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一 “史界革命”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联合各地在北京应试的举子，向光绪皇帝痛陈时局，发动“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随着《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的出版和创刊，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的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伴随着维新思潮和变法运动被推向高潮，思想界掀起了批判封建旧史学的浪潮。

批判随着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展开。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且会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189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他认为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之类，才是“史裁之正轨也”。同年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他重申有君史、国史、民史之别，同时批评二十四史说：“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

1898年2月，徐仁铸在《湘学报》撰文说：“中国正史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同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倡导以报纸彰民史：“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1899年，王国维代罗振玉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翻印本作序，认为若以进化论观点衡量中国旧史，唯司马迁《史记》略与相近。“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

分析这些言论，我们发现，这显然是用西方的史学观念衡量中国传统史学的结果，而对国史、民史的呼唤表明，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时代呼唤着能够适应社会变革的史学，也必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出来承担起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的重任，梁启超为此慷慨陈词：“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而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率先表述了“史之界说”：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在这里，他区分了“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历史研究目的的不同，实际上是区分了传统的旧史和他所期望的新史在性质和内容上的根本不同。1902年，他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大声疾呼：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振臂一呼，回声四起。有识之士改革旧史学的思想在20世纪初汇成了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新史学思潮。

二 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影响深远，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已成为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陈黻宸、夏曾佑等新史学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之中，在各个方面探索新史学之道。“他们史无前例提出‘史学革命’和‘史学革新’之类响亮口号，掀起一个求‘新’的热潮，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在当时的学术界激起层层波澜。在众多的新史学倡导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一面继续宣传维新思想，从事政治活动，一面如饥似渴地涉猎西方近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为维新变法寻求新的理论依据。他自称当时“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根据自己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梁启超对维新变法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其知识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一时期，他最主要的思想便是“新民”，那就是开民智、兴民权、振民气，在史学领域里便是提倡“新史学”，进行“史界革命”。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分为“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记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八节进行叙述，这原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1902年他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阐发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叙论》中，他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不过一二权力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家一姓之谱牒”。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更是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二十四史为“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他指出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此又造成三大恶果：“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这使得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无法发挥如同欧美史学一样的作用，“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无论是对旧史学批判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对社会和学术界产生的影响，都是时人无法相比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西方历史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构建起了新史学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视为新史学形成的标志，梁启超也成为了我们所公认的“新史学”奠基人。

破旧是为了立新。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表现在他对史学的性质和任务、史学功用、史学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的新认识上。

（一）史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上作了全新的回答：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自注，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之言，不得谓之史）

 

梁启超明确地提出，史学应该是主体和客体结合而成，如果割裂二者，便是“有魄无魂”，就不成其为史学。由于史学的这种性质，史学活动不仅需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实，还需要表达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见，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因此，梁启超引入了历史哲学的概念：“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也就是说，史学应当是历史事实与历史哲学的统一。这样的论述在我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梁启超认为，明确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欲创造新史学的先决条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界定了新史学的三个层次：

其一，“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他论述说：“进化者，往而不反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也就是说，新史学的本质应当以进化论为指导，叙述考察种种进化现象。

其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梁启超认为，人类的进化是人群进化的结果，“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历史最应关注的事情是人群，“欲求进化之迹必以人群”。“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

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如前所言，这里的“公理公例”指的是历史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强调：“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二）史学之功用

中国传统史学多从垂鉴与资治的角度来说明史学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史学“官学”化的反映。梁启超从强化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史学的作用，他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甚至指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从理论上阐述了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将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结合，寻求“公理公例”即历史哲学中的理性的认识。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论述说：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这是表明，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对于社会文明的促进，这种促进来自于从“公理公例”中得到的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三）史学研究方法

其一，研究历史需从整体出发。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认为必须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历史，指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那些“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是“客观所当取材者”。

其二，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梁启超认为，各种“科学”，近代以来史学以外的诸学科与史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他详细列举说，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籍者”？他主张：“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梁启超对“新史学”的界定是一种崭新的理论原则和研究视角，他把西方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提出建立历史哲学的任务，明确指出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他关于新史学的论述，已经涉及历史观、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在历史认识上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何兆武先生评价说：“严格来说，中国近代史学思想是到了梁启超的手里才正式奠定的。”

