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德的民间化与故事的传奇性

与“庙堂”的基本道德尺度“忠”不同，毕四海的台儿庄系列小说着意凸显民间道德。民间道德的内涵通常是复杂多样的，如惊心动魄的忠奸斗争、善良与贪婪的截然对立，再如善恶报应、富贵无常、福祸轮回等等。毕四海在这一爱国战争题材中，刻意表达的是“老狼”孙连仲的民族大义和超人的智慧，庞炳勋的民间情义和为人的正气，以及汤恩伯的自私心理与消极抗日情绪而显现出的奸诈与邪恶。“老狼”孙连仲虽是蒋介石的大将，但有过“反蒋”行为，且本是冯玉祥的爱将，因而作为“后娘养的”军队的指挥官，在部队调遣上往往要被派到战争最惨烈之处，在武器装备上却是极为劣质的，而且在军队人员配置上更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

《李宗仁回忆录》里对台儿庄大战中孙连仲的军队有这样的描述：

“孙连仲集团军名义上虽辖两军，惟该部团曾参加山西娘子关之保卫战，损失颇大，四十三军所剩只一空番号而已。孙连仲虽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其后不久，四十二军番号且为中央新成立的部队取而代之。故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三个师。”

因而，李宗仁见到的孙连仲是“一脸征尘，一脸牢骚。‘双钩’老窖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郁闷、愤懑”。“老狼”言语中非但没有对其领袖人物蒋介石的敬佩之情，反而存在许多不恭，甚至是讥讽与不屑，被歧视、被怠慢而引发的愤懑情绪溢于言表：“咱爷们才丢了几寸？老蒋头他丢了几百里，几千里。”“他的亲儿子（指汤恩伯）在观山景，老子替他卖命！”……与上级李宗仁的对话，也是直言不讳：“你不要刘备摔阿斗！”“你在欺软怕硬！”这类话语充满了民间世俗大众的想象与情绪，它生动形象地把战争中英雄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充满人性化地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带有一种“人本”的民间历史意识。

而“油篓”庞炳勋打临沂保卫战前，如此对李宗仁说：

“长官，你对庞某有情有义了。你为咱争得了维持现状不归并的中央指令，你又补给了咱庞某大批的弹药、枪炮……咱庞某唯感激涕零，以死相报。”

这里，作家也是刻意强化了“知恩图报”的民间江湖性质，淡化上下级甚至国家、民族与军人的关系，突出的是世俗义气，表达的是大众情绪。显然，毕四海在小说中着意凸显的是民间的道德与美学倾向。

这部小说还具有极强的故事性与传奇性因素，即它遵循消费规律的“好看”原则。这既是小说兴盛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久远的传统。因为中国小说早期的原型正是魏晋时期倡兴的“志怪”文体——曾为孔子所不齿的“怪力乱神”一类的奇想幻闻，“怪”与“奇”一直是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从魏晋到唐，虽然小说的要素逐渐具备，描写内容由鬼神到人，但“志怪”与“传奇”的特征却依旧，再到宋元话本，小说内容的根本要求一直是故事要具有吸引力，直到清代的蒲松龄，所推崇的更是“干宝之才”、“幽冥之录”。“奇”由消费需要变成了小说美学观念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正因为“奇”，才满足了读者的观赏性、娱乐性、消闲性和刺激性的需要。可以说，注重故事性与传奇性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宗旨，这样的宗旨无疑是具有民间性的。

俗话说：自古英雄爱美人，那么也可以说，自古美人爱英雄。小说通过美人的爱为英雄增光添彩，池照松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位美人：

“为首的，是一个女孩子，她打扮得十分洋气，华贵，一副大小姐的派头，没有一点点流亡学生的憔悴气。见了这么高的将领（指李宗仁），她一点儿也不慌乱、拘束，而是大方得很，甚至有些满不在乎的劲儿。”

