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战小说与民族精神的彰显——评闵凡利的抗战小说
对于抗战历史题材，闵凡利一直有一种偏爱。写出出色的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一个心结。在创作初期，他曾写过短篇抗战小说《血声》、《古槐》等，在近两年，他又发表了《鬼子来了》、《红狐狸》等。在有关此类题材的创作中，闵凡利运用民间的叙述视角和立场，重新审视鲁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还击，着意表现不为异族淫威所屈服的民间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
关于抗日战争这一历史创伤记忆的书写，在新时期之后，那种政治化和正统化的历史观就已经解禁，一批试图全面而真实地描述抗日战争历史、被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观遮蔽的历史小说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从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这种语境的影响，新世纪的抗战小说，以民间立场和话语解构“正史”，重新叙述和建构抗战历史的小说文本，已经成为抗战小说的基本主题模式和叙事模式，成为一种新的主导型话语。
发表在《西南军事文学》 2001年第3期的《血声》，可以说是一部体现民间立场的抗战短篇小说。它是一个六千字左右的作品，写的是民间力量对抗战胜利的影响和贡献。小说以家族记忆的形式追述了“舅舅”的抗日故事：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来到了鲁南这块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舅舅”与土旦舅、秃三舅参加了当地农民抗日的自发组织“卫家社”。“卫家社”在一次掩护乡亲们转移时遭遇了鬼子，土旦舅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因“舅舅”与土旦舅、秃三舅是从小到大的伙伴，二人报仇心切，私自潜上罗汉山打鬼子的埋伏，结果为了掩护秃三舅，“舅舅”被日本人打死。之后，日本军官山本为了杀一儆百，声称亲属可以认领尸体，否则就要将其喂狗，不得全尸。外婆不顾乡亲们的阻挠，勇敢认领，结果被鬼子开枪打死。在这篇小说中，闵凡利没过多拔高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英雄的名字也只是千千万万个鲁南普通农民的名字——土旦与秃三，小说只是平实地展现了鲁南人民那质朴善良的品质下所蕴藏的不屈，表现了民间世界的铮铮骨气。它告诉人们，也正是这样的农民，这样的骨气，支撑了一个民族的魂灵。
显然，《血声》表现出了对抗战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的特别关注。在死亡面前，姥姥、舅舅们都选择了尊严，他们虽是普通的农民，但都视死如归，“舅舅像平时奔那个地方去凉快一样，跑得很匆忙。微风吹过，橡树的叶子发出热烈的声音，像是呼唤舅舅”。而外婆在侵略者面前，也是掷地有声，“‘他是我儿子！’外婆说这话时声音很大，震得在场的人都激灵灵地打了个颤。”而乡亲们的手也攥成了拳头：“狼狗还在撕咬着，惨不忍睹，大伙们都转过脸去，用手捂着眼睛，可手却攥成了拳头。”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反而更加强了他们反抗到底的决心，正如小说开篇所写的“舅舅”坟前的碑——“坟前的碑老成了绿色，在野草里，硬硬地站着”。舅舅们给我们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与人活着的尊严，小说极力张扬了一种不屈不挠、勇敢面对的抗争精神。
《血声》在发表之初就被当代军事文学评论家周政保极力推崇，在当期“主持人语”中，周政保说，不仅因为在2001年前后抗战题材或以日军侵华作为背景的小说实在太少了，更主要的是“作家不忘历史的精神，中国读者很需要这样的不忘历史创痛的小说”
。1945年中国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他们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了吗？请看现今的日本局势：日本政府倚仗其经济实力拼命发展军事装备，被政府篡改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言说，有些学者竟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世纪谎言，影片也美化东条英机，称其为民族英雄，……从这一角度看，抗战远远没有结束，日本也并没有投降。《血声》的题记称“此文谨献给那些为抗战而默默死去的人们”。是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特别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献身的人，尽管舅舅们不是那么高大完美，有些鲁莽，有些急躁，不够足智多谋，甚至还报仇心切，违反了军纪，然而正是这些广大朴实的农民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才使我们这个饱受欺凌的国家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命运，正是他们的勇敢与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和平的生活，也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是不会因为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与残忍杀戮而屈服的。