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 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并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弃政府干预经济，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义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又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为风行全球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20多年之后，造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在全球范围内遭遇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近年来，拉美各国纷纷涌现反新自由主义浪潮，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声名狼藉。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的教训，提醒中国千万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防范其对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危害。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之流行全球绝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国家，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或学术理论问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并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它顽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政府禁止贩卖毒品，在美国和西欧也曾被普遍视为“反动”。美国学术界就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往往固执己见，视“个人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与之辩论则常遭“被扎汽车轮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的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美英垄断财团和右翼势力将其作为谋求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是作为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最后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流行，很可能对改革开放产生严重误导作用，甚至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曾自豪地称新自由主义威力之巨大，竟然令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大量出版发行，在学术界、经济界都产生很大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撰文时都引经据典，将其作为设计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抵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但是，哈耶克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属于极右翼，不仅鼓吹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公开提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还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制的优越性，认为私有产权应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调节经济都是有害的。他不仅激烈攻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称公有制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温和社会改良，甚至还抨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称其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往奴役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但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和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了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往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预期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同盖达尔等年轻学者乃偶然相识，不料相互交谈后竟一见如故，于是任命他们为总理、私有化部长等要职。其实，盖达尔原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既无实际经验，也不懂西方经济学，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会的精心培训，灌输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层引荐，才有可能得到叶利钦的特殊赏识和提拔。他担任总理后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旨，完整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竭力推行复辟原始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
多年前，我在撰写研究报告和论文中，就提出应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防止其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1999年我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还将其视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有人质疑现实中是否有支持我观点的证据。我在该书中指出，美国出于蓄谋已久的谋求霸权动机，一直暗中策划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推荐误导性改革药方。在猛烈打击了拉美、苏联和亚洲经济，改变了越战后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对比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1997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其强加政策造成破坏的证据更是俯拾即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富有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坦率批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而被迫辞职。他后来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实权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纵的人手中，经常拒不采纳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亚洲金融危机中，斯蒂格利茨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曾反复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应修改其政策药方，否则必然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印尼，当时处于社会失业危机之中，放开价格、取消政府补贴很可能爆发严重动乱。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他们的提醒视而不见，依然通过贷款附加条件强迫印尼推行，导致印尼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据报道，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全国各地还有大批华人和民众死于动乱，印尼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
