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而产生的计算主义一经提出就成为了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的主流纲领。但自计算主义出现后，围绕计算主义所展开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质疑与辩护也是交替出现。

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卢卡斯（J. R. Lucas）和数学家、物理学家彭罗斯（R. Penrose）就通过诉诸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计算主义提出质疑。卢卡斯认为，心灵不能被看作是计算机，心灵优于机器。之后，彭罗斯和塞尔基本秉持与卢卡斯一致的思路。尤其是彭罗斯，其观点完全就是建立在卢卡斯观点基础之上的，是卢卡斯观点的扩充。卢卡斯于1961年在《哲学》杂志第36卷上发表了引起强烈反响的《心灵、机器与哥德尔》一文。他认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就是控制论机器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他看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了机械论或形式主义的失败，心灵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形式的或机械的系统，也没有机器能够成为心灵的完整或适当模型，心灵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和优于机器的。卢卡斯的文章一经发表即引发了不少批评。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怀特利的《心灵、机器与哥德尔：对卢卡斯先生的回应》一文，在这篇篇幅短小却论证有力的文章中，怀特利用了一个有趣且严密的论证来驳斥卢卡斯的观点。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存在于人类心灵当中——比如卢卡斯先生心中——的一个陈述，这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应用于机器是一样的。这个陈述的内容是“卢卡斯不能一致地肯定这个陈述”；根据这个陈述的内容就可以得出结论：卢卡斯不能够断定该陈述为真。因为，如果卢卡斯肯定了该陈述为真，他就会与他自己的陈述“他不能一致地肯定这个陈述”自相矛盾。怀特利接着反问道：那是不是说，卢卡斯以外的其他人都能看出这个陈述是真的，但卢卡斯本人却不能？或者至少存在一个我们能够证明、陈述的一个真命题，而卢卡斯不能呢？再或者说明我们的心灵和卢卡斯是不一样的？怀特利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样的。实质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不能区分机器与人类心灵的。怀特利从卢卡斯的假设出发，采用了与之相同的论证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卢卡斯论证进行了巧妙的反驳。乔治（F. H. George）在《心灵、机器与哥德尔：对卢卡斯先生的另一个回应》一文中，从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以及控制论和自组织理论等方面对卢卡斯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或许机器能够归纳、学习并且思考这一点尚未被证明，但无论如何，卢卡斯的观点不成立，因为即使证明了人的心灵超越了一个纯粹的演绎系统，也不能说明心灵不是机械的。彭罗斯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畅销巨著：《皇帝新脑：计算机、心灵与物理定律》。该书是对强人工智能（包括计算主义）最为猛烈的攻击，也是对卢卡斯论证的拓展。他认为算法本身不能决定数学真理，数学真理的概念也不能包容于任何形式主义的框架之中。计算机很难通过图灵测试，即使能通过也不能断定它真有理解能力。对彭罗斯观点的反驳也不少，其中拉斐特（Geoffrey LaForte）等人的文章《为什么说哥德尔定理不能驳倒计算主义》，在对哥德尔定理进行重新论证的基础上，指出彭罗斯误用了哥德尔的证明方法，因对一些概念的运用有歧义和表达模糊，所以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他们认为，哥德尔定理非但没有否定计算主义，反而是对计算主义的一种支持。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他的《心、脑和程序》一文中以思想实验的方式提出了其著名的“中文屋”论证（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用它来反对以计算主义为基础和信条的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在他看来，通过计算的方式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出语义和理解的，从而指出计算主义是不成立的。该思想实验提出之后，引发了激烈的理论交锋。对塞尔“中文屋”思想实验的批评主要有系统应答（The Systems Reply）、机器人应答（The Robot Reply）、大脑模拟者应答（The Brain Simulator Reply）、联合应答（The combination reply）等。这其中，系统应答和机器人应答影响最大。系统应答经由内德·布洛克（Ned Block）提出后，柯普兰（Jack Copeland）、丹尼特（Daniel Dennett）、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等人给予了响应，其中丹尼特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计算机神话：一种交流》中指出，超级系统本身并不会赋予子系统以新的能力或属性，但超级系统本身具有新的能力或属性。在“中文屋”中，塞尔是作为一个子系统或超级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系统中，塞尔是否理解中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整个超级系统的“中文屋”是能理解中文的。博登（Margaret Boden）、福多（Jerry Fodor）、哈纳德（Stevan Harnad）等人则持机器人应答的观点，他们指出：把一台计算机放置于一个机器人体内，给机器人安装上诸如摄像头、麦克风之类的传感器，再装上轮子可以让机器人四处走动，装上手臂可以做事情。这样一个机器人——有躯体的电脑，可以跟人类小孩一样，通过看和实践来学习。在机器人体内的这台电脑可以给形式符号赋予意义，而且可以真正理解自然语言。机器人应答持的是一种语义外在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赞同塞尔的“句法和内部连接对语义是不充分”的观点，只不过他们认为，如果与外部世界因果相连，那么可以给内部的符号提供意义。在机器人回应中，符号与外部事物的因果关联是其是否产生理解的关键。这是典型的计算主义观点，认为经过适当编程的机器人，只要与外部环境存在因果性联系，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存在反馈作用，与外部环境存在交互作用，就会产生真正的理解以及其他的思维现象。

