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巨大改变。女性的生活方式、性别角色、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女性对自我的认知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恐怕是在百年前，为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的先锋们所追求而又无法触及的。在很多领域，女性都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女性主义思潮更是一波又一波地席卷了世界，从实践、理论、意识形态上冲击着原有的性别秩序。女性参与体育的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她们不仅站上了国际舞台，用身体表达着女性的力量、速度、智慧与理性，在日常生活里，她们也获得了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与机会。女性体育的勃兴，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女性在体育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体育参与的道路平坦、一片光明。难以撼动的男性霸权和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体育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问题。

女性在体育领域所获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促发了学者们对女性体育（之后逐渐发展为体育性别学）的研究。女性体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一方面它是妇女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它也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欧美，女性体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并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系统性、代表性的著作，如1987年曼干（Mangan）和帕克（Park）编写的《从“公平的性别”到女性主义：工业与后工业时代的体育与女性的社会化》（From“Fair Sex”to Feminism: Sport and Women's Socialisatio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1994年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编写的《运动的女性：女性体育历史和社会学中的批判议题》（Sporting Females: Crit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Women's Sports）;1994年比瑞尔（Birrell）的《女性、体育与文化》（Women, Sport and Culture）;1994年柯斯达（Costa）和顾瑟丽（Guthrie）编写的《妇女与体育：跨学科的视角》（Women and Sport: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1996年安·赫（Ann Hall）出版的《女性主义与运动的身体：理论与实践》（Feminism and Sporting Bodies: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等等。这些著作为以后女性体育研究以及体育性别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到了21世纪，女性主义体育研究在西方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尽管传统意义的研究主题对于女性主义学者来说仍有较大的影响，但探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如何“揭示父权制的体育秩序”“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结构性的束缚”“争取体育领域中性别平等”这些具体的主题和目标，其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建构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认识、指导和发展女性体育研究，促进女性在体育领域中地位的提升。学理性建设与问题研究相得益彰。

女性体育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其自省首先来自对自身理论的追求。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对女性体育研究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则是女性体育研究最直接的理论向导。从早期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到对体育父权制度（文化）的提出，再到对身体实践（具身性，embodiment）的探讨都是随着女性主义理论思潮的变迁和走向进行调整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体育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体育女性主义理论、激进派体育女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体育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批判体育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体育女性主义等重大的理论派系。理论的重心从对女性地位、权益、角色、身份等的论述逐渐转移到对性别结构、性别文化的批判与重构。这些重大理论既是国际女性体育研究的成果，也为女性体育研究朝着学科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女性体育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是要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制定公正、合理的女性体育发展策略提供思路。女性如何平等参与体育运动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里面不仅包括了女性平等地参与竞技体育比赛这个老话题，还包括了对休闲体育活动、体育健身活动、体育教育领域、体育组织的管理、职业体育、商业化体育机构、体育传媒文化机构中平等的参与权。要实现平等，首先必须要找出制约女性在体育各个领域参与的主要问题（因素），其次才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这是女性体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女性如何通过体育运动的参与来提升自我、发展自我、解放自我是另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如果体育文化是以父权制为核心的话，那么女性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不自觉地陷入了父权的压制，比如运动中的性骚扰问题、女性运动员退役后的就业问题、同性恋恐惧症问题（对女性运动员的歧视）、体育运动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等，如何打破这种体育文化的男权主导，从女性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发展多元的体育运动形式，使体育运动更好、更有效，真正地成为提升女性健康、幸福感、自我意识、社会认同等的途径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女性主义一向不是只停留在理论和文字层面，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行动力，这也是21世纪体育女性主义者研究的一个方向，即把理论与妇女解放运动相关联。在“知行合一”潮流的推动下，国际领域的女性体育组织、女性体育研究学会等组织应运而生，在女性体育研究、女性体育参与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国际妇女体育协会（WSI）于1994年成立，其宗旨是服务于妇女体育的推广与普及，为个体及群体的体育参与提供必要的知识保证与技术支持。该组织积极寻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以促进妇女体育的发展，为妇女体育的研究、发展战略的分享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近年来，WSI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开展的项目涵盖妇女竞技体育、大众体育的方方面面。关注人群除高水平运动员外还包括普通妇女儿童、残疾人妇女儿童、有色人种妇女儿童等。参与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较为落后的非洲国家。WSI的学术研究侧重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揭示国际妇女体育的现状与问题，这些研究既有对妇女体育认识与开展的整体性、概念性研究，也有对妇女体育开展中具体问题的实践性研究，同时也有针对某一问题的各国间的合作、比较研究。可以说WSI的成立，在女性体育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等方面，对世界妇女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国际妇女与体育工作组”（IWG）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女性体育组织，1994年，它在英国布莱顿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妇女体育大会”，有来自82个国家的280名代表参加。之后，每隔四年都会举办一次世界性的妇女大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世界妇女体育大会不仅为世界各国交流其女性体育发展经验提供了平台，同时对于女性体育的推广、性别知识的普及以及学术合作与理论探索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在我国，女子体育受到的关注并不少，这得益于中国女性运动员在国际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她们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然而，女性体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还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迅速传播，以及我国体育界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频繁的背景下，我国妇女体育研究开始兴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包括凡红教授的专著《缠足、女性主义与自由：中国现代妇女身体的解放》（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董进霞教授的专著《女性、体育与中国现代社会：妇女撑起大半边天》（Women, Sport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the Sky），包苏珊教授（Susan Brownell）的《为中国而练》（Training the bodies for China）一书中也有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中国女性运动员的讨论。但是，这些比较系统的研究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且专著都为英文版本。国内本土的、专著性的、影响力较大的女性研究并不多见。