我曾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人们纷纷谴责暴徒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现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揭露的惊人内幕，充分证明：由美国暗中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强迫印尼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后果，其高层决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还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一意孤行蓄意制造社会悲剧。斯蒂格利茨还揭露，国际金融机构曾在内部秘密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其改革计划激起社会动荡，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难。这些血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不应天真地以为政治同经济可以截然分开，其实，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并不受一般经济、技术专家的意见左右，策划国际战略的智囊专家们的谋略建议，总是直通最高决策层并获得支配地位。我们必须正视隐蔽经济战的残酷现实，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百姓切身利益。
我在书中曾论述美国如何设置改革陷阱，巧施隐蔽经济战暗器破坏俄罗斯经济，还提醒中国“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有些善良的国人却不愿怀疑别人。现在从斯蒂格利茨揭露的惊人内幕来看，尽管印尼的实力根本无法威胁美国，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隐蔽经济战的打击对象居然不放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苏联和中国等有实力的大国，倘若中国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完全可能重演苏联和印尼的悲剧。
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造成俄罗斯改革灾难的责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他明确指出：“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派指导俄罗斯改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特点，往往是缺乏经验、盲目相信市场教条、忽视历史、制度和社会分配因素的年轻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经公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采取和实施了“休克疗法”方案。它有意排斥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渐进改革主张，包括肯尼思·阿罗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罗斯的杰出经济学家欧斯萨格，曾在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中任高级顾问，“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斯蒂格利茨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万灵药方，强迫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认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不管造成的反应多么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的简单武断”。“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千经济学家的‘使团’。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工作小组以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我听说过这样的不幸事件，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复制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由复制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结果在一些地方仍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如此！”
由于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识破其暗藏的陷阱机关并提高警惕，对维护改革大业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对此我的专著已深入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迷信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数学模型视为科学，不愿正视其脱离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不愿面对其给转轨国家造成的社会灾难。他们认为经济研究应保持中性立场，不应掺杂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但是，必须正视国际政治因素的存在，才能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解释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屡遭失败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提出反映复杂客观现实的理论假说。这比那些依据忽视现实的虚假前提条件，单纯进行抽象演绎的数学模型更具科学性。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下降了30%，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有数百亿美元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国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制度改革思路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目前，国内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以及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性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于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文章，指出美国推荐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大灾难，“联合国发表的最令人刺耳的报告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对除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西方国家不仅出了馊主意，而且受到了牵累。主意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俄罗斯人以前对美国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却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强行向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和苏联转轨国家推广。有人误以为美国是奉献自己的宝贵经验，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经济转轨的困难，殊不知美国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稍微了解一下美国信奉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智囊、专家公开宣扬的全球战略，不难知道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绝不会无私奉献自由市场的法宝，帮助世界各国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美国向各国推荐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乃是有意发掘灾难时期导致频繁危机的自由放任政策，人为地制造破坏别国经济的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对手。