三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共同趋向

20世纪初，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回响。《新史学》发表不久，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批判旧史为“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 “沉迷梦醉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期望中国史学“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亚大陆”。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力主“诚宜于历史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的《中国新史学》例言中写道：“中国学科夙以史学最为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旧学传统较深的王舟瑶亦在其《中国通史讲义》中指出：“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这说明20世纪初，“新史学”的概念已经受到普遍的关注。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过程中兴起的新史学思潮，形成了如下的共同趋向：

其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

20世纪初以前，中国传统史学一直为各种复古论和历史循环论所束缚，往往认为，历史是复古的、循环的、退落的，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此后大道衰微，历史越来越退化。19世纪末，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入转变了国人的历史认识观念，进化论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理解新史学、观察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受到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认识论上，梁启超提出了系统的历史进化观。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在《新史学》中，他指出，宇宙间有两种现象，一为“去而复来，止而不进”的循环现象，一为“往而不返，进而无极”的进化现象。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即言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他对中国千百年来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史学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循环论者未曾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发展大势，只看到一个小时段的进退、涨落，是误将螺旋之状以为圆状。由此，梁启超界定了历史发展的三个层次，认为史学最终应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同时的章太炎也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修史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廓模德，今译孔德）、斯氏（斯宾塞）、葛氏（葛通哥斯，今译吉丁斯）之说，庶几不远矣”。正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曾鲲化亦认为，历史学精神就是阐明社会、人类的进化之理，他说：“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

其二，转换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民史替代君史。

新史学思潮中，传统史学以王朝更替、一姓兴衰为核心的政治史模式，是批判的重点，新史学倡导者们认为这是传统史学不能满足时代要求的主要原因，以至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充满了“中国无史”的论调。新史学思潮中，新式知识分子们坚决摈弃以一家一姓为中心的旧史学，主张以国民作为史学的价值核心。他们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国民，而不再是帝王将相，因此必须建立起“民史”。梁启超指出，封建旧史家著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以帝王为中心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批判“帝王中心论”的同时，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正统观进行了批判，他强调真正的“统”应当是“国民”: “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陈黻宸在受到《英国人民简史》影响后，撰写了《独史》一文，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在《独史》中，他提到要作“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及任侠、高士、列女、一家、义民、盗贼、胥吏等列传。强调对平民社会生活的考察。邓实认为史的精神是民，“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民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充栋之著作而无一史矣”。他在《政艺通报》上发表《民史总叙》和《民史分叙》，对什么是民史、民史的对象和意义、民史和民权的关系、民史专史的编修方法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提出从种族、言语文字、风俗、宗教、学术、教育、地理、户口、实业、人物、民政、交通等方面撰写“民史”。

其三，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以新史学拯危救亡。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产生于民族危亡、国家衰弱的社会大背景下，倡导史学革命的新史家无不在新史学中寄寓着他们团结民心、开启民智、复兴国家、培养民族精神的愿望，因此史学的社会作用被他们大力强调。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陈黻宸在《独史》中写道：“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无一物则已，有物则有史”, “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1902年，马叙伦对史学在诸学中地位的论述也引人注目，他说：“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史之为用亦大矣哉！故一国者之有史，为一国文明之所寄；一人者之有史，为一人术业之所存。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乏之学矣。”在新史学倡导者们看来，史学是一种救亡的工具，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提出，将史学的革新提高到关乎民族危亡的高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曾鲲化撰写新的中国史，也是本着振奋国民精神的目的。他陈言道：“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史学功能的扩张表明，在危机中产生的新史学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迹。

其四，吸纳科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史学。

随着近代“科学”的引入及“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中国人开始以西方“科学”的眼光来衡量旧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历史研究要“求得其公理公例”，史学要借助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等学科的“公理公例”，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建立科学史学的问题，因此，许冠三以梁启超为中国“科学史学”的开端。当时除梁启超外，还有不少人也将史学与科学相联系，汪荣宝批评旧史学撮录数千年的故实，只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他指出：“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研究者之目的也。”曹佐熙叙述其《史学通论》的撰述宗旨说：“与吾国助学之士究心史道，探邃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方，以自成科学。”陈黻宸认为史学中应有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不佞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可见以科学为标准改造旧史学，是当时新史家的理想选择。

