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维存：关注适应与秩序的城市生态学

美国芝加哥学派一直被视为城市社会学的发祥地，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初城市社会学率先在芝加哥大学确立学科地位，更在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领军人物帕克及其同事开创的“人文生态学是第一个理解城市空间的系统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所包含的诸多创新性思想及其一系列概念一直成为许多城市研究者的学术基础，因此，美国芝加哥学派成为学界进行城市研究不可略过的一座丰碑，独领潮头半个世纪之久。

一 帕克及其同事的贡献

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贝瑞和卡萨达认为，“真正标志人文生态学这一流派形成的基准点是1916年帕克发表的《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这篇文章影响之后二十多年发表的关于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诸多论文与专著”，为人文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定下了基调，“恰当地挪用了自然生态科学的原理用于对城市空间的分析”。帕克对城市研究的这种倾向与其记者生涯相关，他在做新闻报道期间，深度地观察和接触城市生活，对由于大量农民和移民涌入芝加哥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尤为关注，当时的芝加哥市，举目皆是移民和季节工，人口的急剧膨胀与城市容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产生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大面积的贫民窟。贫民窟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反过来造成这里人口教育水平低下、道德水准滑坡、暴力、犯罪、种族冲突盛行”。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涌入城市的各类人群为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与达尔文主义者所持的优胜劣汰的观点是如此的相似。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社区看上去又走向了建立于竞争与合作基础上的新的经济与社会的平衡状态”。带着这些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索，帕克认为，应当将竞争、共生、侵入、接替等生物学概念用于研究人类在城市中的空间秩序的生成，为此，他倡导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将芝加哥作为城市研究的社会实验室，关注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邻里的关系样态、种族的社区隔离、职业的形成机制、社会的危机调节、社会的关系控制、城市的品性形成等一系列问题。在帕克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人文生态学为城市的空间研究带来了诸多学术生长点。

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古典城市生态学三剑客中，伯吉斯的空间理论首开区位模式研究先河。以芝加哥为例，他试图创立一个城市空间增长和土地使用的空间组织方式模型，并提供了一个图示性的描述。他将城市划分成中心商务区、中心外围处于衰败的过渡区、工人居住区、中产阶级的良好住宅区、富裕的和高质量的居住通勤区五个同心圆区域，伯吉斯强调，这些环并不是固定和静止的，在正常的城市增长条件下，每一个环通过向外面一个环的侵入而扩展自己的范围，人口的空间分布尤为如此，这是空间竞争和空间选择的结果，“并且，随着新因素的参与影响竞争关系或促进人口流动，人类的组织形式以及人性本身也在因不断适应人类的空间联系形式而发生变化”。根据这些变化，麦肯齐进一步将社区划分为基本服务社区、商业社区、工业城镇、缺乏经济基础社区，并对社区侵入现象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过程分析，认为“一个社区内的各个生态学组织，作为一种选择力量，或者磁体，将适合需要的人口因素吸引到自身来，同时又排斥那些不适合的因素，这样就逐渐地对一个城市的人口按照生物学和文化的原则进行了细分”，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分布是稀缺资源在两种力量平衡下的结果，一种力量是城市自身吸引与聚集的向心力；另一种力量是城市扩张和分散的离心力。正如弗兰纳根对古典城市社会学区位研究主旨的总结，人文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空间秩序是在以下诸多因素联合作用中生成的：对最有利空间的竞争、最有效利用空间、邻近用途的彼此适应、人口规模和组成展开的变化、经济膨胀和收缩的模式、交流和交通技术的状况。”

古典人文生态学以社会学的想象力开拓了一个具有无限学术活力的城市研究新领域，很多学者对这一学派承前启后地位进行了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其理论构建提出了质疑。桑德斯曾谈到古典人文生态学死与生的问题，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在一些学者正确或者误解的批评下，古典人文生态学开始走向衰落，而后又在批判中走向了复兴。在1938年以阿拉汗为代表的学者对人文生态学发出质疑声音后，三四十年代是建构者与解构者短兵相接的交锋阶段。秦斌祥认为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一点：“当帕克及其同事引入生态学方法分析城市结构时，虽然也曾意识到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不知不觉地原样照搬主导生态世界的竞争法则，认为经济竞争是决定城市人口、机构分布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如居民对居住地区的依附情感、某块地域的象征意义也都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面对这一致命弱点，相比古典人文生态学的定式思维，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们开始系统地吸收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对于城市空间研究的远见卓识，尝试着为人文生态学注入新的元素，以新的研究取向对古典人文生态学进行修正，其理论建构被学界称为新传统人文生态学。