近年来，西方媒体透露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正当苏联阵营刚刚解体后不久，俄罗斯人还天真地以为实行了“休克疗法”，忍耐一下“短期阵痛”，就会康复痊愈并很快就能享受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之时，美国战略家却早已知道俄罗斯实力将被彻底摧毁，并开始酝酿新一轮的重大国际战略调整，讨论21世纪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如何永久确保美国享有世界霸主地位，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再崛起挑战美国优势，构思筹建新罗马帝国的宏伟战略蓝图。由此可见，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确实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密切联系。
令人深思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前辈陈岱孙，曾于1995年撰文深刻指出：“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当年陈岱孙先生提出的深刻见解，今天重读显得格外令人回味。许多新一代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还有接触西方不长的党内老干部，都误将陈岱孙先生的谆谆告诫，当作是思想僵化甚至是附和权势。其实，陈岱孙早年获哈佛经济学博士后不留恋美国高等学府的优厚待遇毅然归国，还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挨整批斗。他的警世告诫来自一片爱国真情，来自长期严谨治学的真知灼见，来自经历百年沧桑领悟的人生真谛。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陈岱孙先生富有远见的警世之言，正越来越为世界局势的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还得到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响应，尽管他们对于国际组织的强烈批评，来得要比陈岱孙先生晚了好多年。
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中国已经深感政治领域自由化的危害，但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形态，不仅会造成改革失误和经济损失，加剧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还会推动隐蔽的政治自由化，两者彼此呼应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从长远来看，先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然后渐进积累到矛盾尖锐的危险时期，就随时可能诱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甚至国家陷入分裂。值得引起充分警惕，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其实，旧中国也广泛流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那时中国正饱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压榨，人们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神话，甘愿冒生命危险阅读违禁的马克思著作。但是，今天对于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主动表现了种种友好亲善行为，邀请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访问，展示西方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和富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种种错觉，仿佛亚当·斯密学说和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功效，为急于求富甚至不惜全盘效仿西方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特别是国际组织不断向中国施加影响，其建议也被缺乏警惕的许多中国学者误认为是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流行。哈耶克的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在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成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崇拜偶像。
一些地方和部门重视警惕政治领域自由化的危害，却不懂得国际组织推荐药方的破坏性，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危害，对哈耶克著作的影响日益扩大视而不见。试想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给拉美、俄罗斯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如何能用来帮助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哈耶克属于极右翼的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容忍西方的温和社会改良，如何能容忍公有制和中国共产党存在？如何能容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存在？难怪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现在盛行否定自己历史的翻案风潮，否定从孙中山到共产党的革命，甚至还有梁启超、康有为的社会改良。也难怪信奉哈耶克的许多中青年经济学家，不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这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不仅导致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迅速削弱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随着公有制的萎缩而私有制的扩大，正积极提出政治领域的要求和主张，要求修改宪法，宣布“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还必将明确提出复辟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取而代之。
二 俄罗斯为何频频向金融寡头发难
自普京上台执政以来，俄罗斯在经历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后，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势头。2001年在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5%，工业产值增长5%，农业产值增长6.8%，生产领域投资增长9%，工资、养老金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说明俄走出衰退低谷，“雨过天晴”，“改革阵痛”虽然有些长，但总算熬到尽头，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私有化虽然代价不小，但最终还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真正熟悉本国情况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却有着更为冷静、客观的看法。最近《俄罗斯企业家》杂志，刊登了一篇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其中有一个寓意深远的形象比喻：“今天的俄罗斯确实与1999年大不相同，这个国家可恰当地比喻为一个病人，刚刚从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来，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刚刚摆脱了剧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康复。”
目前，俄罗斯经济仍面临着许多困难。据报道，尽管2001年俄罗斯的投资增长9%，但仍然远远无法弥补折旧的损失，仅为基础设施和设备损耗的1/3，即使加快两倍也仅能维持平衡。因此，谈不上扭转经济基础的衰败趋势，只能说是缓解了以前衰败的速度。2001年粮食产量达到8.2千万吨，创改革10年来的最高纪录，但仍远远低于1986—1990年10.4千万吨的平均产量，牛肉和家禽产量仅恢复到1990年的45%，牛奶产量仅恢复到1990年的58%。普京打击寡头势力阻止了一部分非法掠夺，但未能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富人获得了大部分经济增长好处，社会贫困率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广大普通人的获益非常有限。普京有一次同社会各阶层进行电视座谈后，也承认有相当多人的生活未获改善。
2000年普京刚上台时，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紧接着又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普京曾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的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对金融寡头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个行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这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俄罗斯一所大学宿舍失火，造成中国留学生的严重伤亡，同设施老化、年久失修也有很大关系。
