间长期尊卑关系的倒转，恐怕也是一种心理病态。这是位极度自大，但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会在强人（包括真正的强者王安石，和并没有想象中强大的契丹）面前瑟瑟发抖的自卑的君主。也许，极度自大恰恰是极度自卑的另一面。
我们都知道，性格决定命运。对历史上的大人物而言，性格决定的不只是个人命运，还包括国家的命运。[3]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英年早逝，变法陷入了危机。年幼的儿子哲宗赵煦继位，改元元祐，而神宗的生母高太后以祖母的身份垂帘听政，控制朝局。偏偏高太后是变法的反对者，于是新法被全盘否定，反对派全面复出。尽管熙宁时期新旧两党斗争很激烈，但在神宗的审慎掌控下，没有发展到人身迫害。而元祐政治则开了人身迫害的先例。八年后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朝局再度彻底翻转，新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报复旧党。党争从此陷入了不断加码的恶性循环，给北宋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归根结底，元祐是党争恶化的转折点。
晚近方诚峰刊布大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下称“方著”），对元祐政治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方著展现出了罕见的理论素养与思辨能力，是近年来少见的佳构。其对北宋晚期政治的整体把握，以及由此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政治运行机制的宏观思考，建立在细密的环环相扣的微观研究基础上。书中的精彩见解，比比皆是。如前言指出，传统研究“最大的偏狭，乃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对于“元祐诸党，到底是真的存在于现实政治中，还是主要存于议论之间”这一问题，方著给出的答案是：“恰是某些政治观念、政治诉求导致了元祐时期诸多‘党’名目的出现。”因此，“研究北宋中期以后的政治，‘名’有时候比‘实’更为重要，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是更贴切的入手点”。[4]凡此种种，允为卓识。
另一方面，可想而知，思辨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起争议，这是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决定的，也是思辨触及这一内在复杂性的必然结果。笔者拜读方著，收获很大。在叹服作者高人一等的思辨能力的同时，对书中一些具体观点，也不免有些不同意见。
方著对元祐政治的探讨，一个核心问题是：元祐政治为何在哲宗亲政后被否定？书中将元祐政治的失败，从两个层面做了剖析。从士大夫的角度看，推动哲宗改变政治路线的主要是那些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熏陶下成长，亲身经历了神宗时期的变法，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言官（御史和谏官，合称台谏）。元祐初年旧党党魁司马光的政治设计，重在通过容纳多元来维持平衡，他对恢复“先王之政”缺乏热情，只希望能避免本朝的衰落，当时的政治氛围又崇尚“安静”，这极大地压制了言官们的理想主义情怀。这股转入地下的潜流终于在哲宗亲政后找到了突破口，喷涌而出，将元祐政治成果冲刷得一干二净。至于哲宗本人对元祐政治的极度反感，则被归结为以程颐为代表的士大夫理想的内在缺陷。程颐们只是试图用冷冰冰的教条来规训皇帝，将哲宗“非人格化”，“化约为一个政治符号”。[5]
第六章《司马光的责任？》是就司马光的政治设计，和方著商榷。笔者以为，司马光没有主张多元，也并非对先王之政缺乏热情，他的政治理念不能被理解为对理想主义的背弃。
第七章《不负责的责任人》则试图以高太后与台谏为中心，勾勒一条理解元祐政治的新线索。以往对元祐政治生态恶化的解释，大多强调司马光的激进。但司马光的影响力可能被夸大了，真正对元祐政治造成致命伤害的，是沉寂多年后重新崛起的言官。
宋代以前，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谏官则主要针对皇帝本人的过失，进行劝谏。宋代台谏合一，职能混同，从皇上到百官，都可以监督、批评，统称言官。言官一般品级不高，但在仁宗朝，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确立，他们往往能控制舆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到了强势的王安石（熙宁）和宋神宗（元丰）时代，[6]台谏的影响一落千丈。
神宗去世，在批判新法、打倒新党的浪潮中，政治舞台的灯光又一次聚焦到强势崛起的言官身上。但这些以空谈为职业、以舆论为后盾的新进“少年”，释放出了极大的引导舆论从而影响决策的破坏性能量。在新法被全面否定后，他们依然推动政治车轮滚滚向前，无情碾压已经下台的政治对手，甚至不惜为此倾轧旧党同志，使元祐政治走向失控。
而真正能制约狂飙突进的台谏势力的唯一力量高太后，却因为对权力的极度敏感和不自信，未能给予宰执中的持重者以足够支持，[7]被言官裹挟，使党争不断扩大、内卷化。随着党争蔓延，小人大有“用武之地”，元祐后期的言路充斥着善于察言观色的投机分子。
同样因为贪恋权势，太后还犯下了另一个更加不可饶恕的错误——紧握权力，不愿还政哲宗，直到死神降临，才不得不撒手。这使元祐年间的哲宗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对元祐政治恨之入骨。
当高氏不情愿地告别宝座，哲宗终于迎来了亲政的一天，那些被元祐政治培养起来的嗅觉灵敏的台谏，马上闻到了升官的味道。他们摇身一变，纷纷与元祐决裂，成了维护新法的斗士，为哲宗否定元祐摇旗呐喊。在这一意义上，哲宗亲政后对元祐的否定，反而是元祐政治的延续——就连哲宗本人的执政风格，也与在党争问题上相当稳重的父亲截然不同，反而和他深恶痛绝的祖母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尽管和方诚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笔者非常认同他的基本判断：政治立场的形成，理念与风气在某些时候比赤裸裸的现实利益更为重要。[8]