在这一部分，机器人应答已经有了涉身认知的雏形，是很大的一个理论突破，但塞尔依然在形式符号处理和意义或意向性之间划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认为即使是以机器人这样的方式认知，也不会产生意向状态。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式符号和意义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塞尔意义上的巨大鸿沟？形式符号自身的运行不能产生意义，那么形式符号运作和外部世界有了关联，而且是因果关联，这种情况下仍然产生不了意义吗？意义来自何处？我们认为，意义纯粹的内在论观点不成立，纯粹的外在论观点也不成立，应答在环境的互动与耦合中产生意义。

丘奇兰德夫妇（Paul &Patricia Churchland）则持大脑模拟者应答观点，这种观点其实是联结主义观点的形象说明。他们假设有一台运行方式与传统人工智能对形式符号的串行处理方式不同的电脑，这台电脑模拟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理解中文时的脑神经运作，模拟是一一对应，完全没有区别。该计算机与那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的大脑处理信息完全相同的方式运行，这样一来，这台计算机便可以理解中文。联合应答则提出将系统应答、机器人应答结合起来便可以产生意向性。

针对这些批评，塞尔也给出自己的回应。针对系统应答，塞尔在“中文屋”基础之上提出了“内化了的”“中文屋”思想实验。认为，原则上可以把“中文屋”系统内化到一个人的头脑之内。设想“中文屋”中的塞尔，内化到整个“中文屋”系统中，塞尔把操作规则背诵下来，可以在内化后的头脑中做任何符号操作。这样一来，内化了的“中文屋”就可以离开房间，走到户外，甚至可以说中文，但即使如此，它还是没有办法把意义赋予形式符号。塞尔论证的关键依然是：“系统是不能把意义赋予形式符号的”。而针对机器人应答，塞尔认为这并不比系统应答的说服力更强，所有传感器提供给计算机的外部输入依然是句法输入，这些输入对于给形式符号赋予意义没有任何作用，只是增加了电脑的工作量而已。对联结主义，塞尔通过“管道工”思想实验进行回答。他设想，在一个房间内有很多管道和阀门，这些管道的排列和阀门的开关与那个说中文的人的脑神经一模一样。房间内的管道工依照操作程序开关阀门对应于说中文的人的大脑神经的输入与输出。在塞尔看来，这依然无助于管道工理解中文，因为模拟并不等于复制。

