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概论

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78—1988）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概论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改革”旗号的确立和“理想主义”的鼓舞，在追求的目标上，可以说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上与国家政权保持了一种大方向上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同时改革开放初期连续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1986）的政策松绑又确实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就，因为从农村的现实来看，农民确实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获益者——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给农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文艺界也加强了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倡导和鼓励，仅以历年文学年鉴附录的文学纪事中记载的各种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为例：

对当时富有争议的作品，不再像过去一样进行制度化的批判，对作者的态度不再像过去那样使之反复检查，接受群众批判，触及灵魂甚至肉体，最后再给予严肃的组织处理；而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酝酿形成了松动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另外文学期刊从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寥寥数种发展到1982年时仅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便超过200种。不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文学月刊，而且大多数省区还创办了大型文学丛刊，发行量大多高达数十万份，拥有广泛的读者。多种利好因素必然导致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上的大丰收。仅以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政府部门评定的三大小说奖为例：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长篇、中篇、短篇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几代作家同堂献艺：解放区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茹志鹃、马烽、李凖等；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浩然、刘绍棠、乔典运、高晓声、张贤亮、张一弓、周克芹、叶蔚林、古华、何士光、陈忠实、王润滋等；“文化大革命”后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张抗抗、梁晓声、铁凝、贾平凹、路遥、韩少功、李锐、陈世旭、矫健、金河、乌热尔图等；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张承志、莫言、周大新、刘震云、赵本夫、刘恒、杨争光、李佩甫、楚良、何立伟等。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1988—1998）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概论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由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原因，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裂缝和间离，作家们开始认真思考文学创作的真正源动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出现，而负面结果又大多由农民作为承担者，因此，农村社会现实所引发的变化，也给了作家们深入思考的契机。加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的加速，整个社会迅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艺界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召开十余次座谈会强调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据笔者统计仅召开两次座谈会——1992年4月2日《文艺报》和《山西文学》编辑部在京联合举办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1995年8月23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人民日报》、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作协在长春联合主办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会议。文学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失去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骄子地位，文学刊物基本上从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动辄数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的发行量跌落到几万、几千甚至几百册；文学的内容亦由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前“十七年”的泛政治化转化为泛商品化，此前被强令承担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转向90年代文学的娱乐性空前膨胀，不少作家逐渐按照市场运作原则来“制造”文学，使文学创作“资本化”。而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随泛商品化而兴起的世俗化、痞子化、私语化、消费化写作浪潮中滑入边缘（即使创作农村现实题材小说，许多作家也是选择农村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一方面可以逃避不太理想的现实环境，避免作品的虚假、矫情和犯规；另一方面可以在农村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自由自在地构建理想人物，随意表达自己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直至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的出现，才使得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渐趋恢复一定的文坛声势。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坚持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探索更加注重具有个性特点的思考，他们笔下“不是削足适履地演绎既成的理论，而是从各种欲望出发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与苦斗，希望与绝望扭结在一起的亦歌亦泣的长歌”。同上一个十年有别，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基本上失去了轰动性效应，多了一种人文关怀和知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心，他们的创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体现的乡土情结、平民关怀、忧患意识和悲剧精神等也获得了社会各界首肯。仅以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政府部门评定的两大小说奖为例：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的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中篇、短篇上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在长篇上有些不足。这一时期解放区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和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领域大多停止了创作，“文化大革命”后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梁晓声、贾平凹、铁凝、张炜、李锐、韩少功、乌热尔图等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领域依然创作力旺盛；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赵本夫、杨争光、迟子建、刘庆邦、刘醒龙、何申、向本贵、关仁山、毕飞宇、张继等逐渐成为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石舒清、王方晨等亦开始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1998—2008）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概论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的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农村的物质环境、文化环境、自然与人文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弱势群体的农民、作为现代化进程需要彻底改造的农村，在遭遇快速现代化发展的今天，问题与矛盾日益集中暴露出来：农村基层组织政权的瘫痪，农村教育面临的困境，农村文化的日益凋落，农村阶层的严重分化，不同地域农村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农民离土进城打工即巨大的农民工潮现象出现……“三农”问题亦由知识界上升到国家关注，成为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再次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2004—2008）照顾、倾斜“三农”，并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艺界亦多次召开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相关的会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以下相关会议：

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的我国整个农村社会是处在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三种文明形态交锋并存的特殊文化背景中，由此造成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尤其是在价值观、世界观的确立上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与迷茫；农民及其身上所携带的农业文化难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现代化，他们向往、追求、努力，结果却是受到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关注当下农民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关注农民的困惑与矛盾，农民的梦想与追求，关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化，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到乡村人的全面变化的展现，是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中持续的热点与焦点。虽然作家们并不缺乏介入当下现实抑或建构当代乡村历史的勇气；但是他们意欲展现乡村生活“全部”的、“整体”的史诗性建构的愿望总是被碎片化的、分裂性的现实所打破，写作者难以在情感与理性的徘徊中处理好与乡村、城市的关系，这些犹疑、徘徊在创作中都有鲜明体现。同时我们又发现，乡村叙事的内涵在扩大，表现领域在拓宽；创作数量在上升，质量在提高；作家群体数量在增加，个人艺术风格得到张扬，创作中的“瓶颈”也随之增多。仅以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政府部门评定的两大小说奖为例。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的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在长篇、中篇、短篇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时期解放区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和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领域基本上停止了创作，“文化大革命”后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梁晓声、贾平凹、铁凝、张炜、李锐、韩少功等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领域依然创作力旺盛；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赵本夫、杨争光、迟子建、刘庆邦、刘醒龙、何申、向本贵、关仁山、毕飞宇、张继、孙惠芬等成为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王方晨、石舒清、郭文斌、胡学文、罗伟章、乔叶等亦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中显示雄厚实力。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作家葛水平、鲁敏、尉然、徐则臣、盛可以、李骏虎等开始在农村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中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