还要说明的是，王化雨最近也发表了关于元祐政治非常精彩的系列文章，[9]对笔者启发很大。王化雨的研究侧重最高决策圈，尤其是宰执间的派系斗争。任何政治理想或理念，在实践中都难以完全摆脱人际关系和现实利益的影响，比如本书讨论的言官、宰执种种政治抉择背后，肯定也缠绕着千丝万缕的现实考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王化雨的大作。
另一方面，笔者想补充一点，至少某些时候，政治斗争未必只是基于人际关系或利益。就元祐政治而言，尽管出场的各色人等大多各有各的小算盘，但最可怕的是逐渐发酵的几乎裹挟一切的激进政治氛围。
总而言之，本书讲述的是一些彼此勾连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没有超越个人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问题做出的特定回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特定历史后果。
就分析方法而言，本书特别重视政治过程的详细分析，强调从当事人的认识出发，去探索历史中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仅仅从已知结果逆推，忽视历史进程中曾真实存在的种种面向，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10]比如，见识过庆历增币这一幕的后来人，容易忽视天书封祀这场十足的闹剧背后的历史意义。可只有看清了荒诞的表演中宋人发自内心的真诚笑容，才能准确把握庆历增币对北宋历史造成的重大影响。
再如增币谈判中吕夷简所谓“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从结果看，歪打正着，促成辽夏火并，宋人渔翁得利。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对吕夷简等人加以肯定。毕竟，捡到撞树的兔子，不会有第二回。
就政治影响而言，王安石罢相堪称北宋政坛的爆炸性事件，但这一定意味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他和神宗间爆发了不可调和的原则性冲突吗？以往种种解释，都基于这一假说展开，而对多年来王安石和神宗的具体交往，以及从罢相、复相到再罢相的具体过程，考察还有不够细致的地方。
除了新法和官制改革，从后来历史发展看，神宗最重要的功业无疑是熙河开边。哲宗朝成功扭转对夏局势，离不开熙河路的贡献。但儿子赵煦取得的成就，并不在父亲赵顼的计划之中——他根本没有耐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前进。这再次提醒我们，结果不代表一切。
二、党争与历史书写
本书的最后，是分析在党争中形成的历史文本。
第八章《司马光制造汉武帝？》是就《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一书，与辛德勇商榷。该书认为，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刻意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不可信的材料，建构出主动忏悔的汉武帝晚年形象。[11]
第一，可以确认，司马光采用武帝晚年与太子因政见不同发生冲突的记载，与王安石无关，因为《通鉴》相关部分早在王安石变法前就已完成。第二，武帝末年曾悔过，是唐宋时人的普遍看法，源头就是班固《汉书》。第三，武帝和太子因政见不和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
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司马光因为政治观点刻意在史书中扭曲汉武帝形象。
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一种并非罕见的做法：在对文本进行细致梳理之前，仅仅依据作者的身份，判断内容的可信程度。南宋人李焘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是北宋政治史最重要的史料来源，而李氏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论者往往认为李焘因其政治立场，在《长编》史料的取舍中上下其手，甚至恶意诬蔑王安石。
第九章《反对派李焘如何书写王安石》对《长编》的取材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我们发现，立场的确影响了李焘的判断，使他在一些地方得出错误结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清清楚楚交代了自己的判断理由，并且在注文中照样抄录了他认为不可信的材料，供后人参考。即便涉及王安石，李焘也没有一味贬低，有时甚至会为他辩护。在史书中，李焘从不讳言自己的立场，但他相信自己的立场符合天理人情，相信史家的责任是如实呈现历史，相信只要人心不死，后人自然会做出正确判断。
从南宋初年开始，在主流认识中，王安石被彻底否定，成了祸国殃民之徒，直到清末梁启超为他翻案。虽然在今天的学界，关于王安石还有很大争议，至少相当多学者尝试全面肯定王安石。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主要依赖的恰恰是李焘的忠实记录。
附带要说明的是，可能会有读者质疑笔者在行文中表现出的立场，尤其是第二章。笔者很能理解对客观、中立的不懈追求，对此充满敬意。但另一方面，笔者服膺英国学者柴恩伍德勋爵在《亚伯拉罕·林肯》一书中，阐述自己作为林肯的崇拜者，如何保持史家公正的话：“作者不应当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上过于拘谨，在是非善恶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公正的真正要求，是不隐瞒任何在作者看来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事实。”[12]
秉持冷冰冰的“中立”“客观”，在研究成果中拒绝价值评判，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这样的历史是对真相的最大背叛！[13]