二 新传统城市生态学的新取向与范式修订

一些学者在追溯古典城市生态学理论源流时，常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空间研究、涂尔干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分工理论、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类型学研究等欧洲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家的思想，将其视为古典人文生态学的理论传统，这种做法有待商榷。在古典人文生态学的著作中对这些大师著作的引用几乎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散见于这些古典社会学大师著作汇中的城市研究思想还没有引起古典人文生态学研究者的注意。这一趋势在古典人文生态学面对发展困境时，由这一学派的后起之秀实现扭转，进而产生了新的研究旨趣与理论范式。

第一位进入城市社会学研究视线的古典社会学家是齐美尔，他对沃思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促成路易斯·沃思以研究城市生活方式这一新取向开始对传统社会学进行修正。阅读帕克的学生沃思的著作后，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其城市研究取向的不同，沃思确实从帕克那里吸收了人文生态学的某些成果，接受“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的基本看法，并“一以贯之”在城市田野调查始终。但其将“人口集居的规模、密度及异质性”作为考量人类城市社会心理及其交往行为的研究取向就与古典人类生态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源自其研究的目标是发现都市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特点以及影响都市生活方式变革的社会因素。沃思这一学术旨趣直接来自齐美尔对都市人类精神存在状态研究的启发。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金钱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文化中的金钱》等文章中提出，由于都市生活环境复杂、生活节奏较快、社会组织严密、时间观念强化、感官刺激强烈，为了适应这种都市生活，个人只能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主要的事情上。对于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城市来说，主要事情就是获取金钱。关注金钱使得人们对其他次要的事情漠不关心，这种冷漠是对都市的适应和自我保护，“金钱成为绝对的目标，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它给现代生活装上了无法移除的轮子，它使生活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人们被金钱奴役的另一面是自由和独立获得，但令人悲观的是，金钱让人们的交往充满利益计算，金钱交易成了现代都市理性世界的一种最佳解释，现代城市生活成为疏离、孤独、冷漠和理性算计的空间，齐美尔的悲观主义来自对当时都市精神空间失序、价值系统崩溃的深深忧虑。“沃思承续和发展了齐美尔的都市生活理论，派生出了关于都市社会基本交往形式的思考，同时又以关于社会异质性的分析整合了齐美尔的理论，并全然剔除了齐美尔用作解释都市社会关系变动因素之一的货币经济理论。”沃思在193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一文提出的观点是：“一方面，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都市社会的交往形式带有明显的浮面性、短暂性、局限性和匿名性；另一方面，都市异质性人口的密集居住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个人同社会疏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个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亦随之增长；二是为了本体性安全，个性必须对异质性保持容忍。这就导致了一种个人必须从属于群体的社会平衡化过程——如果个人欲完全地参与都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他必须使自己的某些个性服从大社区的要求，以此使自己沉浸于群体运动。”个人的政治参与须通过代表制度方可实现；官方机构在广大范围内负责制定各类条款和提供各种服务，而个人则越来越依靠这些条款和服务。在大都市中，个人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人的个性极易瓦解，大都市的精神生活由此趋于反常，都市中的个人只是孤独地行走在人群中。虽然，沃思与齐美尔共同描绘的这幅萧索的都市人类精神世界的图画一直被学界激烈评论，认为其“剥离了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联系，孤立、抽象、静止地讨论‘都市性’问题是不准确的”，但是，这一画面正在当今的世界中不断重演。

