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体育中的女性与发展——女性主义心理学视角

在上一节我们广泛地了解了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及其对体育理论的建构。如果说女性主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女性与体育关系的宏观理论框架和指导，那么女性主义心理学的视角则从微观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女性个体在体育领域内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研究框架。

一 女性主义对体育心理学的重构

自从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就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和独立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方法对心理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但是主流心理学派都忽视了性别这个变量。机能主义心理学家则强调意识的机能活动行为不是意识的内容，他们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被试者不再局限于成年男性，也包括成年女性、儿童，性别差异也被考虑到研究之中，但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对性别差异的看法仅仅停留在生理层面。除了从生理上寻找性别差异以外，研究者们开始考虑两性在心理上的差异，主要是性别角色上的差异，从而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概念——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并且把这两种性别气质看成是个体内在的、固定且稳固并对立的特质。这种观点延续了早期心理学家们对性别的看法，即基于生理差别的角度来考察两性差异。同时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普遍的假设：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的匹配对于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以上传统的心理学对性别的分析是基于性别主义（sexism），即男性与女性有着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所以女性“注定”在知觉、智力、运动方面比男性差，这也为男性的支配地位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20世纪60年代末的女性运动使女性与性别这一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心理学领域也开始自省在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中是否存在固守的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他们开始意识到女性确实被许多研究忽略了，而与女性相关的理论都是以男性为标准建立的，女性行为被解释为男性标准的一种偏离。当女性表现得与男性不同的时候，这种不同往往被归因于生物性差异，而不是社会差异。心理学家们认识到，大部分关于女性和性别的心理学知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于是他们开始反思心理学的概念与方法，着手开创一种新的以女性为学科对象的研究。此外，他们还开始研究一些与女性有关的重要课题，探索解析两性社会关系的方法。心理学也因之开辟了研究女性问题的新思路，拓展了研究方法，开创了治疗与咨询的新途径。其中女性主义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女性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对传统的心理学进行了修正。她们认为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应该把人类行为发生的物质场景考虑进去，同时要注意主观经验，意识到研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比如在分析教练与运动员之间互动关系的心理学研究时，应该把权力、权威、时间、金钱等社会资源的分配这些外部因素也考虑进去。除此之外，在研究女性运动员与男性教练之间关系时，除了体育这个背景之外，也应该把性别关系放进去，只有在这种双重背景下才能更加真实地了解女性运动员与男性教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对教练员—运动员之间主观经验的记录也很重要，这为洞察教练、运动员甚至包括研究者自身之间关系的意义提供了更好的途径。而相关人员，如助理教练、运动队的管理员、队医等的主观经验也可以为了解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提供不同的视角。让女性运动员的主观经验得以“发声”，有利于重新建构现存运动队研究中所体现的各种关系。体育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小的缩影，因此体育研究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在体育中的女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其揭示的并不仅仅是在体育这个场景中发生的现象，它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冲击力，是一种挑战和改变压迫的强有力的方式。正如法恩（Fine）和乔顿（Gordon）所指出的，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研究女性，则只能维持现有的关系和那些隐藏的秘密；只有颠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才能产生改变的可能性。

在女性心理学领域，一般对女性与朋友、爱人、亲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在体育领域，常常关心的问题是体育运动或比赛是如何建立、强化或威胁女性朋友间以及女性与其他成员（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间的关系。比如，一些人注意到，在一个女子运动队里面，队员之间的关系比比赛的规定更具优先权。有研究表明在一场比赛或游戏中，如果队员间的争吵会影响队员之间的团结，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停止比赛，而进行另一种游戏。男女之间这种行为的差异常常被用来负面地印证女性总是情感超过理智，这是造成她们比男性更难达成目标，获得成功的原因。另一种解释认为“目标”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就是遵照规定而获取胜利；而从女性的视角来看，人情世故比遵循比赛规则和赢得比赛更加重要。女性间的友情与团结，以及体育运动如何影响（增强或破坏）这些友情成为体育心理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女性主义在体育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研究任务就是揭示女性秘密，使那些沉默女性能够发出她们的心声，并公开那些被隐藏的女性经验，即“去沉默化”（desilencing）。比如在竞技体育中，女性运动员的性别认同问题、性倾向问题、性骚扰问题等，这些都是传统体育心理学研究的“禁地”，很多研究都不会涉及或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又被掩盖的问题；除此之外，体育中女性的攻击性、药物使用、性别的身体与心理形象等都是禁忌。所谓“去沉默化”，就是要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去记录女性体育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从广度上讲，研究对象除了主流女性的体育运动以外，还应该包括在监狱中女犯人的体育活动、精神病院的女性体育活动、老年中心的女性体育活动、学前教育的女孩体育活动、女同性恋组织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社区的女性体育等，只有把边缘群体归纳到研究范围内，才能真正做到“去沉默化”。从深度上讲，体育女性心理学研究不仅要从个体的经验、行为、心理进行分析，而且还需要考察其发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去沉默化”必须还原女性在体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女性体育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则更能反映不同文化、国家和民族的女性的体育生活和经历，而这也是女性心理学研究所需要的。

