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体育研究——社会学的思考

女性体育研究的产生从严格的学科背景来看是体育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主题。因此，我们在讨论女性体育/性别与体育这个话题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体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体育、社会学对体育的思考是什么，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更深入地探讨体育与女性/性别这个话题。

一 什么是体育

什么是体育？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体育无处不在。但对于“什么是体育”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下，对它的理解和认识都不一样。

古希腊是西方体育之源。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涉及体育内容的著作很多。公元前10世纪的荷马史诗，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对体育都有诸多论述。概括起来，有关体育的基本术语只有“竞技”（athletics）、“训练”（training）、“体操”（gymnastics）等几个词。这些词汇都与身体的运动有关，但没有明确地出现“体育”一词。体操可能是当时与体育意义非常接近的概念。柏拉图认为体操是“身体训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可以指一切健身运动或健身术，是健身运动的总称。亚里士多德认为体操是教育的一种方式，体操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且有利于健康，从道德和体质对个人的发展是有利的。亚里士多德主张把竞技作为体操的手段，但是他反对专门的竞技训练。可见，当时人们对体操的认识和后来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有同工异曲之处，都包括身、心两个方面。

古希腊对体育的基本认识一直变化不大，古罗马承袭了希腊文明，而欧洲中世纪，由于禁欲主义的控制，人们不能从积极的方面去讨论身体的发育，因此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西方对体育的自觉认知和讨论都不能与古希腊时期的繁荣相提并论。

西方思想界自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始对体育有一定的阐述，它与古希腊时期有关体育活动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更确切地说，这些观点都是围绕着身体—心灵教育这一主线进行的论述。在这个时期，首先，人们开始抛弃精神领导身体的观点，开始意识到灵肉一致，因此体育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其次，“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理念重新得到重视；再次，人们开始注意到身体成长与教育的关系，体育开始把教育学与医学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

1762年，卢梭在法国出版了《爱弥儿》一书。他使用“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一词来描述对爱弥儿进行身体的养护、培养和训练等身体教育过程。洛克也是早期关注体育教育的思想家。洛克认为应该从体育、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培养年轻人。他的关于对体育教育的理论主要出自于《教育漫话》这本书。洛克在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是对于人是幸福的一种简短和充分的描绘”。从这一引语，我们可以看到洛克指的健康是以身体健康为基础的。另外，洛克提出了绅士体育，这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在17世纪的教育要求。绅士体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体育、德育、智育等世俗教育把资产阶级的子女培养成为与世俗规则没有多大区别的新贵族——绅士。他主张把绅士体育的内容作为体育手段，教育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才干、善于处理自己事业的绅士。在体育锻炼和保健卫生方面，他提出了一套符合当时科学水平的主张和建议。他提出的锻炼内容有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游泳、划船、骑马、击剑、舞蹈和旅行，他还基于自己的医学修养提出了一套科学的保健主张，这在禁欲主义仍有强烈影响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托马斯·阿诺德是另一位现代体育教育的启蒙者，他被西方认为是对顾拜旦奥林匹克思想的产生影响最大的人。阿诺德在体育方面的功绩在于通过对学校的改革，把英国传统的竞技游戏引入学校，初步形成学校体育的体系。阿诺德生活的时代是英国的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和身体极度的疲惫和脆弱，绅士教育的理念也岌岌可危。阿诺德想通过身体教育来改善人们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因此他把体育活动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校广泛地推广。本来英国传统的户外运动（游戏和比赛）就在拉格比之类的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最风行的是板球、橄榄球、划船和狩猎。阿诺德充分利用学生自治，使这类运动组织化。1839年10月阿代莱德女王访问拉格比学校。此后其他学校竞相效仿，使有组织的竞技游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对外发展，“阿诺德方式”传到世界各地，对世界竞技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近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到英国旅行时，很赞赏英国学校的竞技游戏，后在法国学校中也推广了这种竞技游戏。这时候的体育开始渐渐脱离个人的身体锻炼，而逐渐步入制度化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也主要是集中在体育对人类身体—精神的功能上。总的来说，17—18世纪，人们主要从教育角度去认识体育，确立了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奠定了体育教学的组织、手段、教材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基础。