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对计算主义进行批评，他的观点主要集中于《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德雷福斯认为，人工智能研究者之所以有着虚幻的乐观主义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生物学假想、心理学假想、认识论假想和本体论假想。而这些被人工智能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假设的共同之处有二：一是柏拉图把全部推理都还原成明晰的规则，把世界还原为运用这些规则的原子事实；二是发明了数字计算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用的信息加工装置，它可以按照明晰的规则进行计算，且把世界处理为相互独立的原子事实加以处理。但这些假设都是不能被证实的，每一种假设被贯彻的时候都引起了概念上的困难，进而导致了人工智能的失败。他认为应该用“传统假想的更换”方案来替换，即强调身体在智能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重视情境在认知中的作用，认为价值判断是智能行为中的实质性东西。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替代性的方案，人工智能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把握。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判引起了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刻反省，认知科学开始重视现象学，双方走向了合作。1996年AI领域权威期刊《人工智能》第一期刊登了对德雷福斯《计算机仍然不能做什么》一书的五篇评论文章以及德雷福斯本人的回应。2007年，该杂志当年度最后一期辟为评论专刊。该期杂志第二栏的第一篇文章选的就是德雷福斯的一篇标题有点儿拗口但却含义深刻的文章《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如何修正使其更加海德格尔化》。在这篇文章中，德雷福斯回顾了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不是真正的海德格尔式或者不够海德格尔化。其余的三篇文章包括“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内的人工智能专家对现象学批评或建议的回应。由此可见，现象学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在认知科学研究领域，现象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以瓦雷拉（Francisco Javier Varela）神经现象学为代表自然化的现象学推进了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现象学与人工智能乃至认知科学在保持一种必要张力的前提下，携起手来促进了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

建基于表征和计算基础之上的传统计算主义研究纲领遇到了知识形式化、身体与认知关系、主体与环境互动等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纲领多元化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应运而生。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认知的涉身性、动态属性以及大脑、身体和环境的互动，其研究纲领概要如下：（1）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2）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3）生成认知（Enacted cognition）、（4）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和（5）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这五个研究纲领，因前四个纲领都是以字母E开头，所以就被称为4E纲领。情境认知S则与4E一起，并称为“4E+S”。“4E+S”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瓦雷拉（Francisco J. Varela）、莱考夫（George Lakoff）、克拉克（Andy Clark）、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等人。吉布森在其1979年出版的《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一书中，对认知主义和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的知觉理论主张知觉是刺激引起感觉后经过中介转化而成的观点是错误的，知觉是人对刺激信息的直接经验，不需要中介。吉布森用他的直接知觉和直接实在论来反对认知主义的间接实在论和把认知看作是信息处理的观点，他把他自己的新理论称为生态心理学。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合写的名著《肉身哲学：涉身心灵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对涉身认知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论述，他们从隐喻谈起，指出了离身认知的错误，强调了身体在认知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瓦雷拉（Francisco J. Varela）、汤普森（E. Thompson）与罗施（E. Rosch）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中，引入和阐述了生成认知的概念和互动认知的观点，提出了可在“无身的（disembodied）观察者”和“脱离外部世界的（dis worlded）心智”这两个立场之间选择一条折中道路。具体到认知科学中的计算主义，他们认为以计算机为基本隐喻的认知主义虽有明确的优点，但存有明显缺点：联接主义和符号计算主义认知的理解都是狭隘的——“不正当地将认知领域限制到高层次过程”。他们主张，认知应当是多层次或多元的，而且，提出了“生成的”（enactive）概念，主张“认知不是一个既定心智对既定世界的表征，它毋宁是在‘在世存在’（being in the world）所施行的多样性动作之历史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1998年克拉克（Andy Clark）和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的论文《延展心灵》发表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们提出了环境在认知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主张外部世界也是认知的一部分，心灵延展到了世界的这样一种积极外在论的观点。马克·罗兰茨（Mark Rowlands）在《心灵的新科学：从延展心灵到涉身现象学》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对4E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2011年，夏皮罗（Lawrence Shapiro）在《具身认知》一书中对以往标准认知科学和具身认知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他认为，标准认知科学中主张运用算法对表征符号进行操作的计算主义观点和仅仅把认知科学看作是头脑之内的信息处理过程的看法是有局限的——计算主义范式忽略了外部世界的作用。认知被看作是对离身符号处理的计算主义范式，它理应被主张认知是涌现自身体、大脑和世界的动态互动的具身认知范式代替。对作为标准认知科学核心的计算主义范式最根本的挑战在于计算主义对表征的依赖，而具身认知可以不依赖表征。当然，夏皮罗的这个观点是有限定的，即某些认知不需要表征，而另一些认知——诸如抽象思维、问题求解、语言运用以及其他高级功能却需要表征。所以，对标准认知科学，夏皮罗的观点是，具身认知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胜利，在另一些领域则以失败告终，另外，它与标准认知科学并不构成竞争关系，而是丰富了标准认知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了标准认知科学的发展。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亦围绕“4E+S”展开了大量论述，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总括起来，他们对功能主义持接受态度，对表征主义则部分接受部分拒绝，但大多学者都拒斥计算主义，对形式主义则一致反对。