历史学者为什么应当刻意回避历史上真实存在、意义重大的是非问题？是非善恶，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历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缺席，只会让这个学科的品格大大降低。
三、史学何为？
史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史学家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研究者靠的是社会的“供养”。我们必须回馈社会，必须证明自己对得起这份“供养”。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过：“（历史的）好处在于方法、真相和选择（记录）最能让（读者）受益的行为。”[14]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的行动中，学到能让生活更美好的东西。对霍布斯而言，这首先意味着，人能从历史中学到政治生活的真谛——正如他自己从欧洲古典历史中学到的。
当然，由于现代化高歌猛进，从国家治理的技术角度而言，古人能教我们的已经非常有限了——笔者有幸曾共事的一位前辈，这样坦诚回答讨教者：历史没有任何现实用处。
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政治家和技术官僚的区别，都清楚决定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至少，现代化没有改变人性。一个大政治家应当具备的政治品德，也没有因为现代化而有所改变。[15]
美国史大家刘祚昌曾于20世纪80年代撰文指出：“评论历史人物的政治品德作风问题，在我国史学领域内尚是一块未开拓的处女地。”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是要对国家命运负全责的，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到天下之安危及生民之祸福，他的品质作风，就成了关乎国家兴亡、生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了”。遗憾的是，刘先生的呼吁，并没有在史学界引起大的反响。时至今日，讨论政治品德，难免迂腐之讥。
在英文中，政治家和政客有明确的区别：statesman vs politician。笔者愚钝，始终认为，分辨政治家与政客，阐明政治家何以是政治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
刘祚昌以为，政治人物的品德作风，以“德量”最为重要。所谓“德量”，“就是‘德行’加‘度量’，既要为人正派，又要豁达大度”。他根据这一标准，认为王安石性格偏激，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缺少宰相应有的大度。[16]
的确，王安石没有展现出一个卓越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对付不同声音，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压制。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必须能够预料对手的竭力反扑，并为此做好准备，创造解压阀，以消弭压力的积聚。而王安石恰恰相反，他的风格是永远得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即便是无关原则的小问题。如果不是神宗，恐怕元祐以降的混乱局面早就出现了。[17]
克劳塞维茨指出：“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18]这用于描绘王安石，再恰当不过了。
尽管王安石有幸成了神宗的师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信任和尊崇，最终却仅仅因为对辽政策上的分歧，不得不永远离开政治舞台——虽然问题出在神宗那令人叹息的扭曲心灵，但这至少说明，他对这位贵为天子的学生缺乏真正的了解。王安石从来没有尝试过去理解他人。
而除了死后的短暂时光，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到普遍追捧，被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则是一个被权力腐蚀的可悲人物——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19]
那么，本书讨论的时段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的气质、见识和能力的人吗？
有。在王船山看来，两宋最有社稷之臣风范的，是韩琦以及本书讨论时段之外的李沆。
对李沆、韩琦如此推崇，恐怕绝无仅有，到底该如何理解？
笔者早已年过不惑，相信余生会在很大程度上献给船山。敬请期待！
[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3—24页。
[2] 林鹄：《南望：辽前期政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44—287页。
[3] 五、六两章的末尾，还就政治言论的释读，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研究政治人物的政治观点，我们面对的往往不是系统性的理论著作，而是他们在现实问题的讨论中发表的言论。这些政治言论是我们理解各时代大政方针、朝局变迁等的重要依据，但其释读并不容易。在政治言论中，经常会出现“先夏后辽”（先解决西夏问题，再解决辽朝问题）之类的原则性意见。但这些观点的真正内涵究竟是什么，不仅需要对相关言论字斟句酌、细密爬梳，还需要对这些言论所发生的具体场合有清楚的认识，才能有较准确的把握。很多时候，政治言论有非常具体的针对对象，不能抽离具体情境，泛化为一般原则。
而且，同一人物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可能存在表面上的矛盾。但如果反复推敲对比，我们或许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实则一以贯之。恰恰是这些表面的矛盾，彰显出政治言论的复杂性与深度。