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体育研究在中国出现了星火燎原之势，在知网上以“女性体育”为主题进行论文检索，从2000年至今大概能查到900多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女性大众体育的参与调查”“女性体育与健康研究”“女性体育经济消费调查研究”“女性竞技体育”“女性体育教学”以及“女性与体育文化（奥林匹克）研究”等，这说明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度在不断地提升，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成果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体育研究成果与重大国际赛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2008北京奥运会的前3年，女性体育研究成果直线上升，2009年达到了历史新高。随着奥运热的退却，北京奥运后两年的研究成果稍有下降，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再一次带来了女性体育研究的高涨。这些现象表明，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是推动女性体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妇女体育研究，其关注度虽有所增长，但与同期国际女性体育研究相比较，还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1）近年来，国内刊物关于女性体育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虽不少，但多是一些描述性或简单数据展示的文章，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特别缺乏有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扎实的专著。（2）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比较单一，或是用问卷调查现状，或是综述性的文献梳理；研究视角多立足于传统的历史社会学整体观与系统论，社会性别视角在研究中体现不足。（3）缺乏一个较有影响力的、较独立的学术研究组织，以及一支专门从事女性体育研究的学术队伍。这些“不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忽视：一个忽视来自于女性主义研究和性别社会学研究领域。虽然女性主义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学科领域，比如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性学、教育学等，并在各个学科中得到深化，但是体育研究仍处于女性/性别研究的边缘；主流女性/性别学还是围绕着女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而展开，对女性体育的社会、文化、政治功能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主义研究者和社会学家对女性体育研究的忽视。另一个忽视来自体育研究领域。虽然在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女性作为体育群体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一项对1997—2006年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与方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的调查，在群体研究中（占总研究量的31.9%），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占11.3%，但这些研究大多仍停留在把女性作为一个体育群体来进行社会学分析，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视角研究女性体育的论文并不多见。男性主义思维定式与话语权仍然操控着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体育的研究。

我国是妇女体育大国，拥有着众多的女性人口，解决广大妇女的体育参与问题是我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我国拥有众多优秀的女性运动员，中国女运动员撑起了我国奥运夺金任务的大半边天，对我国竞技体育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大众体育的角度来看，解决广大妇女的体育参与问题，有利于增加我国的体育人口，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升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而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女性体育研究不仅能丰富体育学研究，还可以从一个具体、深入的视角反映整个社会中的性别现象，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也将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显然，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与我国体育实践的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新时期的体育发展战略目标，有必要加强有关女性体育的研究工作。

值得欣喜的是，2013年11月在“第四届北京大学人文体育高层论坛——体育·女性·中国梦”上，“中国社会性别与体育专业委员会”（CGSS）成立，它是隶属于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下的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它的成立，将为女性体育、性别与体育研究以及学科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工作，为女性体育研究的国内国际交流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在CGSS成立大会上，与会学者形成了一个共识：虽然女性/性别体育研究范畴在扩大，研究内容在丰富，研究数量在上升，但是在中国学界，女性/性别体育研究还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概论性的、学科性的梳理。由于没有一个理论和方向性的指导，所以导致了研究者视野的局限，很多研究无法更加深入地去分析与揭示关于体育、身体、性别的本质问题，重复性的研究较多，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很少。缺少系统、全面女性/性别体育研究学理性的指导，是目前我国女性/性别与体育研究质量提升与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