综上来看，国外学者对计算主义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研究较为深入，且这种研究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但是，较之于其他领域，对计算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太多。另外，国外的研究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除了舒尔茨的《计算主义：新的趋向》这本以“计算主义”为题的论文集之外，没有专门讨论计算主义问题的专著，这也表明国外的研究尚处于专题性的讨论阶段，缺乏综合性的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计算主义的研究思路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也可分为支持、倡导计算主义和对计算主义进行质疑、批评的反计算主义两个阵营。国内学者对计算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思路大多沿袭国外已有的研究，在深度上也逊于国外学者，但综合性却略强。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计算主义的支持和倡导者多为无针对性地倡导和支持计算主义，面对质疑，则很少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出现。

1）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和批判

国内学界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第一，依据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计算主义提出质疑和批判；第二，从现象学或涉身认知的角度对计算主义进行批判；第三，从心灵哲学角度开展的批判；第四，从综合角度对计算主义进行批判。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刘晓力教授对计算主义所给出的质疑。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刘晓力教授的文章《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在文中，她指出目前对认知可计算主义纲领的反思主要聚焦于三方面：第一，哲学上的反思。哲学方面的反对意见包括现象学路线、反行为主义路线和诉诸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路线。第二，复杂性科学和生物学的反思。第三，计算机技术的反思。她主张要建立一种以“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研究纲领。同年，她在《哲学研究》上继续发表了《计算主义质疑》一文，文中明确指出，她所质疑的主要是计算主义倡导者们的论证方式。她认为，建立在唯理论还原主义立场上，以图灵可计算为基础，主张从物理世界、生命过程直到人类心智都是算法可计算，甚至整个宇宙也完全是由算法所支配的这种（强纲领的）计算主义观点中既有对计算、算法和可计算概念的误读，也有对计算功能和局限性的估计不足，因而，计算主义强纲领遇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武汉大学的费定舟认为心灵不同于计算或图灵机。他的论证思路是：首先，围绕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主张心灵与机器在证明能力上存在原则性差别。其次是在自我私有性方面，机器的自我私有性（与心灵的私有性相对等）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要论证图灵机具有自我私有性将面临逻辑上的不一致，只能放弃任何图灵机与人类心灵一样都能经历自我的私有性。图灵机的自我私有性与人类的自我是不可比较的，因此，计算主义的心灵等同于计算的观点是没有坚实基础的，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他明确指出，心灵绝不是计算或者图灵机，计算主义纲领不成立。

