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创新

本节对全书的研究基本问题和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综述，对本书的核心概念“二元边际”进行了严格界定，以便于后文的开展和研究；并且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汇总。

一 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

目前，全球贸易的1/3以上都是在各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进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双方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 NAFTA)、欧盟 ( EU) 等发达国家建立的制度成熟、完善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相比，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仍属于初步发展构建状态，具有自由贸易区的实行时间短、签署协定涉及范围和内容较为初级等特点，因此中国签署的自贸区效应和福利研究着重集中于前期预测和可行性研究阶段，事前分析 ( ex-ante analysis) 居多，基于CGE模型对自由贸易区构建后的经济增长、贸易增长、行业分析为主流研究范式。可喜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和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从单纯货物贸易双边协定，发展至服务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全面双边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组织；并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时间为自2002年起至今，具备跨时期的研究基础。因此，本书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现实的分析，属于事后分析 ( ex-post analysis) 的范畴，对于前期预测是否准确的检验，政策导向有效性的判断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正在建设的其他自由贸易区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对其今后的发展道路和政策导向具有启示性。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动力来源于贸易国双方的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解释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产业内贸易的发生。本书应用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尝试通过将生产企业微观层面上存在的生产率、劳动技术以及企业出口行为等个体差异，与成员国宏观双边贸易流量相联系，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将贸易模型的影响因素扩展至企业生产技术层面，试图在理论上对出口企业的出口决策以及出口企业与目的国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引入双边宏观解释变量，对贸易发生的动力和贸易增长的模式做出新的分析和理论预测。特别是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中国出口比重最多的是电子、机械等制造类产品，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差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预期会更为显著。因此，引入异质企业参数的分解和设定，用以解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出口增长是合理的，也是对此研究领域的一项突破。

中国是出口大国，想在出口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出口收入的稳定增长和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减少外部冲击，利用双边协定下的贸易条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东盟是中国十分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如何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利优势，加快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变，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对中国其他自贸区的构建和双边协定的签署起到了怎样的借鉴意义，如何利用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良性、稳定、持续增长产生效应，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策含义，这些都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采用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运用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分析框架，通过对大量HS细分的贸易数据和双边国别数据的整理分析，运用面板方法的计量实证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出本书符合实际的结论。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框架下，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即在自贸区框架下，中国出口至东盟各国的贸易流量现实分析。本书在第三章的研究中分别从多边和双边两个角度分析了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情况；而在论文核心篇章的论证中，主要对中国出口至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二元边际分解，并对其不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做出了分析。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贸易的二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为贸易的福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福利来源于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专业化分工；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后，发现贸易福利的影响机制变化，通过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可获得的额外产品种类的增加共同发生作用，提高了区域一体化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对于厂商而言，出口目的国与本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会直接影响厂商的出口行为；而出口行为又会反作用于厂商的生产率水平，因此在出口与提高生产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关系。

扩展性贸易边际会增加贸易品的范围，有利于出口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可能发生。Bernard等人 (2007) 指出新贸易理论中，贸易收益除了传统的利得和福利，还包括由于规模经济和市场内可供消费的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产生的贸易收益增长的联合效应。

三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书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双边贸易发展为现实依据，以中国出口至区内东盟国家的贸易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了面板模型的计量研究和统计分析方法，以期对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增长现状做出更加深刻和贴近现实的判断，通过对二元边际的剖析以及其不同的影响因素的论证，试图对如何利用区域协定和相关贸易政策更好地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结构的合理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希望通过“庖丁解牛”似的分析，对中国其他自贸区的建设起到示范效应，对有关政策导向具有启示性。

全书的第一章导论，简要地对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背景、论文研究的意义及前人相关的研究作出了阐述，对文章核心概念作出了界定，并且交代了全书整体研究思路和脉络框架，以期对全书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章重点对全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分析结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框架下，对传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回顾，并对自由贸易区条件下的福利分析进行了阐述；本书主要立足于企业异质性的贸易模型，对继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之后的新新贸易理论经典模型进行了梳理，以便于后文的研究和深化。从实证分析的相关文献分析上看，前人的研究分别从两个角度对一国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进口/出口对世界其他国家 ( ROW)，主要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 如贸易便利化)，对一国扩展性贸易边际的影响；第二，在一定的区域合作框架下，研究了一国对某些特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增长。显然，后者的研究对于本书更有借鉴意义。此外，本章中对企业异质性的微观出口和投资等分析模型也有所涉及。