女性主义体育心理学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对“自我折射”的批判。所谓“自我折射”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时常常会受到自我主观经验的影响。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是以西方白种人中产阶层的女性为主，因此她们所关注和反映的问题，也仅仅限于这个群体内的经验。这个群体对于女性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可能会使她们与其他那些并不认同她们理论观点的女性群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以白人、中产阶层、异性恋的女性运动员的心理学研究只能反映一个很小团体的情况，因此她们倡导在做女性体育心理学研究时应该把眼光和视角放得更宽，更重要的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听见的女性体育参与者说出她们的故事。这需要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一个交流畅通的渠道，减少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对研究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理论框架的长处和弱点，这样才能更恰当地应用。

最后，女性主义体育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变化。心理学家应该揭示女性压抑其愤怒、反抗的社会条件，探索抵抗女性被压迫地位的途径。因此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变革性、创新性。女性体育心理学的研究需要记录下如果不改变体育结构和性别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应该记录下女性由于害怕或害羞而拒绝在晚饭后去其社区进行锻炼的心理成本；还应该了解体育、战争与暴力间的心理关系对女性造成的影响；需要记录下那些年轻的女运动员在竞争和追求胜利时所产生的生理以及心理的伤害；也需要探讨女性把何种体育情形看成是压迫性的、剥削性的、种族主义的、性别主义的，她们又是如何在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对这些体育情形进行抵抗的；还应该记录下女性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愿望与体育给女性带来的集体荣誉感和团结感；最后还应该研究如何使体育活动提升女性身心健康、提升女性的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自我发展开辟一条畅通的大道。

二 体育中的主体经验研究——女性的声音

女性主义心理学非常强调主体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主体经验让我们思考“谁有权来谈论某件事情应该如何，其真实性又是如何，它又可以如何改变”等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知识“做主”的时代，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社会权力就是通过对科学知识合法性的授权而得以产生的。而那些拥有对科学知识解释权威的人往往是一小部分代表男性立场的所谓“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主体经验是被忽视的，即使有一些女性试图说出她们的经验，这种经验也常常得不到有关“权威”的充分肯定。与之相反，很多理论家倡导首先要从认识论上站在受压迫群体（女性）的立场。女性主义理论学家贾格（Jagger）曾表示女性的视角更能直观地反映出事物的真实性，因此女性的主体经验应该被给予合法地位。比如女秘书就有关于办公室如何运作的发言权；女性运动员则通过身体经验对如何建构体育有特殊的认知。然而现有的关于体育经验的研究模式大多依赖专家们对“身体的科学管理”的制订，比如健身运动常常要遵循健康专家们的建议；竞技体育更是依赖教练、裁判的技术经验以及体育科学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等的科学研究结果，而忽视了参与者本身的主体经验对体育建构可能带来的贡献。在这种模式下，作为体育参与主体的女性的声音当然是听不到的，她们只能作为客体被描述、被研究、被科学化、被表达。就像一位前美国女子体操队员凯瑟（Kathy Rigby）所述：“我不可能成长，因为我的教练为我做了一切，他替我思考，替我发言。”而凯瑟长时间以来所遭受的厌食症和饮食紊乱等心理疾病却一直都无人知晓。

女性在叙述其主体经验时不仅仅能说出她们对体育的情感和认知，更能传达她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安世尔（Anshel）在1990年所采访的几段关于女性运动员对自我经验的叙述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女性非常敏感，总是对教练一些小的批评耿耿于怀。其实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对待这些评价和批评。”

“其实女性和男性运动员都一样比较感性，只不过男性表达得比较含蓄，而我们的情感表达比较放得开。”

“女教练好像比男教练更加懂运动员的心理。我想因为女性更具同情心。”

“开玩笑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训练和比赛的压力很大，因此需要玩笑话来调剂。教练应该有一些幽默感，这样才能让运动员表现得更出色。”

“月经常常改变我的态度。月经期间，我总是感到沮丧，这使我不能专心地投入比赛。还有我的体重也会增加，这让我的教练很头痛。我认为他应该要懂一些女性的生理、心理知识。”