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把舅舅抬到了罗汉山口，山上的那棵橡树不知谁栽的。反正很多年了，很大，像伞，血红血红的。秃三舅就把舅舅埋到了橡树前，那个向阳的土坡上……”小说立足现实，回望历史，寻找和传达了一种“硬硬地站着”的精神，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血声》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小说以12岁的“我”的孩童视角来讲述舅舅、姥姥们的抗战故事，是别有意味的。它首先确定了“我”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有更加强烈的亲切感与可信度，而且家族叙事可以规避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其次，它还有精神传承的意味，有抗战英雄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舅舅就把我抱起，欢呼。那时，舅舅眼里便对我流出一种光，像正午的阳光，烤得我身上火辣辣的。我发现，在舅舅的眼光里，我就像村西铁匠炉黑舅手中烧红的铁，等待着捶打，等待着淬火。”即使在“我”长大之后，为抗战而牺牲的舅舅的灵魂也在时时刻刻召唤着“我”和娘，“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对我暗示着什么又期待着什么”。另外，小说在语言上也颇为考究，它如此表达舅舅牺牲时的场面与敏锐的感觉：“外婆的泪稠稠地在眼里盈。满了就颤颤栽下来，砸在了我的头上，好疼。”“他身旁放着个尸体，前心开了朵大红花，在阳光下，非常艳。耳边的黑痣，泛着光，刺得外婆的泪刷地流了。”“山本狠狠地把刀磨进外婆的脖子，刀刃上流出了红红的血，蜿蜒地爬，爬向了山本的手臂。”用孩子的眼光与感觉、用天真的话语与懵懂情感来表现中国人民在那一历史时期遭受的重创，起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艺术审美效果。
《古槐》是篇小小说，它和《血声》一脉相承，也是追述了鲁南人民面对外侮时的一种内在精神状态。这部小说篇幅非常短小，只是描写了一个场景：鬼子来了，把全村人都集结在了村中的老古槐树下，当日本鬼子拿出明晃晃的大刀去威胁古槐下的人们时，才发现，他的刀已经失去了光芒。面对鬼子的枪口，古槐树下的村民们同仇敌忾，以一种不屈的斗气和骨子里那浑厚的血性，使外来侵略者落荒而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坚信，只要在这棵有灵气的古老槐树下面，任何灾难都能够让他们安然无恙，因而即使面对凶残的日本人，有了这棵古槐的庇护，他们全身也充满了力量。作者在《古槐》中，试图告诉人们，就是这块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热土里面，有着一种让人们饱满的志气和正气。显然，这类抗战小说，不仅仅寄托着闵凡利对抗日战争的想象，也包含着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感受，他着意挖掘的是蕴藏在民间的伟大强力，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蓬勃和旺盛的血性和骨气，让我们认真审视这块土地和民间文化的厚重与深远。
在发表了两篇抗日战争小说之后，闵凡利曾涉足了给他带来较大声誉的禅悟小说和反响颇佳的乡村官场小说，然而他对抗日历史题材仍频频回眸，分别在《延安文学》2014年第3期、《前卫文学》2015年第1期发表了《鬼子来了》和《红狐狸》两部小说。
闵凡利的《红狐狸》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中篇小说。作为一部响应国家意志和号召而写作的特稿，在描述那场民族创伤记忆的时候，仍表现了一种与正史不同的叙事视角。白莲坡上的华府最近祸不单行：先是二少爷死了，二少爷才十六，正是要讨亲的年龄。接着是大少爷在前方的战场上战死。之后，又是华家的老爷华玉堂疯了。大少奶奶书亭于危难之际做了华府当家的。而在这个时候，老管家卢明聪又被红狐狸下的帖杀死……为了华家，大少奶奶书亭先为华府招聘了对她暗恋着的郝苟做了新管家，之后她又决定了一件事，就是给疯了的华老爷找一个小奶奶来为华家延续香火……已经七十多岁的华老爷娶了18岁的铁匠之女红袖。红袖来到华府，先后为华家有了两个“根”……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白莲坡，他们来华府寻找一件宝物玉麒麟……究竟华老爷能不能给华家传宗接代？红袖生下的两个儿子是不是华老爷的儿子？玉麒麟是不是存在？能不能找到？红狐狸是谁？华老爷是不是真疯？管家郝苟和华家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大少奶奶最后投向谁的怀抱？华家究竟何去何从？……土匪、镖师、先生、杀手、鬼子……一个个粉墨登场；悬疑、阴谋、惊险、刺激、情感……贯穿始终。江湖恩怨里挟裹着血雨腥风，国仇家恨里飘荡着儿女情长，民风民俗里舒展着中国气派……阴谋伴着阴险，惊险培育着惊奇，悬念又是那样的扣人心弦……白莲坡，一个充满谜一样的地方，它隐藏着谜，生长着谜，制造着谜……所有的谜底直到最后才抖开，结局是那样巧妙，而又是那样的出人意料。