深入考察一下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出现难得的好转，与其说是“休克疗法”终于见效，不如说是一个人曾误信了庸医，吞服“毒药”期盼着神奇疗效，却没想到大病了10年之久，“短期阵痛”变成挥之不去的“长痛”，终于开始怀疑大夫并稍微改变了药方，病情却出人意料地显著好转，但是，病情显著好转并不意味着康复，俄罗斯大病10年之后仍非常虚弱，仍需要长期对症的调养治疗。俄罗斯经济长期萧条后趋于好转，绝非“私有化”带来10年痛苦之后，又从“失灵”重新变成了“灵丹妙药”，与此相反，这恰恰同普京敢于纠正叶利钦时期错误，搁置了丘拜斯制订的一系列私有化计划特别是能源、通信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采取措施打击私有化中崛起的金融寡头，阻止他们勾结腐败官员掠夺社会财富有关。
《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的寡头新贵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缉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别列佐夫斯基还帮助叶利钦的女儿在私有化浪潮中当上了俄罗斯首位富婆。他还曾嘲笑那些主张结束寡头政治的人，说：“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金融寡头搞下了台。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他竞选。俄罗斯舆论曾认为，普京的优势在于他是未知数，很少发表言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因而遇到社会各方面阻力较少。现在看来，俄金融寡头的赌注还是押错了，难怪他们惊呼“原来普京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其实，寡头的失算恰恰正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能够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
叶利钦执政时期，暴发寡头不仅大肆掠夺国有资产，还全面操纵了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直接掠夺国库、银行牟取暴利。金融寡头勾结政府的腐败官员，将原来效益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仅仅是零头的代价窃为己有，导致税收大幅减少、财政困难，继而操纵财政发行利率200%的债券，以高利贷形式直接掠夺国库资源，在财政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时，又发明了所谓“抵押贷款私有化”，将储藏丰厚的大油田、矿山廉价抵押拍卖。叶利钦政府优先保证寡头利息收入，宁愿拖欠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充分体现出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本质。俄罗斯民众之所以广泛地拥护普京，不是因为他已经使经济起死回生，而是长期看到政府赤裸裸地为富人服务，在彻底绝望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继2000年俄罗斯检察院通缉两大金融寡头之后，2003年10月25日，又逮捕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俄罗斯检察院在采取逮捕行动之前，已进行了长期的酝酿准备和调查工作。追究10年前私有化的腐败行为，尤其是指控俄首富在私有化中欺诈数十亿美元国有资产，舆论界认为这标志着叶利钦政策的政治死亡，预示着普京的治国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有人认为，普京再次发动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逮捕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为在议会选举中争取民心赢得选票。的确，俄罗斯民众饱尝了私有化的苦果，对私有化的暴富阶层极为反感。据调查统计，俄罗斯有88%的民众否定私有化，70%的民众认为应推翻私有化的现状。因此，这次逮捕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普京支持率上升到了70%以上。以支持普京为纲领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舆论普遍将普京获胜的原因归之于顺应民意，推测明年总统选举前很可能采取进一步惩治腐败的行动。
但是，普京再次发动打击经济财阀的攻势，除了选举中赢得民心的考虑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国际战略和经济原因。普京深知美国利用俄罗斯衰微之机，正发动谋求全球霸权的强大战略攻势，而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和核武库严重老化，已超期服役接近使用寿命的极限，倘若俄罗斯继续缺乏财力进行投资更新，必将导致俄罗斯国际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越来越难以抗衡美国的全球霸权压力，甚至可能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矿藏资源，但这些自然资源及其原材料加工工业，大多落入了少数私有化暴发寡头之手，出口石油、金属矿藏获得的大量利润，无法用于基础设施和国防建设的投资，难以改善广大人民生活并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俄罗斯军队因经费困难、装备简陋，在车臣战场上遭受着严重伤亡；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私有化暴富阶层，却不断将大量财富悄悄转移至海外，如出巨资收购英国明星球队的事件，激起了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满。普京要想根本扭转俄罗斯的衰落命运，就不得不触动私有化造成的利益格局。正因如此，尽管普京为安抚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曾多次承诺对以前的私有化既往不咎，现在却不得不追究私有化的腐败罪行，指控霍多尔科夫斯基欺诈巨额国有资产，还将尤科斯石油公司150亿美元资产收归政府托管。
俄罗斯的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不惜代价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整个资产阶级丧失合法性。无论俄罗斯宪法如何宣称保护私有产权，俄罗斯的新资产阶级却丝毫没有安全感。因为当腐败官员、经理可以随意掠夺公有财产，由此造成私有产权制度也丧失了合法性，不管宪法如何宣称“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2000年俄罗斯司法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依据俄罗斯法律来看，80%的私有化是非法的，在广大民众眼中新暴富阶层更是“窃国盗贼”。俄罗斯新资产阶级或许感到困惑，为何自己不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获得公众认可。殊不知，英国资产阶级发家主要靠掠夺殖民地，而俄罗斯暴富阶层却依靠掠夺公有资产，导致了国家衰败和广大民众的贫困，由此滋生了广大民众深刻的“仇富心理”。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新贵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担心的历史性审判也迟早会到来，竭力推动私有化的政治家、学者，也迟早会面临声誉扫地和政治生命死亡的结局。
2003年11月，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这样一场合法性的危机，正是俄罗斯社会问题的所在。形势不会保持长久不变，对于许多民众来说，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普京的2010年计划预测国内生产总值要增长一倍，并要解决贫困问题，从而激起了人们的期待，但是，如果经济只是靠自然资源及原材料赢利，这是不现实的。来自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收入必须能够得到控制，并且被重新注入经济所需要的领域，所有权的不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所有这一切正是尤科斯事件的中心所在。”石油、金属矿藏开采加工属于竞争性行业，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性行业，一旦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规范理论”，国有企业退出这些竞争性领域实行私有化，就意味着国家丧失了经济命脉和调控能力。尽管俄罗斯人曾对私有化抱有浪漫幻想，但经历10年改革、饱尝私有化苦果之后，今天俄罗斯有70%以上民众，反对在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领域实行私有制，一半以上民众反对在工业领域实行私有制。俄罗斯政治家格雷兹诺夫，这位支持普京的有“总统党”之称的俄罗斯统一党领导人，在2003年11月的竞选大会上表示坚决支持政府打击经济财阀的行动。他说，自然资源不属于某个公司，更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全体公民的财富，“公民的利润”不能私有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格雷兹诺夫的这番话意味深远，意味着普京的经济路线发生重大调整，实质上是主张战略资源的重新国有化。据外电报道，2003年俄罗斯议会大选中，入围的四大政党不是主张“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主张“左翼或平民民族主义”，以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已成政治僵尸，甚至无法获得进入议会的最低选票资格。