“教练激励我最坏的方式就是大声骂我，对我喊叫。他真是讨厌极了。我也需要尊重。直接、坦白的交谈才是我想要的方式。”

“我的教练在离开我们队之前，和几个他喜欢的女队员打情骂俏。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这些内容看起来很零碎，但是反映了女性运动员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及她们的想法。而这些珍贵的内容常常被以男性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忽视和掩盖。女性主义心理学者认为第一人称的叙述（first-person narratives）是一个能更好地反映活生生的体育经验的途径。女性体育参与者的主体经验应该受到一定的重视，不仅如此，还应该建立以主体经验为核心的新的研究方法——把个人故事以及对个人故事的诠释纳入心理学的研究框架。建立在主体经验上的交流已经成为女性心理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无论是诉说还是聆听主体经验，都会帮助人们重新理解她们自己、她们的社会环境以及她们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同时，相似的主体经验可以创造一种力量，把女性团结起来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然而，有女性主义者也注意到心理学在解释女性主体经验时容易走入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误区。本质主义常常把女性的主体经验看作女性生物性或女性本质的反映。因而，当女性陈述她们在体育背景下对竞争、对抗、伤痛、压力等的消极情绪时，心理学的解释常常把其简单地归因于女性天生胆小、无竞争性、被动、娇弱等性别特征。简化主义则把女性主体经验归结为是心理身份认同或性格因素的简单反射。简化主义常常把女性消极的经验看作其个体的问题，比如，当女性运动员无法处理体育训练或比赛所带来的压力时，心理学家们提倡采取针对个人的解决方案。他们把个体释放压力的能力看成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而不是去寻找是什么样的体育环境造成了对运动员来说无法承受的压力。换句话说，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如何适应体育环境，而不是相反。除此之外，心理学在强调女性主体经验时也有可能会陷入制造或强化女性刻板印象的陷阱。同时，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常常忽视客观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体育制度等，这样会造成分析的偏颇，不能全面地解释女性在体育中所面临的问题。

女性在体育中的主体经验其实也是其所接受的文化信仰的一种折射，但是要承认的是女性不同的主体经验确实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她们在体育实践中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帮助。不仅如此，从女性的角度来记录体育能够增加我们对体育更多、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会开创另一种（有别于男性为主导的）审视体育运动的新视域。体育心理学强调改变运动员（体育参与者）个人的态度、技术和想法来增强他们在体育中的表现，以服从已经存在的体育结构和体育价值观，很多运动员已经将这种心理学战略内化为自我改变和发展的准则。女性主义者则提倡一种新的体育心理学研究途径——除了记录女性的主体经验，她们还要求考察体育结构的物质现实以及体育中的社会关系对女性主体经验的影响。就像舒特（Shotter）和罗干（Logan）所总结的：“女性主义实践可以提供一种对话，使语言的力量可以被用来重新构建、分配、发展人们对他们自我、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与其他事物实践—历史关系的认知。”这是女性主义体育心理学的希望和目标。

三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法——体育中的另一种声音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是女性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试图从孩童时期在道德范畴内性别的形成过程来说明男女的性别差异。根据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男性性别身份的确立是在逐渐和母亲产生对立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体育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塑造男子气概、获得男性身份认同的一个特殊领域。为了保证其男子气概，男孩们需要走出家门和其他男孩一起参加积极而又多样的体育运动，这样他们才能逐渐摆脱对母亲的依赖。体育运动很早就被认为是男性心理发展的需求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利于男性对抗、竞争、独立、理性等心理特征的形成。女性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体育结构与体育规范常常是与女性化价值观相对立的，男性对体育运动的热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内心对女性化的恐惧与反抗。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男性们聚合在一起，通过各种激烈的身体活动，树立了与女性（化）、女性价值观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同时完成了其性别身份的认同。

虽然有一些心理学研究探讨了体育运动对男性气质形成的心理机制，但是很少有研究来探讨男性在体育运动中的男性气质聚合力对男女关系的影响。卡瑞（Curry）在1991年的一项研究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调查了男生在比赛前后，在换衣间里谈论的关于女性的笑话，这些笑话处处充满对女性的诋毁，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卡瑞认为这种男生间的笑话促成了强奸的发生。卢锐（Lurie）通过对体育与家庭暴力的关系研究表明有暴力性体育比赛的那天，妻子的情绪也会表现得不安。男性在体育中的社会化以及体育环境对暴力、厌女态度和行为的催化是心理学系统研究的第一步。随着体育心理学研究揭示的男性体育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心理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女性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应该重新把女性因素放入体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巴布（Balbus）就针对男孩子的性别社会化指出：“如果男孩子为了成长为男人，被迫压抑他们对母亲和女性的情感，就等于是压迫他们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父母共同的养育下，通过内化父亲的性别角色，才能改变与自身身体对抗所产生的男性气质。”心理学家认为，只有通过父母在孩子年幼时期共同喂养，才能使男孩子在早期学习到与其相同性别的父亲的角色和身份认同，而不是只能通过站在母亲的对立面来形成自我身份。在这种环境下，个人体育运动经验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心理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也会造成体育文化和价值观的逐渐变化。这种思路为体育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新领域。

