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后半叶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流派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取得政治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进入到其稳定发展的上升时期。在这半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产生到丰富、发展，并最终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了工人阶级公认的指导思想。

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初期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状况做了如下描述：“在第一个时期（列宁这里指的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引者注）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但是，1848年的革命风暴并没有将这些流派一扫而光。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原有的社会主义流派并未完全绝迹，在那些伴随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产生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一些流派在19世纪中叶后又死灰复燃，还有一些新的流派随着19世纪中叶各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也应运而生了。这一阶段的流派比较庞杂，按照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影响，这里拟着力介绍几种影响较大且引起过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注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流派。

（一）农民社会主义

农民社会主义是俄国农奴制度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农民社会主义在19世纪初的俄国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和胚胎，并在19世纪中期关于俄国改革道路选择的讨论中，由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Aleksander Herzen,1812—1870）首先提出并创立。

19世纪中期的俄国，在外交和文化上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它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基本特点却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受农奴制的影响，当时的俄国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均远远落后于西欧。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给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赫尔岑等人认为，村社原则已经牢固地扎根于俄国农民的思想中，村社精神也渗入俄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俄国城市工业的劳动组合中表现了出来。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度后，可以依靠农民，利用农民村社和劳动组合，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指出：“我们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那种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出发的社会主义，是从实际份地和现在的重分土地出发的社会主义，是从公社占有和公社管理出发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一起走向一般社会主义所渴望的和科学所证明的经济的公正性。”由此可见，赫尔岑企图通过被理想化了的农村公社，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是稍后出现的民粹派运动的理论先声。

农民社会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1828—1889）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岑的上述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上，深刻揭露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挽救封建地主统治而实行的所谓“农奴改革”的掠夺性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向沙皇制度妥协和投降。他号召农民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和农奴制度，无偿地夺取土地，在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俄国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代表了农民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也促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产生。对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上述思想，列宁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们“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成十成百的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

必须指出的是，俄国民粹派并没有将其倡导的农民社会主义停留在理论和口头上，而是积极将之付诸实践。从1873年开始，俄国民粹派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的群众性运动，一批批革命青年积极深入到农村，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农民诉求，发动农民斗争。但是，这一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了。

尽管农民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且有学者还将其作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不能否定该流派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正如列宁所说：“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

（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多次与马克思主义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锋。第二国际后期，无政府主义以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面目出现，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工人运动中得以广泛传播，在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工人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消极作用。

无政府主义在不同年代和不同代表人物身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3—1865）、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7—1876）以及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等。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在其《贫困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个革命者的自白》、《19世纪革命的总观点》等著述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蒲鲁东看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他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并将之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他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即任何形式的“统治和顺从”；他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蒲鲁东》、《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蒲鲁东上述改良主义思想观点给予了严厉批判。他们指责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论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揭露：“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那些以空论家的枯燥热情和过分自信的口吻叙述的经济学方面的奇谈怪论，在山岳党人先生们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他们当中只有很少数人是经济理论家，并且他们还都或多或少地依靠小小的路易·勃朗；而小小的路易·勃朗虽然是比完美无缺的蒲鲁东严肃得多的作家，但是他的思维过于直观，不能对付蒲鲁东那种矫揉造作的伪科学的经济学原理，不能对付他的荒诞的先验性和伪数理逻辑。加之，路易·勃朗不久之后不得不从法国逃亡，而他的那些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束手无策的信徒们就失去保护，落到蒲鲁东这只豺狼的凶残的爪牙中了。”

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巴枯宁，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言论和文献，包括《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上帝与国家》、《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在这些著述中，巴枯宁从抽象人性论出发，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是对自由、平等的束缚和侵犯，有了国家才有了私有制、剥削和统治。因此，他极力主张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一切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完全平等”的、“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他将自由视为一切社会组织（不管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建立的唯一原则，主张放弃一切强制政权，建立绝对自由的社会。

克鲁泡特金作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尤其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发表有《夺取面包》（1892年）、《田野、工厂和工场》（1898年）等著作，并于1888年在伦敦创办了一份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英文报纸《自由》。通过这些著述，克鲁泡特金不仅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同时主张通过进行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说：人类的精神若想从事于破坏的事业，对于破坏之后将来代替的制度，至少应先有一个轮廓的概念。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两大理想，前者是理想的政治组织，后者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作用影响，列宁曾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进行了深刻批判和揭露，他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产生以来“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无政府主义“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流派，又称“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该流派的奠基人为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工人阶级力量逐步上升，并开始提出自己的阶级诉求，为了便于进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还建立了诸如互助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资产阶级担心工人阶级觉悟，千方百计控制各种工人组织，试图使工人阶级完全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在德国工人运动重新活跃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德国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俾斯麦的社会政策需要提出的。

洛贝尔图斯指出，可以依靠立法改变阶级的经济分配制度，而无须彻底推翻现存制度。他强调在非冲突的条件下，帮助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和普鲁士政府保持团结。“社会问题，如我上面所表述的，可以靠实行人民劳动去解决，而不必从土地私有者和资本家那里，从他们现在所获得的租金和利润中抽取分文。工人工资的增加只是将来事；这将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然工资是由国民收入中支付的，因此它就可以增加，并不触及资本……不减少租金，靠采取一些措施，使工人享受如今科学掌握实业时生产率每日提高之利”。这就是洛贝尔图斯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拉萨尔进一步发展了洛贝尔图斯的上述思想。在其1862年发表的《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后以《工人纲领》为题发表）以及1963年发表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公开的答复》等著述中，拉萨尔以“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人民之友”的身份，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的纲领。