三 拉丁美洲涌现反新自由主义浪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最先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全面推行了投资、贸易、金融领域自由化。但近年来，拉丁美洲正经历着激烈的经济动荡，先是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触发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随后，金融动荡又仿佛具有传染力的疫病，逐渐蔓延到了邻近的乌拉圭、巴西等国，甚至引起了公众舆论和政治局势的剧变。由于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等问题，拉丁美洲早就产生了反全球化运动，但以前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现在竟然迅速壮大执掌政权，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不久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在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此后不久，厄瓜多尔大选也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左翼总统，玻利维亚的大选左派也获得了重大胜利。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家费拉罗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他还以秘鲁私有化引发的大罢工抗议为例，劝告美国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重新包装，“更多强调促进出口和扩大贸易政策，不要再固执地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推行私有化和削减社会开支，改善美国公众形象并削弱反对势力”。
费拉罗作为美国右翼智囊的担忧不无根据，阿根廷曾被美国官方称为改革楷模，乃是最彻底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当年阿根廷盛行私有化浪潮之时，从银行、发电站到大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几乎买光了竞争性和战略性企业，除了被解雇工人抗议外很少受到反对。如今拉美各国看到阿根廷作为私有化楷模，出卖国企资产吸引外资的“蜜月”终结之后，跌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腐败官僚趁私有化之机暴富的丑闻曝光，激起了拉美民众对私有化的强烈反感，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反私有化的抗议活动。
秘鲁总统特洛多因推行私有化，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和社会骚乱，被迫于2002年6月12日解散内阁，撤销了经济部部长库茨斯基的职务。库茨斯基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在西方金融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主张加速矿业、能源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力争筹集7亿美元以上私有化收入，用于弥补政府赤字确保偿还西方债务，但由于阿根廷等国私有化恶果的曝光，库茨斯基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阻力。秘鲁政府决定出售最大的国家水电综合企业，2002年5月初引发了48小时的全国大罢工，而对秘鲁北部的塔拉罗国有炼油厂的私有化决定，也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经济部长库茨斯基不顾社会强烈反对，6月继续宣布出售两个南方国有发电厂，引发了南方7个省份的大罢工和骚乱，抗议获得了社会广泛声援并且向全国扩散。秘鲁政府最初对抗议采取了强硬态度，指责抗议者是“制造骚乱的极端分子”，宣布当地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并从全国调遣军队准备压制抗议活动，但是，由于抗议私有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军队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绝服从调遣命令。秘鲁总统特洛多为挽回危机平息抗议，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改革并且解散内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断私有化强烈不满，指责特洛多违背了对西方资本的承诺，声称对“投资者和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由于秘鲁总统特洛多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到了10%以下，甚至低于因腐败下台的秘鲁前总统藤森，他仿佛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无法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压力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20年以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所造成的各种社会恶果经过了长期积累，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是，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甚至引起了美国右翼有识之士的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斥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2003年5月阿根廷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丧失民心，被迫退出总统选举，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轻松赢得了大选。
拉美反全球化运动勃起影响了世界格局，“社会论坛”的全球影响力明显提高。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八国峰会期间，特意邀请巴西、中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南北高峰对话，实质上是联合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开展牵制、抗衡美国全球霸权的外交攻势。中国有些人追随美国主流媒体的调子，认为反全球化运动不符合世界潮流，仅是鱼龙混杂、不成气候的民间力量。这种态度不利于全面认识全球化的利弊，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有必要根据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进行反思。
近来拉美出现反全球化运动的新浪潮，一些左派政党纷纷赢得大选胜利，其直接导火索是阿根廷金融危机。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有特殊借鉴意义，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军事政变后，它就废除了庇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民族主义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全面推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经济开放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阿根廷还是美国赞扬的全球化楷模，它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更加符合西方的自由贸易和产权理论，符合美国所倡导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符合世界银行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不像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那样，被西方批评为不规范的“裙带资本主义”。由于阿根廷有较长的经济开放历程，对比庇隆执政的“贸易保护”时期，更有利于考察全球化的实践结果。