这个女孩叫孙凤洁，是孙连仲的女儿。听到李宗仁决心要在台儿庄打一场硬仗之后，“孙凤洁的眼里浮上了一层泪粉粉，她的两朵粉腮，也红艳艳的呈桃花状了。”作家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即使是在战争环境下的被英雄爱也爱英雄的女性，仍然赋予了她们不仅貌美多情，家庭条件好，而且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等理想完美的特征。孙凤洁的观点是“男人——越凶，越招女人喜欢”，“真正的女人喜欢多情的凶猛，凶猛的多情”。民族英雄在民间视角的观照下也显得格外儿女情长：“总司令（指老狼孙连仲）也变得神情柔和起来，他定定地看着他的传令兵（情人芳子女扮男装成传令兵），一双藏龙卧虎的眼睛里电光灼灼。”

不仅如此，作家还试图通过女人与男人的爱情来探求人性的奥秘，“真正的军人都是风流多情的”：

“罗斯福说他一见到他的情妇，政治才华便勃然大发。前年12月10日傍晚，英国伦敦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爱德华八世的话：‘离开我所爱的女人我将力不从心，无法日理万机，履行国王的职责。因此朕郑重决定放弃王位，绝不反悔’。”

孙奉贤也说：“女人能使男人心灵的风暴平息，能让焦躁变成安宁，能叫冲动降为理智。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美丽多情的神秘情人的回答是：“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就是为了和谐的。”小说为此还特意设置了女人作为男人静心丸的存在状态——在血肉横飞中仍能保持机智冷静头脑的细节。

在这里，小说显示出了一种完美漂亮的女性是为英雄而活着的民间审美趣味倾向。虽然这类情节所体现的是男人为主体、女人为客体的男性中心思想，表达的并不是男女真正的平等和谐，却也满足了大众文化的审美期待，浸润了这一片古老大地的民间文化想象。

优秀的作家心中始终要存在着读者，考虑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兴趣，这一良好素质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毕四海身上。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不论在情节设计上，还是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作家都十分注重运用对比手法，努力强化故事的传奇色彩，细致展示人物丰富微妙的心理世界。如在对“老狼”孙连仲叱咤风云英雄行为的展示中，不时穿插其风流韵事与儿女情长的生动细节。不仅如此，对比还是人性的一部分，在对池照松的性格刻画中，小说这样描述：“在战争打得最惨烈时，他（池照松）的眼皮子有些潮，人在痛苦、艰险、困难的时刻，似乎倒容易想起欢快、安全、轻松的事情，似乎更多情。”而且，人总是在找寻自身缺失的那部分内容，即互补性格：“武夫爱儒雅，粗烈爱温柔。”……越是英雄越是多情人的意识，使毕四海笔下的人物有着极强的张力，英雄不仅让我们敬佩、畏惧，还让我们感到可亲可爱，这种写作手法使战争英雄的“硬汉子”特征、“壮志豪情”品性，透出了某种“柔软”、“温情”的感性特质。

对比手法还存在于对战争中台儿庄古运河的描述上：

“水默默地向北滚着。它如今变得血一样红，血一样凝重了。它因为自己变得血腥、污浊而痛不欲生。往年这个时候，它已是温情脉脉，常常扯起几叶白帆和一团团雾岚，给北中国描绘吴越秀色了。”

日本侵华同样也给古运河带来了厄运。

显然这一手法不只是塑造人物、刻画情节的需要，还是战争小说艺术的需要，它有效地控制了战争过于紧张的节奏特点，缓和了读者低沉抑郁的情绪，给冷酷、惨烈的战争小说增添了柔美、亮丽的丰富特质，也使小说能够存有在紧张的节奏中透出轻松、在残酷的场面中露出温情的艺术气息。

当然，对比也是现实生活的存在状态，正如美国记者巴本对李宗仁所说：“世界真有趣，天天在发生着对比，眼泪和欢笑，死亡和降生，抗战和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