华中师范大学的赵泽林等人从心灵哲学的角度对计算主义进行了批判性解读。认为心灵的计算理论的认知假说包含有含糊不清的哲学常识，有许多哲学理论上的硬伤，这些硬伤包括：第一，智能机器的符号计算没有意向性特征。第二，心灵的计算理论具有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特征，对人类心智过程的内在机理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第三，心灵的计算理论并未成功清除“小人谬误”，它存在着哲学论证上的逻辑矛盾，对心灵的计算理论应当持一种合理解读与批判吸收的态度。北京师范大学的田平教授认为符号计算主义的意向实在论论证是一个无效论证，该论证考虑的是语义性质与句法性质的反映或平行关系，具有因果效力的是意向心理状态的句法性质而非语义性质，而语义性质是意向心理状态之为意向心理状态的关键所在。意向实质论的论证必须表明语义性质的因果效力，而这正是符号计算主义论证所没有或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意向实在论论证的问题上，符号计算主义是不成功的。

浙江大学的徐献军在其博士论文《具身认知论——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作用》中指出，无身认知的主要版本是计算主义和表征主义，该范式的实质是在考虑认知或智能活动时以表征为核心，而忽视了身体的关键作用。在无身认知思想的背后有三个未经检验的哲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这三个哲学假设是无身认知的核心假设。他认为这三个哲学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应当以具身认知取代无身认知，使具身认知成为新的主导研究范式。在徐献军的另一篇文章《现象学对计算主义的批判》中，他对这三个哲学假设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第一，把人的心灵运作方式看作是根据算法对离散表征或符号来进行计算的观点，在现象学看来，这种没有主体性的认知是难以想象的。主体性是一切意义的源头，计算机缺乏主体性，因而没有自我意识，不知道所处理的数据意义何在。第二，认识论的假设认为，所有非随意性的行为都可以按照某些规则加以形式化，且计算机能够通过复制这些规则来复制或产生那些非随意性的行为。在现象学看来，人的身体的确是物理世界的一个物体，但同时也是主体，完全不同于作为纯粹客体的物体。第三，本体论设想指的是，世界必须表征为由非对即错的原子事实或命题组成的结构化系列。现象学对此给出的应对方案是：首先，智能地处理和应付世界的办法不是将世界分解为非情境的、无意义的要素，而是投身于世界中，或者说，只有“具身”的存在才能成为应付世界中事物的存在。其次，拥有身体的存在才能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意义。基于上述理解，徐献军认为计算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所依赖的哲学假设是错误的，现象学的批判应当被解释为：它是在反对一种特定的研究认知的范式和提出替代范式的尝试。山东聊城大学的孟伟等人则认为计算主义不仅忽视了身体体验与环境互动因素，而且忽视了语义与意向心理内容，主张人类智能不能仅仅体现为计算力，理解能力对于人类而言可能更为关键，进而提出涉身认知对计算主义的修正。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巍等人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三大主流取向——符号计算主义、联结主义与生态主义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认为“离身谬误”是造成第一代认知科学危机根源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符号计算主义的缺陷在于，第一，计算机程序只能产生语法系统而不能理解语义；第二，人对信息的加工方式和计算机系统的加工方式有很大的区别；第三，计算机模拟人类认知过程时，输入的数据信息是离散、明晰和明确的，而人的知识和经验则是模糊、粗略和有缺失的；第四，计算机缺乏人所具有的自组织和自学习能力。此外，与符号计算主义一样，联结主义同样具有自身无法回避的缺陷。联结主义只是对人脑的生物结构的近似模拟，而人脑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其结构的复杂程度是目前人类科技水平无法完全模拟的，由于在结构上无法完全模拟人脑，因而也无法模拟和了解认知过程的机制和功能。广州大学的唐佩佩等人在“作为主体的身体：从无身认知到具身认知”中，认为无论是符号计算主义还是联结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把认知本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规则和过程，主张心智和身体相分离，认知既不来源于身体也很少受身体的影响，这种观点可概括为无身认知。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身认知概念日益凸显，具身认知理论反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立场，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心智离不开身体的结构和感觉，心智是具身的，一切认知活动都发生在作为认知主体的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