结合近十年在国外对女性/性别学的学习与女性体育的研究，笔者拟就女性主义以及性别学视角下的体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为我国女性/性别体育研究的学科建设，做些有益的探索。本书的写作宗旨是：以女性主义性别视角、范畴、方法来审视体育领域中已有的知识建构；通过系统的女性主义性别知识梳理，来揭示女性主义对体育领域中性别、身体与社会权力关系的认知；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批判与反思中重建与传播体育中性别平等的主张；以开放性的国际视野，整理当前国际女性/性别体育研究的主要议题，推介女性/性别体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围绕着这一宗旨，本书的具体目标包括：

（1）从跨学科的视野来说明女性体育以及体育中性别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特别是它们对于社会性别研究、体育研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贡献。

（2）系统地介绍和梳理女性体育发展历程，以及女性体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纵向上把握女性体育（研究）在中、西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的角色与地位。

（3）以女性主义的视角、立场为基础，结合相关学科、研究视域、理论流派和方法论，对女性/性别体育研究的核心概念、学科基础、理论流变以及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同时探索一种真正符合女性特点的女性/性别体育研究范式与路径。

（4）通过一系列较有代表性的、具体的议题与实证研究，来确定性别建构与体育制度、性别制度以及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为体育中性别的不平等与性别等级制度寻求解释。

（5）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女性体育的特征、意义与发展趋势；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体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在理论、方法和方向上给后来的学者以启发。

在目标的指导下，本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由于目前还没有关于女性体育研究系统性、学理性的文献，因此本书首先花了一定笔墨在学科、历史、理论背景上总结、归纳了女性体育研究通识性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女性体育研究视域、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建构；其次是以前面的知识为基础和指导，针对具体的问题和议题，进行了实证或理论性的探索和反思。

本书共十三章：第一章分别对女性/性别研究和体育社会学这两大学科的基本脉络进行了梳理，厘清一些关键的概念，阐明了女性体育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主题。第二章围绕着“女性体育的历史演进”，通过对女性体育运动在中、西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梳理，揭示了性别、阶级和社会结构对于女性体育运动发展历程的影响。同时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展示女性的运动经历，重新还原女性在体育运动历史中的“身影”。第三章、第四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从女性体育研究的两大基石——理论以及方法论展开。第三章以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身体理论探讨了社会理论对女性体育的诠释，第四章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为起点讨论了女性体育研究的建构与路径。第五章到第十三章则是以具体的女性体育研究实践为基础，通过九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研究议题分享了一些研究经验，探讨了如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多元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的方法去揭示我们周边的女性/性别与体育的社会现象，为“性别、身体与社会”研究的建构提供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女性主义的奥林匹克运动”（第五章）从历史、宏观的层面反映了女性主义运动在体育领域的抗争和成就，为我们描绘出国际女性体育发展的概貌。“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大众体育的崛起”（第六章）则是基于本土化的视角，从社会系统论出发探究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对于草根女性体育参与的影响与动力机制，从而揭示了女性、体育和社会变迁三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联。“体育对女性社会空间的建构及其困境”（第七章）从性别化的空间权力理论出发分析了体育运动如何打破原有的二元性别空间秩序，为女性群体建构起一种新型的社会空间。“体育传媒中的性别与性别气质”（第八章）以体育传媒为切入口，揭示了体育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建构、维持了传统性别气质，同时也批判了体育传媒对性别气质的塑造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性别关系以及体育性别文化的控制。“女性休闲生活中的体育经验”（第九章）和“女性身体运动体验的文化差异”（第十章）则相对微观，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角度，通过女性个体在体育运动中的身体经验来阐释体育运动对于传统女性休闲活动困境的消解，以及对女性身心自由、赋权与解放的意义。“退役女性运动员再就业问题研究”（第十一章）从性别制度与性别角色讨论了当今中国退役女运动员的再就业困惑，以及她们在完成体育运动职业后性别身份的转变。正如社会学家们所说体育既是“好孩子”也是“坏孩子”，体育运动对女性来说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体育运动中的性骚扰”（第十二章）则是体育运动中失范、暴力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完整展现。性骚扰不仅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且使她们在体育场域内、在特殊的性别权力关系的压迫下成为“沉默的羔羊”，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性骚扰的实质就是一种“身体政治”，是一种强势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剥削与压制。“酷儿理论与体育中的同性恋亚文化”（第十三章）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打破这种性别“桎梏”的新思路。虽然同性恋文化仍然属于一种体育亚文化，然而它以开放的性学视角、解构的思维、独立的批判精神引起了我们对体育运动文化制度的进一步反思，同时成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挑战主流体育性别制度、性别权力的有力“武器”。

总体而言，本书希望从学科建设、理论、方法与实践四个方面为从事女性体育/性别与体育研究的同人们提供一些启发性的思路，同时也期待通过本书，会有更多的学者以人文关怀为己任、以既尊重多元而又关注弱势为原则，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关注女性体育以及体育中的性别问题，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熊欢

2015年11月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