19世纪，近代实验科学开始成为探索体育运动内在规律的有力工具。德国人菲特（1763—1836年）于1794—1818年出版的《体育百科全书》，第一卷是体育史，第二卷在解剖学、生理学的基础上对身体运动进行了分类，并用数学、物理学加以解释，这两个方面都是首创的。德国人施雷贝尔1855年出版《室内医疗体操》;1911年法国儒安维尔体育师范学院出版《运动生理学》。法国人布洛卡1861年创造多种人体测量仪器，在此基础上，1871年比利时人格特勒（1796—1874年）发表《人体测量学》。这些著作奠定了体育科学的基础。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体育教育学（physical education）和医学占据了体育研究的主要领域，体育也被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被讨论和研究。20世纪前期，美国学者威廉姆斯的“体育是用大肌肉活动为方式的教育”观点盛行一时。这个观点给人们两个启示：第一，体育是一种教育手段；第二，体育是大肌肉活动或以大肌肉活动为主的身体活动。我们暂且不评判这个论点正确与否，它确实能代表一大批学者对体育的最基本的认识。

20世纪中叶，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体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逐渐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体育的内容、形式及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原来作为学校身体教育的范畴。这也可以从五花八门的体育称谓看出来，有的称为“身体文化”（physical culture），有的称为“身体娱乐”（physical recreation），有的叫“身体锻炼”（physical/fitness exercises），有的叫“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更加通行的是sport，它逐渐代替physical education，成为国际体育通行的术语。Sport这个词最早起源于法语的desport，意思就是休闲。而在英语中最早关于sport的定义是一种娱乐，是为了转移或减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所进行的身体活动，因此还包括赌博、狩猎、游戏等需要以身体为媒介所进行的活动。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体育（sport）的概念已经超越了身体的教育，而是作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而存在。

而在现代的语境中，有关体育的术语逐渐在厘清。Sport主要指的是具有一定制度性（有规则）的体育运动；physical exercises或fitness exercises主要是指的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身体锻炼；leisure主要指休闲活动；physical education特指体育教育；games一般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赛。但是混用的情况也不少，sport可以说从广义上包含了这以上几种形式。随着现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在西方学术界，学者普遍认为“体育（sport）是一种制度化的、竞争性的、以一定身体运动技能为基础的，以个人享受或得到一定回报为动机的活动”。这个定义主要是从身体和心理的层次对体育进行理解。这些分类定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在反映了人们对体育认识的变迁过程：从自然的身体运动到制度化的社会活动。

从早期人们对体育的关注来看，无论是从生理、心理还是从道德方面，学者们大多把体育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人的身体活动上。体育科学的形成也体现在以近代医学和教育发展为基础的解剖学、生理学方面。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陆续有学者把观察体育的视角从身体转移到了社会。人们不断地追问：体育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体育和它存在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外在、内在关系？人和人又是怎样在体育的方式下产生关系并推动社会的发展的？体育带给人们什么？人们又是怎样改变体育的？总之，人们不仅想了解围绕体育所发生的社会现象，而且更加想探究在这些现象下更深层次的意义。社会学视野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体育提供了新的途径。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早在1767年就提出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会有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他观察到体育是一种集体仪式，它对社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弗格森第一次把体育的概念从身体、心理、教育层面延展到了社会层面。他看到了体育的社会意义。约翰·洛伊（John Loy）1979年在《体育的本质：对定义的尝试》（“The Nature of Sport: A Definitional Effort”）一文中从各个层面对体育进行了定义：第一，体育是一种实际的游戏以及特殊的事件；第二，他进一步解释，体育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游戏；第三，体育是一种社会制度；第四，体育是一种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同时，洛伊采用了斯梅尔瑟（Smelser）的观点，认为体育是一个抽象的整体（abstract entities），它把不同模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到特定的价值观、知识、习俗、认识以及社会情境中，并制度化为某一项体育运动。根据洛伊的定义，体育既是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即体育秩序是由一定社会团体组织、规定和支持的人类活动；又是一种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即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背景。虽然体育参与会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情形，但洛伊认为这些社会情形大多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社会系统是指一组特定的人以及这些人之间的通过互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来看待有助于分析为什么人类会进行体育活动，参与的程度怎么样以及他们的体育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两个概念以外，还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体育就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是人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life style）。就像其他文化实践现象一样，体育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文明创造。既然体育是一种文化实践，这就意味着它会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换句话说，体育是历史和社会建构，而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活动和事实。因此，也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准确而不变的关于体育的定义。我们只能把体育放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来了解体育现象。但无论体育的内涵、外延如何变化，社会学对体育的基本定义都反映了传统社会学整体观的认识论。