武汉科技大学的袁芬等人通过对计算概念的辨析，认为符号仅仅是认识的中介，符号所具有的抽象性只不过是物质实体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特性的凝结，无法囊括整个物质世界，不具备任何本体论含义。确定性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不存在先验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自然界与人类的任何过程都是基于规则的。大脑意识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意向性、自指性、非定域性和涌现性，这些特征都是超越逻辑和算法的。计算可以模拟某些生物体或宇宙的运动，但无法演绎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和宇宙。计算只是人们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只能解释世界的一部分。现实世界的运动过程是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计算主义夸大了信息的作用，是不能长久的。

华南理工大学的牛熠等人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对计算主义进行反思，从反对人工智能的历史上梳理出三条路线：现象学路线、反行为主义路线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路线。认为人类的心灵、大脑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深层次的智能活动，特别是以意向性为核心的智能活动绝非计算机的算法可穷尽，心的本质不是可计算的。在对计算主义反思的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应当树立“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的”思想，认为探索“算法加自然机制”的认知模式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自然。

华东师范大学的商卫星认为计算的观点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并非人类思维和智能以及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是算法可计算的。计算主义的错误在于它预设了真实世界是简单的和线性的，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就可以认识世界。然而真实的世界是复杂的和非线性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心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另外，在计算主义纲领当中，计算机隐喻是其基本论据。因为计算机在某些方面的成功导致人们对它的期望值无限膨胀，以至于赋予了计算以说明世界的重任，有必要为计算机减负，以唤起本来面目——计算机仅仅是工具性的机器而已。商卫星在其博士论文《论认知科学的心智观》中指出机器智能的理论困境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来自数学上的挑战，具体而言是算法和复杂性，即算法不能表征自然界的很多事情的局限性和指数爆炸现象。二是来自现象学的挑战，认为机器不可能具有意向性、感受性质等特性。三是来自民众心理学的挑战，一些对人类而言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对于计算机而言却是难题。四是来自社会学的挑战，现在的计算机模型无一例外都忽略了外部环境的细节。那种认为计算机拥有与人类相同心智的强人工智能的观点是没有前途的，应当放弃，计算机作为研究人类心智的工具的弱的人工智能的观点才是合理的，认为算法万能的观点是错误的。

2）对计算主义的支持与辩护

国内支持计算主义的学者主要有李建会、郦全民、郝宁湘、任晓明和程炼。在这些学者中，有的针对质疑为计算主义作辩护，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郦全民和北京大学的程炼；有的支持、拥护和倡导计算主义，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建会教授。

李建会教授在《走向计算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工生命一方面以计算机为工具，力图在虚拟或现实世界中创造人工生命；另一方面从计算的角度理解生命，把生命的本质看作是特殊的形式规定或算法。认为不仅生命和智能的本质是计算，自然事件的本质也是计算，整个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计算系统。李建会教授所持的人工生命观和计算主义观点是对产生自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或“计算转向”思潮和人工生命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推进，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从计算的观点看》中，他主张从计算的视角审视世界，提出了计算主义世界观：不仅认知和生命可以被看作是计算过程，整个宇宙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另外，他还赞同普特南的论证，认为哥德尔定理的证明也是机械的；既然是机械的，就可以设计程序去让计算机证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在证明过程中，计算机也会说“存在真的语句……不能在系统内被证明”这样的语句，因此计算机也知道这些不能被证明的语句是真的。所以，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否定计算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作者除了同意丘奇兰德和博登对“中文屋思想实验”的批评性意见之外，还主张用复杂性科学中的“突现”概念反驳“中文屋思想实验”中的观点，认为智能或认知是信息处理复杂到一定程度突显的结果。