政治言论释读的困难，还不仅限于此。政治人物的任务，往往是在具体问题上说服君主、同僚，或者驳倒对手，而不是全面系统、逻辑严密、教科书一般地阐述自己的抽象主张。率真地直抒胸臆，实事求是，未必有好的效果。政治家都很重视语言艺术，于是有了种种论辩之术、修辞之法的产生和运用。这如同将其真实想法，裹上了层层迷雾。甚至有时，为了驳倒或压制对手，政治人物可能会提出一些事实上本人并不认同的理由，为其观点辩护。
语言是一门艺术，对语言的解读也是如此。
[4]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1页，正文第60、81页。
[5]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127、128页。
[6] 笔者将熙宁称为王安石时代，元丰则为宋神宗时代。
[7] 所谓宰执，即宰相和执政，后者包括副宰相和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副使。就北宋前期而言，宰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是参知政事。神宗元丰改制后，宰相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副宰相是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皇帝和宰执共同构成了宋朝最高决策群体。
[8] 稍有差异的是，在笔者看来，方著所讨论的“权威”，似乎和“权力”并没有本质差别，也应当被视为现实利益的一种。
[9] 王化雨：《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50—60页；《吕公著与元祐政局》，《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23页；《政事、政争与政局：北宋元祐吏额事件发微》，《史林》2016年第1期，第36—46页；《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65—172页；《政争影响下的北宋黄河治理——以元祐回河之争为例》，《宋史研究论丛》第2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4—91页。
[10] 本书附录《回到人的历史：可能性和社会科学的误区》就此提供了一些不成熟的理论思考。
[11]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12] Lord Charnwood, Abraham Lincoln,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97, p. 2．本书所引英文著作中的语句，除非特别注明，均由笔者翻译。
[13] 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曾批评追求所谓“客观性”的人：“一个聪明的假定，即如果根本不用生硬的重音和憎恶的表述来述说过去，那么，没有经验的人就会把这看作正义。……那些完全不假思索的人们，他们作为历史学家在写作，幼稚地相信恰恰他们的时代在一切通俗见解上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时代去写作就等于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历史学家把按照当前举世一致的意见来衡量过去的意见和行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们的工作就是使过去适应合乎时宜的平庸。与此相反，他们把每一种不把那些通俗意见奉为金科玉律的历史著述都称为‘主观的’。……缺乏激情和道德力量常常佯装为观察的严峻冷静……在某些场合，意向的陈腐、唯有通过其索然无味才给宁静者、不受打动者留下印象的人云亦云的智慧放胆显露出来，为的是被视为那种艺术家的状态，其中主体默不作声，完全不被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根本不激动人心的东西就被找出来了，最枯燥的字词就是恰好正当的。人们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假定，过去的一个时刻与谁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他就有资格来描述这个时刻。语言文献学家与希腊人彼此之间常常就是这种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人们也许把这也称为‘客观性’！恰恰在最高尚的和最珍奇的事物应当被描述的地方，那种蓄意的、存心显露出来的超脱，那种找出来的冷静浅薄的说明动机的艺术就简直是令人愤怒——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学家的虚荣心促使他采取这种貌似客观的冷漠的话。”（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6、160页。）
[14]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Richard Tuc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1.
[15]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详细讨论了一个杰出的统帅应当具备的品质（第50—74页）。这些品质也不会因为历史变迁而发生改变。
[16] 刘祚昌：《论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第9—16页。
[17] 节制是种美德，政治也不例外。即便到今天，一些西方政治学家依然认为，节制（moderation）对政治具有根本意义。
[18]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66页。
[19] 至于元祐台谏的堕落，则和士大夫政治难解难分。明代万历以降的历史，对此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兹事体大，容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