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涂尔干基于城市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强调的相互依赖这一社会现象以及强调功能分析的研究倾向为霍利对古典人文生态学进行自身范式的修订带来了一定的启发。霍利以《人类生态学：一种社区结构的理论》一书使其“在50年代重振生态学理论并使人类生态学在社会学领域得以复活”。作为伯吉斯的学生，霍利同古典生态学的研究取向一致，认为人类生态学的独特视角应该是寻求解释人口如何集体和无意识地适应其环境，但古典人文生态学过于强调这一过程的竞争作用，认为竞争是人们最终形成空间秩序的基本力量。与此不同，霍利认为人类生态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是人类聚居适应环境所形成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系统，其理论对象是“在各种外在条件下集体生活的形式或者结构形态”，也即社区各种处于相互依赖状态的功能结构，这种结构产生于人和环境互动，环境在提出生存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与其他物种适应环境的方式不同，人类由于在适应环境中形成了可传承的文化以及发明了各种技术，因此比其他物种更能有效率地适应环境，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本质的差异，“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在适应能力上有很大差异，但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已”，霍利将古典人文生态学排除的文化现象重新加入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认为社区相互依赖的功能系统与人的主观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维生活动和关系不可避免地与情感、价值系统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建构交织在一起”，要理解社区保持稳定状态需要从相互依赖原则、关键功能原则及其导致的分化原则、支配原则四原则来看社区的功能系统。这四原则是指：社区是共生和共栖的相互依赖的系统，生态学意义上的社区不可化约为其构成单位；在构成社区的单位中某些单位会比其他单位执行了更为重要的功能，执行关键功能的单位对空间的要求有优先权，其他单位按其功能层级在空间上以梯度形式表现出来；社区中功能分化的程度随关键功能的生产效率而变化；支配原则也取决于关键功能，“支配属于那些控制了对其他单位起作用的必要条件的单位”。霍利以社区的功能分析修正了古典人文生态学在生物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上的局限性，为人文生态学理论带来了学术活力，“霍利在复活人类生态学理论时放弃了其与城市的特定联系，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生态学的视角而不是城市理论，它不能为特定城市理论的发展提供概念框架”。

三 疲惫的城市生态学：未完成的学术理想

自霍利在20世纪50年代再展城市生态学旗帜后，雄踞一方的城市生态学日薄西山的气象已渐趋显现，60年代后的城市生态学在诸多城市理论的冲击下逐渐走向了边缘。一些学者对其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仅仅分析芝加哥一个城市的城市生态学研究对其他城市没有普适意义。这种范式将复杂之人群和组织简单地同生物类比的研究方式是不可取的，以及诟病芝加哥学派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学界对芝加哥学派的批评以及对人文生态学式微的分析忽略了学术承诺这一带有价值判断的立场问题，城市芝加哥学派衰落的一个更深层次在于其未完成事先预定的学术承诺。

诞生于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城市生态学有这样一个抱负，借鉴一支自然科学——生态学，从中获取营养，用其分析当时城市中诸如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结构失调、价值系统离析、人际关系冷漠、心理秩序崩溃以及社会犯罪增长等社会问题，辅以经验研究切入城市肌理，为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性症候开出药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帕克及其同事的带领下，城市社会学虽然走出了“扶椅”，甚或对底层社会的人与组织，例如对流浪者、妓女、移民、贫民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但依然迷失在空间侵入、接替和竞争等类生物学的概念分析中，未能完全实现城市生态学最初所怀有的学术理想。

对于空间维存这一城市生态学主题的研究既是城市生态学留下的宝贵遗产又是其学术理想得以实现的理论界限。笔者提出的空间维存，指的是人对城市环境的适应以及空间秩序形成过程，不仅仅是指在给定的纯粹地理或自然条件下的人生存，更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一定空间中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共同认可的行动规则下的生存，关注的是群体在竞争与合作中的生存策略、生活智慧和生活样态，以及社会的新陈代谢、平衡与整合。城市生态学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生态平衡”等生态学概念深入地剖析了城市空间维存这一研究主题，第一次以系统的理论全面展示了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留下众多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但其限制性在于危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习惯性将空间的不平等归因于个人自身的努力程度，而忽视了对某些更有解释力因素的深入分析，如权力、权益、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带着对这些因素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将空间权益这一关键概念融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中，以之透视城市问题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根源，直面空间不平等的社会事实，这为城市空间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刺激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十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