其五，以新的体例，编撰新式史学著作。

改革旧体史书，编纂新的史著是新史学思潮的实践，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等人都设计了中国通史的编纂方案。1900年，章太炎借鉴传统史学，熔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综合体裁，编一部中国通史。其中包括五表、十二典、十记、九纪、二十五别录，以典志体容纳心理、社会、宗教等诸方面内容，十二典为种族、民宅、浚筑、工业、食货、文言、宗教、学术、礼俗、章服、法令、武备，“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梁启超的中国通史设计为政治、文化、社会生计三大部。陈黻宸设计的中国通史“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废除本纪，无论帝王、平民，一律编入列传，以示平等。包括八表、十录、十二传，“皆先评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

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批新体中国通史著作。曾鲲化《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中代表，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年由上海东新译社出版上卷，1904年续出下卷。这部著作在编纂方式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体裁，“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通部为若干编，编区以章，章画于项，项附于节。编界一大世变，章界一小时变，而项多系一事，节概限一意，提纲挈领，脉络厘然”。内容上广泛涉及政治、教育、学术、外交、军事、地理、宗教、习俗、实业、财政、交通、文化艺术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淬历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并致力于探讨社会进化大势和盛衰兴灭之原因。“每编尾必综论其时代之社会与国民之情状，使读者按其系统之活脉，以吞纳四千年历史上舞台之万因万果。”由于有这些全新的特点，《中国历史》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国粹学报》认为此书“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 《浙江潮》更赞扬是书“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后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最早采用章节体编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原拟出版五册，但只出了三册。全书分4章、170节，运用进化史观，按照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特点，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自草昧以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世，三世又划分为七期，即“七小时代”：上古之世分为传疑（太古三代）和化成（周中叶至战国）时代；中古之世分为极盛（秦至三国）、中衰（晋至隋）和复盛（唐朝）时代；近古之世则分为退化（五代宋元明）和更化（清）时代。“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从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来考察中国历史，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古今演进。据俞旦初考证，20世纪初编写的新式中国史书，能历久不衰，被史学界推崇50年以上的，只有夏曾佑的这部《中国古代史》。

刘师培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所述内容自上古至西周末。作者在“凡例”中阐明，此书编写，“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也就是说，他论述的重点是历代政体之变化、制度改革之大势、种族分合之始末、社会阶级之进化，以及历代学术的发展演进。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产生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社会危机的背景下，是史学界对中国民族危亡的情势和西方学术双重冲击的回应，可以称作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在这种环境里酝酿建立的新史学，又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思潮，它表现为反思传统史学，对史学的宗旨进行新的规范，对史学的内涵进行重新发掘。而作为一种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新史学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脱不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关系。新史学倡导者们“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双重目的，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新史学的发展。

与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变革的晚清经世史学不同，这时的新史学已经创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学者们试图创建的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核心，以国民活动为主体，社会化、科学化的中国近代新史学。杨翼骧先生指出：“近代新史学与传统旧史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判断其是否建立的标准有两点：一是应当形成比较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二是出现按新观念、新体系编撰的比较流行的历史著作。根据这两个条件，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正式建立，是在1902—1906年之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新史学走向了高潮。但这激扬一时的史学风气却并没有发扬下去，从1906年至1915年，新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高涨之后，渐渐步入低潮。一方面，这是因为借助外来观念的新史学在中国还缺乏深入的学术基础，新史学的观念虽然已深入人心，但晚清时代现代学术因素的发展还不充分，人们对新史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从日本学界得到的对现代史学概念粗略了解的这一表面层次。另一方面，新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应当时救亡、启蒙思想而兴起，重在“史界革命”的层面上，当社会变革的热点集中于立宪和辛亥革命，热衷于直接的政治运动比倡导史学更加有效。再者，民国建立后出现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倒退，复古思潮大行其道，客观上制约了新史学思潮的继续发展。

“新史学”思潮的停滞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中断，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和反思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至2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建设新史学的局面。而这个新史学，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现代史学，从而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史学界。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