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本质辨析
新自由主义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流行，当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现象则出现得更早。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20世纪末达到高潮，西方左翼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甚至形成了一种运动。
这是因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展开；另一方面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还需在理论上进行概括。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有一定困难，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并非一目了然。正如一位加拿大学者所说：“新自由主义既不像它自身所表白的那样，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的确，西方并没有一个学派自称或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就连人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也不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同时，由于现象和本质的分离，人们往往被假象所迷惑，不可避免地出现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应把握三个基本点：一是阶级性。新自由主义竭力掩盖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例如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宣言的“多边投资协议”就宣称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环境，使国际投资在平等条件下展开竞争，从而增进人类福利”。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是为全人类谋利益，但实质上，它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二是时代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它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相联系。三是两重性。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它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从这三点来看，我赞成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的界说。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这个界说很简练，一针见血。需要说明的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并不是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他认为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公民世界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当然，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往往看不清楚，这是他们的偏颇之处。在西方学者的基础上，我提出如下定义：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自由主义呢？
我们是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总题目下研究新自由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已成共识。至于新阶段如何称谓，究竟是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是别的什么，可以讨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新发展，就是要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调节，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这种调节必然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中有所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更触及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如果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都搞不清楚，就谈不上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做的调节，目的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此，应该建立世界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研究资本的国际运动的规律。马克思《资本论》六册计划就包含了这样的设想。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撰写《国际资本论》《〈资本论〉续篇探索》等的尝试。这门学科除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的国际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国际垄断资本是如何通过资本的国际运动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进行国际剥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目前，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例如《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就提出了金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的概念，并对这种积累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例如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在南北之间的流动进行分析，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北之间资本的反向净流动，从而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为代价的。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在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剥削方面，我们缺少的不是定性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此早已得出科学结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科学结论仍然适用，但是在定量分析方面，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此外，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这一工作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定位呢？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正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我说，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多元性的特点。1998年我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大会，与会的1500名代表来自67个国家，会址是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密特朗图书馆。在资本主义的腹地召开这样的大会，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事例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多元性的特点。如今，在法国，既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也有新自由主义，但是这些思潮流派的同时并存，并没有危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统治。资本主义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些资产阶级统治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它们的“床前医生”，对于资本主义长治久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把脉”技术确实高超，可以明察资本主义的“病理”。看来，资本主义也深谙“居安思危”之道。
但是，不能由此对资本主义的诸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当代资本主义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但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政坛多次发生的“左右共治”，德国政党政治中“中左”与“中右”的趋同，以及近几年欧美政治的右转，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作用。
此外，由于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自身的发展也是矛盾的、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激烈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西方，有“激进新自由主义”和“温和新自由主义”之说。同时，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永远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西方有学者预测，随着美国“帝国”的衰亡，新自由主义也将走向衰落。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凯恩斯主义，对此，我不敢苟同。毕竟，今日资本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时期的“黄金三十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这一因素，促使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这倒也无可厚非，因为资本主义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自由主义。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做出准确的反映。自由主义的含义很宽泛，此外，自由主义也是个历史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我们绝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因此“不能将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同”，我认为这个论断符合实际，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们所说的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绝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我们无意否定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科学的成分，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需要大量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统治集团所利用，当作压迫和剥削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我们必须坚决地抵制和反对。
关于凯恩斯主义，有人说，凯恩斯主义也是新自由主义，这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主义的变种。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是亚当·斯密时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但它们和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也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这也没有错。因为从表面上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只是在于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攫取最大限度利润方面的策略和手法上各不相同。在面临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把减少失业放在优先地位，以便在扩大生产过程中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而货币主义者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优先地位，实质上是用紧缩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制造更多的失业，以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来对抗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
此外，新自由主义也不完全否定国家干预。对于有利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顺利进行、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有利于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相结合共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不仅予以保留，而且还不断加强。它所反对的往往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干预，例如，劳动法、工资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干预。
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不仅要从现象，而且要从本质上分析；不仅要看到它们的不同点，也要看到它们的共同点。例如，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此外，它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同新自由主义一样，凯恩斯主义也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在西方，“凯恩斯妥协”“凯恩斯共识”，甚至“凯恩斯时代”等概念都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我们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认识的确存在一些误区。例如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术渊源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兴利除弊，如革除“福利陷阱”等弊端的改革理论。2001年我在和一些学者交流关于西方思潮的研究时，有些学者就认为，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应当强调“效率优先”，不能反对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失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失衡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如果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我们的改革，固然我们可以取得一时的成效，但后果却不堪设想，原有的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如果我们联系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就更能对新自由主义保持警醒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大量增加，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社会保障不断削减。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阿根廷。1997年《经济学家》杂志这样描述：阿根廷的繁荣让人们回想起它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世纪以前，地处南美大草原的阿根廷向大英帝国出口小麦、牛肉和羊毛，并且是当时十大富裕国家之一。阿根廷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成功参与全球化的“典范”后仅仅几年的时间，新自由主义带给它的是，3700万人口中，52%即1900万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20%即750万人买不起食物。失业率上升到23%，还有22%的零工和不充分就业者。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一个突出恶果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汲取。新自由主义打着金融自由化的幌子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有人说，一场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对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值得高兴的是，党和政府对我们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高度重视，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表明我们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同时，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也应该防止片面化倾向。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也要防止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我们不能由于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就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切忌一哄而起。新自由主义有特定含义，不能随意滥用。扣帽子、打棍子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为了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我们还应该开阔视野，拓宽研究领域。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和危机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发展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反全球化运动，等等。此外，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最近关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宣称，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但实际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相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对应的正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在国际关系上，新自由主义又导致新帝国主义。2004年9月将要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就以新帝国主义为议题。会议组织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专制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只能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战争。冷战结束，进入21世纪后，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发生的战争使我们看到，新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给所在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而且给本国人民也带来了苦痛，因而也是一场社会战争。新帝国主义通过战争煽动本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中所争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团结受到破坏。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密切的关系。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战争，推动政府军事采购，发展经济，从而克服危机。这恰恰折射出国际关系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摘选自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