郦全民教授的《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与李建会教授侧重人工生命有所不同，主要从计算的视角看待宇宙万物，把计算概念的含义和计算的方法扩展和推广到极致，认为实在本质上是计算的，宇宙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实体性的粒子，而是计算或信息流。这种被命名为计算主义的思潮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在“关于计算的若干哲学思考”一文中，郦全民教授认为计算已经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一个基本的本体论范畴，这意味着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观念已经形成。这种关于世界的新的观念被称为泛计算主义——一种统一理解物理世界和心智世界的新的哲学框架。在“机械论与哲学化的机器”一文中，郦全民认为当代计算主义把宇宙看作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这是在机械论的总框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本体论学说，是对旧机械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机械论的一个新版本，可以看作是机械论在当代科学和技术背景下的新发展。在《计算与实在——当代计算主义思潮剖析》一文中，郦全民主张，当代计算主义虽不是一个系统、严密的理论纲领，但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基础，即广义的本体论上的计算主义。当代计算主义对世界所做的本体论承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且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在《认知计算主义的威力和软肋》一文中，郦全民运用科学哲学中关于理论评价的增殖力标准，论证了认知计算主义是一个很有力量和前途的研究纲领。认为近十几年来，对计算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计算主义的软肋在于心智计算状态与物理载体相分离”这一点上。倘若计算主义想要成为一个更有生命力的研究纲领，那么就有必要消除这一软肋。郦全民的硕士生，东华大学史新颖在其硕士论文《认知计算主义的源起与当代发展》中，对认知计算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当代表现进行了考察，阐述了该研究纲领的力量与软肋以及哲学意义，其观点与郦全民基本一致，此不赘述。

南开大学的任晓明教授等人在《计算主义纲领的功过得失——评派利夏恩的计算主义思想》一文中，认为派利夏恩对计算和认知的系统研究促进了人工生命、机器人学、计算机逻辑的发展，为认知科学的现代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派利夏恩的理论也存在困难和局限，计算主义回避了意识和情感如何表征和计算的困难问题，忽视了机器智能与生物智能的差异性。他主张应当全面看待计算主义，既要为计算主义辩护，也应该承认认知计算主义有缺陷。面对这些挑战和困境，应该在对计算主义前景不持悲观主义立场的同时，进一步克服计算主义的局限，这才是可能的出路。在《为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纲领辩——评泽农·派利夏恩的计算主义思想》一文中，任晓明等人则指出，泽农·派利夏恩的核心主张是将表征支配的过程与功能建构区分为两类截然不同的原则之间的理论界限，一类是根据表征来描述，另一类则根据功能性术语来解释。因需对功能建构加以限制，他的理论也被称为“限制功能建构”的计算主义理论。泽农·派利夏恩的理论顺应了计算机科学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哲学上克服了身心二元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抛弃了在心智问题上的神秘主义，促进了人工生命、机器人学、计算机逻辑的发展，为认知科学的现代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他的理论也存在困难和局限，例如没有克服功能主义所遇到的困难等，因此，确立“认知算法不可完全的”观念对未来的研究至关重要。此外，任晓明在《计算机科学哲学研究》中主张，一方面要坚持计算主义纲领的核心理念并为其辩护；另一方面承认计算主义是有缺陷的，认为那些对计算主义进行批评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湛江师范学院的郝宁湘在《科学计算与科学观变革》一文中认为，21世纪的科学观将是一种计算科学观，它不仅将改变人们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和表达，也将改变人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和表达。相对于计算主义科学观，新的自然观可称为计算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界就是一台巨型计算机，自然质能系统是这台巨型计算机的硬件，自然规律是软件，而自然演化的过程则是这台巨型计算机的计算过程，人类社会也可视为一台计算机。“计算”将成为21世纪的新视角，一切将从计算的角度去看，一切将根据计算的法则去认识和表达。