第三章详细地分析阐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双边贸易的增长和贸易结构、贸易方向的变化，研究表明自2002年自贸区启动开始，双边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上涨，中国、东盟双方成为相互重要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2005年自贸区进行实质性的执行阶段之后，这与前期的可行性预测分析具有一致性。面临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更加能够抵御外部风险的冲击，产生了良好的区内效应。从贸易商品结构上看，双方既存在竞争性又有合作性，自贸区的建设为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提供新的机遇和条件。更重要的是，从时间跨度和国别分布两个角度，通过图表和统计数据的分析，对区内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现实进行了刻画，表明中国出口增长主要依靠集约性的贸易边际拉动，而扩展性边际所占份额很低。

第四章提供了支撑全书的理论模型框架，在贸易模型中，嵌套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将企业异质性同贸易的扩展性边际相联系，将贸易的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变动与企业异质性参数相关联，考察了生产率水平差异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为后文的计量实证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第五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计量方程，将企业异质性参数代表的扩展性贸易边际与自由贸易区内不变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相联系，运用面板计量实证方法，验证了第三章中关于出口增长主要依靠集约性贸易边际拉动的基本判断。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较大，出口行为主要集中在规模大、生产率较高的少部分企业。根据二元边际不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分别将其影响因素——GDP水平、可变贸易成本 ( 距离)、相对固定成本 (经济开放指数)、多边阻力 ( 相对贸易偏远度) 和相对劳动生产率作为基本解释变量，并且设定了FTA虚拟变量，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相应的自贸区政策建议。

第六章总结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取得的进展和成果。结合以上现实和计量实证分析，阐述了自贸区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世界其他FTA组织进行比较，提出倡导自贸区深度一体化的政策建议，利用自贸区协定的政策因素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结构的合理转变。

四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将中国至东盟各国的出口宏观贸易流量数据，按照其增长模式、影响因素以及发挥效应机制，分解为集约性贸易边际和扩展性贸易边际，这是前人研究所未涉及的领域，以往的文献多简单地将贸易增长认定为贸易量的增长，将自贸区内的贸易增长笼统地认定为贸易创造效应，忽略了扩展性边际在贸易增长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忽视了快速、显著的双边贸易增长现实背后隐藏的增长机制和增长结构的不合理性。本书通过对中国出口的集约性和扩展性贸易边际的现实剖析，清晰地揭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贸易二元边际的结构不均衡和贡献率差异，得出中国出口至东盟国家贸易增长重集约性边际、轻扩展性边际的结论。透过贸易二元边际结构不合理的现实判断，扩展性贸易边际的产品(行业) 和国别差异性，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从大量的HS细分数据中，借助STATA和ACCESS先进的数据处理软件，创新性地将中国出口至东盟国家的集约性贸易边际和扩展性贸易边际相区分，并用贸易额 ( value)、贸易量(quantity) 和贸易种类 (varieties) 三个指标全面刻画了中国出口的二元边际现状；并且双边贸易的“零点贸易”作出了现实性分析，填补前人研究从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传统角度分析的空白，对中国出口作出了更加贴近现实的描述，重新审视了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背后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并且通过计量实证，验证了对现实的判断。研究分析了二元边际不同的影响因素，实证测算其效力的大小及影响力。

最后，由于失去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判断，以往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用贸易政策模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双边贸易增长的影响。本书通过研究揭示了贸易政策同产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扩展性贸易边际在一体化协定之后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自由贸易区协定体现在贸易成本的下降、关税下降和非关税障碍的减少，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可变贸易成本和不变贸易成本双重影响，拉动贸易增长，作者在二元边际不同影响机制和影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挖掘出更为丰富的政策含义和积极的政策导向。

本书研究过程中的主要难点在于大量贸易数据的处理十分复杂，并且由于国别限制，如文莱的数据就无从获得，使得本书的研究缺失了一部分样本。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不具备，使得原本丰富的双边贸易细分数据，在计量回归检验中再次被合并 (merge)，丧失了一些产品和行业层面上的解释力和说明性，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继续的地方。另外，由于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实行时间较短，而贸易数据的统计又具有滞后性，因此无法从实证角度分析验证此贸易政策变化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力，研究只限于理论预测阶段，这也是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投资协定是否签署，贸易固定成本的削减，包括贸易便利化在内的非关税壁垒的削减等，都会对个体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对外投资并进行当地销售 ( local sale) 的决策产生影响，也会对贸易的二元边际结构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