比如格里甘（Gilligan）的研究就从精神分析法入手讨论了男、女在同情心和道德方面所产生的心理差异。她认为女性与男性有着不同的道德视角，这导致了他们在作一些道德决定过程中的态度不同。女性在作道德决定时，比男性更加强调维持与其他人的关系、道德产生的环境因素，以及同情心等；而男性则更加倾向强调抽象的、普遍性的原则，对规则的服从，以及权利的合法性。女性主义对道德行为产生的心理研究触动了男性为中心的理论核心，把道德话语从一种死气沉沉的理性规范变成一种以关系为中心的道德情形，使抽象变得具体，使孤立变得有关联，把对原则的无条件地服从变成更人性化的选择。女性主义理解道德行为心理的方式结合了人的需求、情感、社会关系、责任，以及对特定环境的触觉。她们之所以能对以传统的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研究方法进行挑战是和女性作为母亲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母亲的美德包括了照顾、哺育、为他人着想、重情义、考虑周全以及无私的爱。这是在幼儿时期女性所形成的性格特征，而男孩子却需要建立与这些特征相对立的性格，才能顺利完成其性别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

同样在体育范畴内，研究者们发现面对体育中所产生的道德事件，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贝德梅尔（Bredemeier）做了一项关于体育与运动员道德发展的研究，她发现一般女性和女性运动员比男性运动员在面对某些涉及道德问题的体育事件时更讲理。她同时发现运动员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比面对体育事件中的道德问题显得更理智，更讲道理。因此她推论体育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或鼓励这种强势、不讲理的情况出现的，体育运动潜在地会减少人们的道德感。杜坤（Duquin）的研究也发现当体育中发生不公正事件时，女性（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一般体育爱好者）比男性更倾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作道德批判，她们更容易发现体育中的不公正事件，并认为不公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男性则更倾向从自我（自我利益）的角度对某些体育事件作道德评判，比如，当运动员由于对方犯规而受伤时，男性往往认为是运动员自己没有做好防范措施。同时男性比女性更易于接受那些“可见的不公平”，把争取自我利益看成是合理、正常的行为。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把体育的建构和执行看作对女性化心理特征的消除，那么体育“关怀他人”伦理标准将不复存在。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也注意到那些建立在男性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体育实践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自我身体的侵害和违背。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是一个客体和对象，是被怀疑、改变、束缚的。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需要压抑、控制他们的肉体。自我否定和自我克制是运动员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准，也是体育的价值核心，他们必须把这种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枯燥的训练、严格的饮食控制、为了取得好成绩而牺牲自我的健康和幸福都是运动员内化这种道德标准的最好例证。这些问题成为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们分析研究并进行批判的起点。她们认为体育的价值核心应该是对生命的保护和维持，促进成长、增进健康、提高幸福感，而这些伦理价值观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在“母性实践”中产生的。母亲或女性的养育经验培养了她们对生命、成长的重视，对他人的关怀，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他人等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而男性却恰恰相反。女性主义还认为应该重新认识“情感”在道德话语与行为中的重要性，这恰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理性主义道德理论所忽视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的感情、同情、热情在提升道德行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虽然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但情感同时也受到了体育结构和系统性的束缚。很多人认为情感会消极地影响比赛，运动员对伤痛的恐惧、对比赛的紧张、对对手的同情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因此运动员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才能获得成功。这造成运动员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对伤痛的恐惧，忽视自己身体的感受，对其他人采取漠然的态度，不愿意跟他人交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阻碍了人类情感的输出与接收，而情感的交流是在道德层面产生共鸣的基础。针对这个问题，女性主义者认为应该把女性的价值观和性别特征融入体育文化，发展运动员关怀他人的心理技能。

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解释和揭示体育心理学问题中有一定的创新性贡献，但是针对此理论的两元性（女性—男性）以及本质主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批判。她们认为建立在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的性别研究制造了一种刻板印象，把男性、女性的心理特征与想法做了严格的分类，并把它们对立起来。这也激发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运用。