小说的主要线索有两条，主线是鬼子来了之后，白莲坡的各方力量联合起来打鬼子，副线是华老爷为了保护华府的祖传财宝和留住年少的华家大少奶奶书亭装疯的故事。在主线中，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华府家的大少奶奶不惜花费重金，利用自己所有能利用的关系，主动联合各方力量；而同时，罗汉山上的土匪，活动在善州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如华府家的护院、医生等都摩拳擦掌，组成了天罗地网，他们与铁道线上的飞虎队共同组成了鲁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正是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利用中国人民的智慧，互相保护，巧妙周旋，打得侵略者晕头转向，寸步难行。小说讲述了当中国人民遭受外来侵略时，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利益等方面全民抗战的历史，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显然，白莲坡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的村庄，作家把它作为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缩影来讲述的。小说的情节是一个混合着家族伦理纠葛、家族秘史与乡民抗战的略显“杂乱”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个略显“杂乱”的故事，才更充分地彰显了抗战救国在当时的“神圣”的最高利益地位。在这个“神圣”的最高利益“整合”了各种私欲私利的乡村抗战的图景中，那些为捍卫国家尊严而英勇抗争的力量，首先是山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其次是白莲坡的大少爷、大少奶奶、管家和他们家的护院人员，最后还有为报杀妻杀子之仇的罗汉山上的土匪。小说告诉人们，正是这些各阶层参差不齐的混合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乡村抗日故事。当然，这部小说还是一部家族的心灵成长史。这里的人们在历史的特殊时期里，在民族情义与家族恩怨、个人欲望与民族大义混杂交融的情形下，奏响了抗击外侮的民族大合唱与英雄交响曲。既然是合唱与交响乐，就没有主流与边缘，任何民众都可能是抗战历史的主角和主体。这样的抗战历史书写与角色分配，无疑是对传统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叙述的颠覆，是作家利用想象的权力、虚构的权力对历史的个人化叙事，是对历史记忆的民间化立场的表达。
在抵抗外侮上，闵凡利的笔触饱满而凝重，他站在时间之外，重新审视着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民众抗日的行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力到有力，从迷茫彷徨到积极主动。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那种深藏在鲁南这个地区内部的力量，那种在勤劳善良、朴实敦厚里所蕴含的血性和坚强，都被他一一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在对这一历史灾难记忆的言说中，在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的描述中，他写出了鲁南人民的正气和大义，写出了弱者的抗争是那样的惊天动地，写出了民间的力量是那样的惊心动魄，透露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主题，传达出了“勿忘历史”的真诚而焦灼的呼唤。
关注抗日战争的所有作家，无不怀着一种深刻的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都在承受着战争的苦难，但承受的战争苦难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14年间，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14年，尤其是全国抗战的8年，是全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抵御外侮的时期，因而这一时期也最能充分显示中国人的血气和精神。天地玄黄，世事变迁，但青山不灭，青史不灭，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闵凡利，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用笔走进了历史，走进了鲜活的历史英雄的生命和梦想，沉浸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创作出了极力彰显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自豪的作品。闵凡利认为，真正使中华民族摆脱蒙昧、觉醒起来的是抗日战争，真正让我们认清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也是这场抗日战争。正如尤凤伟在《战争·苦难·人性》中所说：“战争是不能忘记的……面对文学而言，只有从一个民族经历过的战争才能真正窥见这个民族的精神脊髓。”闵凡利在对这场战争的文学建构中，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以1938年日本侵略者来到鲁南地区之后的抗战为背景，充分张扬自己的想象力，极力表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觉联合各界民众的抗日力量，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民族气节和英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