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在政治上，主张工人阶级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席位满足合法的政治利益，“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在经济上，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善“工人等级”的经济地位。此外，拉萨尔还提出了超阶级的“自由国家观”、“铁的工资规律”论以及庸俗的分配观，等等，认为“国家的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以最和平、最合法而且最简单的方式，即工人等级通过自愿建立的合作社成为自己的企业主，来废除企业主利润，以这种方式，而且仅仅以这种方式来废除工资规律……这是对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真实的、唯一适应工人等级合理要求的、唯一不是幻想的改善。”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希望摆脱资产阶级影响、探索工人阶级解放道路的德国工人及其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帮助德国工人运动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羁绊，恩格斯在1881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即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自由国家”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确指出：国家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不但普鲁士专制国家不可能和平地变成所谓“自由国家”，而且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的“自由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四）伦理社会主义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复兴”康德的趋势。据统计，仅在1890年到1894年的5年时间内，各国共出版直接或间接论述康德的著作约650种，这股“康德热”很快便波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理论界。1902年，《康德研究》编辑部在为卡尔·伏伦德尔《社会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运动》一文所加的按语中写道：社会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运动近年来已获得这样大的意义，以至本刊编辑部感到应当使读者了解这一运动。为此，特约请最熟悉这一运动的伏伦德尔博士，以客观方式对它予以报道。伦理社会主义就是伴随着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后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哲学基础和主要思想来源，其主要阵地在德国。

“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对按照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一部分新康德主义者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接受这种思想，以代替或者‘补充’历史唯物主义。”该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海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卡尔·福尔伦德尔（Karl Vorlander,1860—1928）等。

海尔曼·柯亨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1875年接替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任马堡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康德的经验论》（1871年）、《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1877年）、《康德对美学的论证》（1889年）、《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年）、《纯粹意志的伦理学》（1904年）、《纯粹感觉的美学》（1912年）等。柯亨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表现在“人是目的”这个原则之中，这个原则包含了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即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因此，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必须回到康德去。为了实现伦理社会主义，柯亨提出：首先需要的不是改造经济关系，消灭私有制，而是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使康德的“绝对命令”成为人们的普遍的行为准则。

作为伦理社会主义的另一位著名代表，卡尔·福尔伦德尔与柯亨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康德的伦理学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并不矛盾，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主张“康德—马克思综合”，并由此提出：“我们的口号不应当是‘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去！’而应当是‘同马克思和康德一道前进’! ”他认为，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为了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乌托邦之梦”，它必须掌握探讨社会秩序的经济历史发展的可靠方法，这是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其二，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实践，它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认为康德伦理学在这方面成效显著。综合两者所长，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伦理社会主义把康德的唯心主义伦理学和资产阶级的伦理观点当作社会主义学说，其主要观点包括：一是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一种“人类品行的道德准则”，而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认为社会主义是“所有人”伦理上的要求，而不是工人阶级这一最先进的阶级的历史要求，在此基础上宣称只有伦理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和目标是调和矛盾。伦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将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康德的伦理学，并把康德视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抽象的道德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实现“道德完善”，强调用“全人类的团结”代替阶级斗争，提倡把康德提出的“绝对命令”作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原则。

伦理社会主义博得了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拥护。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报刊都肯定社会主义和康德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并把康德称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伦理社会主义不仅在19世纪末流行在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中间，而且还为一代代民主社会主义者所继承。

（五）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

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也出现过两个影响较大的社会主义流派，即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

1．工联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的产生发展

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联合会执行的改良主义路线的总称，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工联伦敦理事会领导人乔治·奥哲尔（George Ojel,1820—1877）等。

工联主义在英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成熟稳定和扩张时期，而当时欧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才刚刚扎根。“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使得英国的资本家有能力通过高额工资收买熟练技术工人，并因而造成了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丧失无产阶级革命品质的“工人贵族”。“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超额利润的获得，工人贵族阶层的出现，是英国工联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工联主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革命斗争，主张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其主要理论内容包括：在经济上，把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看成是工人运动的唯一目的，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机会主义口号；在政治上，宣扬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只允许工会进行争取普选权和劳动立法的运动，认为这能劳资两利，达到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目的，主张通过合法的谈判来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把谈判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根本手段；在对外政策上，支持本国政府的殖民侵略扩张政策，认为只有保持国外超额利润的来源，才能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工联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实行收买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曾在第一国际和工人运动中造成过极大危害。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严肃斗争，马克思严厉批判工联主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远大目标的经济主义倾向，提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2．费边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产生及影响

19世纪后半叶，随着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英国独占市场的局面被打破，1873年的经济危机更是结束了英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费边社会主义就是在英国从工业霸权开始走向衰落时期，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培植出的另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它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主要理论。

费边社会主义立足英国的历史传统及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背景，在继承和发展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基督教哲学等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流派的重要思想首先在1884年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撰写的《费边宣言》和1887年通过的《费边社纲领》等文献中反映出来，1889年出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系统阐述了费边社会主义理论观点。

费边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宪政民主、和缓渐进”著称的社会改良思潮，主张通过细微的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该流派认为，历史是一逐渐趋向社会主义的潮流，通过宣传教育等“渗透”的方式，可以引导人们一步步迈向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基于此，该流派主张用各种感情说教去“感化”资本家，力图在保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改良措施。在政治上，提倡一种温和、渐进的社会主义，强调国家的工具性与中立性，主张通过扩大国家职能和完善地方分权等措施，进一步保证民主与效率间的平衡。在经济上，主张通过革新征税制度、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手段，逐步推进生产工具公有化、资源分配社会化和产业管理民主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在教育方面，提出教育平等等原则，并对英国教育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贫困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社会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贫困的主因、国家和社会有责任出台多种人性化救济措施等思想。

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庞杂，既包含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又带有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色彩。其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与社会主义社会原则结合起来，试图“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该思潮曾对英国工人运动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