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这次战争规模最大，造成的灾难最为惨痛，同时是非也最为鲜明。还没有哪一次战争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这样明确，得到这样广泛的举世公认。按理说，这一代日本人，不论是居高位者还是平民，本不必对侵略战争负责，和军国主义罪行划清界限，自己脱掉干系，另起炉灶，吸取历史教训，建立新型的对外国际关系，共同面对未来，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德国人基本上这样做了。为什么日本人至今连历史事实都不能痛痛快快地承认，而且总是有一股企图颠倒是非翻历史定案的强大势力不时冒出来发出刺耳的声音呢？这里说“日本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当然在一亿多日本人中总是有对这个问题头脑清楚，主持正义的人。但是我这里有意不循惯例，把“一小撮”和“大多数”区别开，是为了要把它作为一种总体政治文化现象来探讨。何况，我真的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究竟抱什么想法。今天，日本号称是民主的国家，有四大自由，有议会制度，日本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官方政策，经常示威游行，并非处于完全无知无权状态。石原慎太郎当上东京都知事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史东郎一再败诉，却引不起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响，原因何在？

关于德国人——首先是其主流政治家和主流舆论——与日本人对待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罪行的态度的鲜明区别，已经有许多论述。对于其原因，笔者所见到的大体上有以下一些说法：德国文化中有基督教忏悔的基因，而日本正好相反，日本武士道精神以认错为耻；美国战后出于冷战需要，姑息并利用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而忘记了战争的起因，等等。这些笔者大多同意，不过意犹未足，还想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文化根源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一连串世界文明史上金光闪耀的名字：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贝多芬……爱因斯坦以及大批后来在美国定居的顶尖科学家，也是从德国的土壤中培养出来的。特别是16世纪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革命，上承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下启兴盛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里程碑的作用史有定论。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曾经拥戴他，或者未能阻止他上台，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令中国人扼腕、慨叹，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讨论的无穷尽的题目。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还主要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曾起到西学流入中土的桥梁作用，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力初步强盛时，政治上的开明派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研究日本非笔者所专，定有方家，或者日本有识之士对此能找出答案。我只是认为，敢于坦荡地认错，除了人性的良知外，还需要勇气和“瑕不掩瑜”的自信，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致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列强实行的殖民主义原也以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优劣论为其“合理性”的依据。战后，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和胜利，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它没有殖民地，没有在思想上受到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以白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站在日本的立场看，这一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以今天的客观形势，没有必要加以否定。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

国际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很不公平。试设想，假设德国出现任何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置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竟然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能逃得过去吗？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最近奥地利极右派自由党参加政府，整个欧美世界的反应何等敏锐、何等强烈，而且联合抵制和干预毫不留情。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一再发出对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却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本人是犹太人，号称汉学家，懂中文，太太是中国（台湾）人，我原以为本应对中国人的遭遇更加理解和同情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当然知道，而且还能用中国话说这个词，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太太也经常争论，现在在家避免这一话题，以免吵架。但是他仍坚持他的观点。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可以扣一个帽子说，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和殖民主义观点。这样固然很痛快，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感谢这位先生的坦率，他启发了我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有一点是事实：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不论散居世界何处，对讨回历史公道都意志坚决，对任何法西斯残余高度警惕，抱着除恶务尽的态度，丝毫不含糊。而且他们除了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舆论界都拥有强大势力。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睥睨亚洲。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欺软怕硬。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只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是可以征服中国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元帅是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一切是可以说了算的。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靠日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产生民主制度。在彻底战败的废墟上，借外力另起炉灶，未始不是一个“坏事变好事”的机遇。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方向做了努力。日本的和平宪法和今天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等等还是占领初期确立的。但是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止右派变成了遏止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这样，日本改造得很不彻底，却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点扶植和依靠对象，进而成为“盟国”，而且是“遏止”中国的锁链中的一环。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计前嫌，日本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以右派势力的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中国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存不论，只说战后：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强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伪军队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做“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及到了台湾之后，更加与日本同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如果说，当日蒋氏统治台湾时，至少对中国的领土范围、对日本侵华历史两岸还有共识的话，那么今天的李登辉却对日本的认同大于对中国的认同，一心只想勾结日本右派，根本谈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民族大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国人不也是挨饿吗？这与前面那个法国人的思路是一致的，有没有日本侵略，中国老百姓一样受苦受难。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在所有问题上都把斗争矛头引向美国，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60年代初，中国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识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70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个问题此处无法详论，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相比之下，韩国虽小，与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国家关系也不错，但是在历史问题上不受当前政治因素的左右，寸步不让，官民齐上，锲而不舍，终于迫使日本认错，并在慰安妇问题上给予赔偿。

毋庸赘言，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打破国际孤立也早于日本，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国人其好自为之！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