针对刘晓力教授的文章《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郦全民教授发表了《认知可计算主义‘困境’质疑——与刘晓力教授商榷》一文，认为刘晓力对认知科学和认知可计算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其概括的五条认知科学基础假设之间存在着矛盾或不一致。认为刘晓力在阐述认知可计算主义思想时没有对计算的几种不同的解释做出必要的区分，而且她所主张的“人的心智状态等同于图灵机状态”的观点实际上是计算机主义的观点而非真正的计算主义观点。现在，大多数的认知科学家都放弃了图灵机隐喻，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放弃了认知可计算主义。因此，刘晓力所表述的认知可计算主义不见得是大多数认知科学家所信奉的研究纲领的内核，充其量只能说是代表了早期认知科学家的一种观点。刘晓力凭借对早期计算主义的质疑就断定认知科学的研究纲领陷入困境，未免武断了一些。因此，郦全民认为认知可计算主义虽屡遭非难，但却并未被大多数认知科学家所抛弃，相反，近几年认知的计算研究在不断深入，计算主义的内涵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表明，认知计算主义依然有生命力。

北京大学程炼在《何谓计算主义》中对计算主义进行了辩护。认为哥德尔定理只是间接地触及计算主义，因为计算主义的另一个要件——“落实”没有受到影响。在形式系统的层面上，这种用哥德尔定理批判计算主义的做法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对于一个十分复杂的形式系统而言，人类心灵不具有“看出”该系统是否一致的能力。对于来自自由意志的挑战，程炼则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的物理系统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先天的鸿沟，或许计算主义正好提供了一条有希望的探讨自由意志的途径。对于来自创造性的挑战，程炼认为人类心灵的创造性特点似乎是机械论的解释所无法说明的，但计算主义者可以指出，我们恰好缺少对创造性机制的完整理解，创造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创造性是非算法的或者是不由规则支配的。对于来自多样性的挑战，计算主义一方面认为不同心灵是不同算法的落实，另一方面也承认人类心灵是一个单一的形式系统，这种单一的形式系统的落实可以呈现出多样性。对于意义问题，程炼认为代表性人物是塞尔，塞尔对计算主义的批评性观点是认为句法对于语义是不充分的。程炼认为塞尔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他混淆了抽象的程序与对程序的具体落实，在计算主义者看来，语义出现在具体的物理落实的层次上。在落实的随意性问题上，程炼认为塞尔的论证建立在对落实的过于简单的理解上，因而不对计算主义构成威胁。

综上，国内关于计算主义研究的特点是对国外计算主义和反计算主义研究成果的评介和在此基础上的适当延展。在对计算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和为计算主义辩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中，刘晓力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和批判比较深刻和犀利，她主要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出发，对计算主义的理论主张及计算主义者的论证方式进行了质疑。徐献军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批判，思路新颖，批判较为系统。为计算主义辩护的学者中，郦全民和刘晓力的“商榷”文章针对性最强。

综上所述，计算主义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而全面兴起，围绕计算主义展开的研究从多角度深入开展。对计算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质疑与辩护。这其中，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主要有如下几个思路，一是诉诸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二是依靠思想实验，尤其是“中文屋思想实验”；三是现象学视角；四是“4E+S”模型；五是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包括感受性问题、情感问题、计算复杂性问题等。面对这些质疑，不少学者对计算主义进行了辩护。除此之外，计算主义自身的理论建构和完善也非常重要，它也是对“质疑”的一种间接回应。

国外学者对计算主义非常关注，研究也相当深入，无论是“质疑”还是“辩护”，均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现。目前，计算主义依然是作为一个开放的，并未成熟和固化的交叉研究领域而存在，对其关注也是持续不断的。但是，这些研究和计算主义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总的研究数量并不多。此外，已有的计算主义和反计算主义研究要么各自独立展开研究，缺乏对话；要么互相攻讦，缺乏严肃的讨论。近年来，逐渐兴起计算主义的自我修正、扩展和补充，提出了“新计算主义”的主张，但学界对其研究也相当薄弱。透过反计算主义来探析计算主义难题的深入研究更是缺乏。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是对国外计算主义研究的评介和对计算主义理论成果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适当延展。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内学界对计算主义的研究相当冷清，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研究成果都非常有限，这与国外的同类研究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但值得强调的是，郦全民的《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和李建会的《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两著为计算主义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