四 后结构主义理论——体育中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

后结构主义常常关注社会形式与社会制度通过语言和符号系统（如社会科学、宗媒体、文本、艺术、体育运动）建构社会现实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揭示这些符号系统是如何定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什么是真的、假的，正常的、非正常的，好的、坏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强调权力：命名权、定义权、赋予社会现实意义的权力。对语言和符号的分析揭示了所有的符号价值都是与一种视角和地位的交流。语言不仅仅定义了某种思维的合法性，也是某种等级地位的反映。因此，社会中的一些人、想法，和事物比其他的更具有价值。比如在体育领域，诸如快、高、强壮等形容词，就比慢、矮、软弱等形容词具有更高的地位；以快速为特征的体育运动比以慢为特征的体育运动地位高；力量型的运动比以技术为主的运动地位高；大球运动比小球运动地位高；男性运动员比女性运动员的地位高。那些创造和控制了符号系统的群体可以利用这些符号系统来维持一种权力关系，从而巩固其自身的权益和地位。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权力并不仅仅是那些公开的高压统治的权力，更是那种细微的，对日常事务定义、标准化以及合法化的权力。后结构主义倡导的是一种解构（deconstruction）的思路与方法。解构需要考察社会历史文化在建构社会认同感（social identity）过程中的作用，也需要对心理学规则所制造的心理学文本、技术以及各种主观性（认同感）进行分析与颠覆。解构的思路有利于我们找出那些隐藏在心理学文本中被掩盖的、被压制的意义，同时也能揭示心理学话语所产生的社会控制的形式。通过对心理学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对于自己作为女性与男性的知识是如何被心理学理论历史性地塑造并成为一种规范的。

在后结构主义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心理学逐渐认识到自然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正如伯曼（Burman）所说：“知识曾被认为是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中立的，而我们现在认识到知识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历史的、被赋予的社会特定产物。”曾被认定为客观的心理学知识因此也被后结构主义者质疑。后结构主义倾向于把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看成一种社会控制的延伸，特别是对性别认同以及性别关系的控制。后结构主义认为心理学通过测试，把人标签化、类别化了，这种标签和分类会影响甚至控制个人的发展。比如，如果一个男孩子通过心理测试，表现出了女性化气质，那么基于传统的心理学，他有可能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体育运动常常会作为一种“治疗”的手段，使这些行为有“偏差”的男孩重新获得男性化的气质。同样，如果女孩子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那么她也会被贴上“有攻击性”的标签。从这些实例中，后结构主义者洞察到，在心理学领域判断行为正常与否的“标准”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这种工具和技术使人们产生了对“差异”的恐惧和排斥，从而达到了社会控制的目的。而对那些笃信心理学的个体来说，如果获知自己的某些行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有偏差的，则会对她/他的整个人生的自我认同和自尊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所谓的“心理问题”，人们只得顺从规定的标准：男孩子必须有男子汉气质，女孩子则需要温柔。心理学从性别特征、性格的定义实际上也限制了男性与女性对体育运动的选择。

后结构主义这种新的认识对于女性主义心理学研究运动员性别认同感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结构主义认为无论从体育心理学文本还是心理学实践，都可以发现运动员的身份认同是深深地根植于男性性别的身体之中的，因此女性主义批判性地认为大部分的体育心理学知识是关于男性的心理学。在大多数体育心理学文本中，运动员都是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只由很少部分专门涉及女性运动员的内容。很多体育心理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并不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他们默认男性在体育中的心理发展就是运动员的心理发展模式。因此，女性运动员在阅读心理学知识时，会自然地把一般（男性的）心理状态与发展模式认为是自己作为一名运动员应该塑造的心理状态。然而，男性的心理是否对女性适用？更重要的是，体育心理学文本帮助创造和维持了男性身份认同与运动员身份认同的重叠，而无法顺利地将女性的性别认同与运动员身份认同融合为一体。研究表明女性运动员的身份认同是多种符号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来自家庭、朋友、书籍、电视以及其他传媒的文字、形象。女性主义心理学的目标就是要为女性在体育参与以及体育经历中能排除其他权力关系的障碍，树立正确的自我身份指明方向。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体育心理学理论为我们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研究系统以及研究思路，让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在体育中女性的个体和集体经验及其遭遇到的来自不同层次的压力和阻碍，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去探讨如何使女性充分享受体育给个人带来的乐趣、发展、释放以及身份的认同感，使女性摆脱长期以来“生理限制”观点的束缚，从心理层面战胜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体育制度与文化。但是正如戴安尼·吉尔（Diane Gill）所指出的，在人的具体行为过程中，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是综合发生作用的，抛弃社会视角的心理分析，与抛弃心理视角的社会分析都有可能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