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后，“新史学”走向衰落。其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更使得新史学从文化的中心位置旁落，以至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首要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有新的文化、新的史学与之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适应了这一历史使命的需要，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革命”的命题息息相关。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仅仅从史学史的视角出发是不够的，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史的视角来进行。

“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政府推行对华友好政策，主动放弃旧沙俄政权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特权，同时积极在中国开展活动，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紧迫需求，所以列宁的世界革命及殖民地理论在中国得到快速传播，原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很快滚动为潮流。这股潮流不仅与旧有的及新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峙、较量、斗争，而且很快便转入政治实践的层面。一是直接介入政治言论；二是积极影响青年学生；三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下，直接创立组织。这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从起点上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生。就政治属性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学术样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

但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壮大来看，它并不是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信仰并倡导唯物史观，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强迫人们接受和信奉唯物史观。人们是否相信唯物史观，是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能做出超出其他史学流派的优异成绩。事实表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具有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最先进的理论无论在解剖现实还是在观察历史方面，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与科学性，这就使得弱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在各种史学流派纷呈歧出、竞相表现的环境中，脱颖而出，一锤定音，迅速壮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领导下，与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于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实际领导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革命运动，又称“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场大革命当中建立起来的。

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初步实现了与中国社会，特别是与进步青年学生的结合。但是，这股思潮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没有触及更广泛的中国社会，与工人、农民、士兵等社会阶层是脱节的，更谈不上触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唯物史观大体上局限为书本上的原理或道理，没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大革命一开展，情况立刻就不一样了。

大革命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运动，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人们思想的冲击，超过以往的历次政治与文化变革。从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民党。当时，许多后来成为反共急先锋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包括蒋介石、戴季陶），也曾经学习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影响。舍弃马克思主义，即无从观察中国社会。没有第二种理论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和历史进程，成为许多人的思想自觉。

可以这样说，凡民国时期曾经与唯物史观有过接触的重要人物（更无论曾经以唯物史观释史之史家），几乎都是在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能够触摸到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本质问题，乃始于大革命。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现实社会，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眼下的中国社会状态，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本身，其深刻性即前所未有，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人所想不到，提不出。只有回答这个问题，才能为大革命找出理据，为革命规划目标。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直接动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之源。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意识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政党性质直接关联。当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的政党的时候，其中一层含义，是说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就能够提出并解答时代所要求解答的最急迫、最深刻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触及或论述到这一问题，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其思想行程。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罗亦农等人发表的文章或言论，最具有代表性。毛泽东的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均是社会性质之作。这些文章和言论虽然还不够系统和完整，认识上也不乏模糊之处，却是在列宁思想指导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同时，在国民党（主要是左派）和关注现实的学者中间，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到“五卅”运动前后，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专门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著和刊物。例如廖划平的《社会进化史》，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漆树芬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郭真的《中国资本主义史》，吴贯因的《中国经济史眼》，刘大钧的《我国农佃经济状况》，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唐道海的《劳动问题》，等等。此外，外国人的著作，如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长野朗的《中国社会组织》《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的《中国产业组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为流行。刊物则有《中国农民》《工人之路》《中国工人》，等等。从学术传承来看，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论著为开端的。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乃由大革命所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其端。特别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乃直接以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建立者，首推李大钊。众所周知，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又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李大钊还是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是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国民党内身份最高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表各类意见和观点的，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对国共合作政策心怀不满和持抵制态度的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特点，鲜明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时期的多重性的特征。从晚清到民国，像李大钊这样既具有国际组织背景，又集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政党创建者及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人物，找不出第二位。因此，要搞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主要条件以及在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就需要对李大钊的多重身份及活动领域予以综合体认。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就具备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与观念，萌生了共产主义思想，为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储备了个人条件。他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一是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二是与宣传十月革命密切结合，三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四是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密切结合。从这四个结合，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建立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革命性、实践性及批判性。

李大钊的史学著作，主要刊布于大革命之前及大革命的早期，但与大革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其中著名的论著，如《史学思想史讲义》《五一运动史》《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对参与大革命活动的人士影响甚为深刻。而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里程碑。李大钊的这些论著，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的，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客观上也勾画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研究模式。

与李大钊同时或稍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人，都曾经在大革命期间积极撰写文章，宣传唯物史观。因此，他们虽然不像李大钊那样直接，却同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者。李大钊是他们的代表。这种情形，在形式上颇类似于1902年前后的新史学，亦即以梁启超为代表，同时涌现出一批既论政又论学的高手。据不完全统计，1925—1927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书信单行本、专题文集等，就达五十多种，其中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名著。而蔡和森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是我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同年，瞿秋白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则于1926年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这些著作，与李大钊的著作具有共同的特点，亦即都或轻或重地具有“四个结合”的特点。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格外突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立过程当中及建立不久，便写出了最初的一批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给人的感觉是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特别是对旧式学者来说，可谓闻所未闻，平生仅见。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虽然尝试着将唯物史观落实到具体的中国史实中去，但总体上说还是初步的，还没有与中国历史实行全面的系统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史学队伍，也没有形成。许多深层次的历史理论与技术性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没有涉及。担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工作的，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二国际某些错误理论的影响，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与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尚未破裂，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以及托派问题还处在萌生状态等，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属性和诸多特点，均已在其建立初期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光锐利、高出时流的光彩，已得彰显。这就规划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走向。

从上面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与中国革命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它建立之初，便与“大革命”运动密不可分，便与李大钊等一大批革命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之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大革命当中提出来的。由此可见，大革命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也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建构之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