二 体育社会学的诞生与发展

19世纪末，随着社会学的建立，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开始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讨论。比如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斯宾塞（H. Spencer）探讨过体育的教育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讨论过宗教信仰对体育参与影响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 Durkheim）在宗教仪式与体育之间进行了类比；德国的埃利亚斯（R. Elias）则从体育的变迁来看西方文明的进程；齐美尔（G. Simmel）曾以体育竞赛来揭示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并把它视为冲突中的一个因素；马克思则认为体育包含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些理论家对体育的思考逐渐引起了其他学者对体育研究的关注。1898年，美国学者杰布林（C. Zueblin）等人曾分别写了《芝加哥市立运动场》和《小型运动场的运动》等论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899年凡勃伦（T. Veblen）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通过研究制度的起源，观察上层阶层的有闲特权与消费特征，探讨了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奥妙关系。1910年，德国学者斯坦尼泽（Steinitzer）发表了《体育运动与文化》的社会评论。1914年，美国学者盖琳（J. Gillin）完成了《娱乐社会学》，深入讨论了体育运动的问题。

虽然这些关于体育具有社会学思维的描述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体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形成，但此时体育并没有成为社会学者们研究的核心内容，它往往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例证，是社会学家们观察社会的一个工具，因此早期的体育社会学更确切地说应称为“社会学中的体育”（sport in sociology）而不是“体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sport）。1921年，德国学者海因兹·里瑟（H. Risse）的专著《体育社会学》的问世，标志着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这部著作第一次把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活动方式，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30年代，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由于娱乐业的兴起，以美国为代表的体育社会学加深了对休闲、消遣和娱乐的研究，同时一部分教育学学者转向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例如，1937年美国教育学家劳埃德（F. LIoyd）写了《身体教育社会学》，阐述了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此时，体育社会学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才开始渐渐地兴盛起来。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各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战争、社会冲突、种族矛盾、妇女运动等吸引了大量学者的思考，他们希望通过重建社会秩序来稳定社会。此时，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社会功能以及在体育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体育社会学的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学科建立阶段。在1945年至1963年的近20年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苏联及东欧国家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体育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宗教等的关系，并开始探讨体育社会学的概念、性质、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同时出现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领军者，如埃利亚斯（N. Elias）、当宁（E. Dunning）、卢森（G. Lüschen）、凯尼恩（G. Kenyon）、罗伊（J. Loy）、麦克伯森（B. McPerson）、舍谢弗（H. Shafer）、斯通（Stone）等。二是学科发展阶段。1964年6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成立，并成为国际体育运动理事会（ICSPE）的分会，之后又加入了国际社会学学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发展阶段。1993年学会名称改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ISSA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体育社会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每年举行学术讨论会，举办讲座，开展国际合作的科学研究活动，并创办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社会与休闲》（Leisure and Sport）、《体育社会学杂志》（SSJ）等专业期刊相继出现。除此之外，体育社会学论著先后出版并进入大学课程。这些出版物和专业著作的出现扩大了体育社会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也为在大学开设体育社会学课程创造了条件。

体育社会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确立了自身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形成了一套体系。然而对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

（1）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把体育运动作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研究。

（2）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中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体育运动中的权力运作、体育参与的社会限制因素，以及体育中的不同角色和不同权利与义务。

（3）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人类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当代主流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也应当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研究领域。

以上的观点不管是从哪种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现象，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体育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形态等）出发，都可以反映出两个层次的研究范畴：一是研究体育中的社会要素和社会问题（文化、制度、秩序、冲突、权力等）；二是从体育现象来研究广泛的社会要素和社会问题。

社会学家们还强调体育社会学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们认为，体育社会学家们不应该事先预设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身体活动的好还是坏。体育社会学既不注重对人们的意见和行动施加影响，也不寻求对体育目标的支持；体育社会学者既不是体育运动福音的传播者，也不是体育运动福音的布道者，体育社会学的功能不是形成关于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态度，而是对体育中的社会问题、社会行动的记述、说明和解释。当然，强调体育社会学是一门不追求价值的社会科学，并不意味着体育社会学主张体育也不追求价值，体育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目标。

体育社会学从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崛起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不仅表现在它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视域、研究方法，也表现在它的研究主题不断地拓展、丰富、更新。而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体育社会学本身也遇到了困难。首先是其对母学科社会学的依赖。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体育社会学都沿用了社会学的一套体系，这样造成了“体育”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研究，而缺失了体育运动学本身的特质与属性。其次，体育社会学长期被传统的“科学”概念所绑架，这样的研究潮流使“人”的主体性以及“人文精神”被淡化。而女性与体育，或者是体育中的性别问题一直都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之所以被关注，除了由于女性、性别问题所反映出的体育权力与其之间关系的一些本质特点以外，就是女性体育研究所突出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对于传统体育社会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