阿根廷卷入经济全球化20年之后，竟然从一个相对富庶的拉美国家，陷入饥饿遍地、贫困潦倒的境地，其惨痛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引以为戒。阿根廷像众多的亚非拉国家一样，在对外开放政策上经历过多次反复，其曲折历程对中国颇有启示。19世纪，阿根廷同其他许多亚非拉国家一样，在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处于资源、原材料出口国的依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之间忙于混战，放松了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和竞争压力，阿根廷的制造业才趁机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退潮，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形成了争取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潮流，西方发达国家也盛行社会改良，强调政府干预，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由庇隆主义政党执政，倡导政治独立、经济主权和社会公正，其政治纲领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相似，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改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护劳工利益之外，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工业。庇隆主义政党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动了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水平进步很快，甚至能够生产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它是拉美少数拥有较多中产阶级的国家，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居拉美前列，20世纪70年代生活水平接近欧洲西班牙。当然，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政策也有弊端，如过度强调保护国内市场而忽视了对外开放，不利于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削弱了国际竞争导致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国营企业冗员较多，等等。20世纪80年代，美英右翼保守政党上台执政之后，竭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激烈抨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宣扬全球化时代“民族工业”过时了，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新观念取而代之，导致世界经济潮流出现风向剧变。但是，经历20年经济全球化再回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改良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尽管确实存在需要改善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来看成绩仍远远大于缺陷，它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黄金时期”。例如，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30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6%。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陷入了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十年”。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某国家恢复了增长，但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又普遍遭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国民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条滑坡，甚至像阿根廷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楷模，在依靠出售国企吸引外资维持短时期高增长后，又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2002年国民经济下降了13%。比较进口替代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政策，究竟孰优孰劣，显然不言自明。
阿根廷全面推行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但是，吸引外资数额的增长不如人们的预期。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庇隆主义的贸易保护时期，外国公司为了进入阿根廷的国内市场，不得不直接投资以绕过关税保护壁垒。这样，限制进口的同时，也间接刺激外商投资。阿根廷搞贸易投资自由化、取消保护之后，外商通过出口就可直接进入阿根廷市场，没有必要直接投资新建工厂，同时还可选择成本更便宜的生产基地，在其他国家生产组装后再向阿根廷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开放投资、取消收购兼并限制之后，促进就业增长的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减少，外商更愿意采取收购兼并本地企业的办法，这样可廉价获得经营人才和销售渠道，消除本地竞争对手并避免抬高工资成本。因此，阿根廷迎合全球化开放贸易投资，更多是出让本国市场和出售民族企业，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增长的效果却非常有限。此外，跨国公司采用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不适合阿根廷的生产要素价格环境，但它们不愿花费高额成本将其改造成适用技术。收购兼并本地企业后造成大量的失业，外商转移价格隐藏利润又减少了阿根廷税收，国内有效需求萎缩也限制了外商投资，难以形成持续增长吸引外资的良性循环。
但是，阿根廷政府并未反思全球化的利弊，反而将经济增长完全寄希望于外资，采取了更深卷入全球化的开放措施，通过进一步放开投资限制和私有化，大量出售国企来吸引外资的流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庇隆主义时期，阿根廷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追随西欧的社会改良和国有化潮流，为推动工业化建立了许多国有企业。当时西欧大多数国家由社会党执政，主张通过社会改良和国有化措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协调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并缓和经济周期危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还主张通过国有化发展民族工业，维护经济主权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威胁的压力，对全球国有化运动采取了宽容态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起飞都曾借助国有企业，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胁迫大搞私有化。尽管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效率和经营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来看，其历史功绩却是难以抹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矛盾明显缓和，许多亚非拉国家通过发展国有企业，克服了本国民族私人资本力量薄弱、不愿进行风险较大的工业投资的缺点，实现了民族工业的起飞和相对较快发展，摆脱了跨国公司对经济命脉的垄断。但是，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积极推动全球的私有化浪潮，还暗中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波助澜，以债务陷阱和贷款附加条件等手段，胁迫发展中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阿根廷在全球私有化中可谓走在前列，梅内姆从主张庇隆主义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新自由主义和最彻底的私有化，甚至比右翼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根廷私有化先从竞争性制造业起步，开始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失业工人抗议，政府对大规模出卖国有企业有所顾忌，后来随着跨国公司接管一个又一个行业，不断向阿根廷施压开放更多的领域，阿根廷逐步丧失自主性受制于人，为了保持稳定也不得不屈服外部压力，否则外资不满而撤离就会引起经济动荡。阿根廷开放市场导致国际竞争的冲击，民族工业企业经营遇到很大困难，越来越依赖外资流入维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腐败官员从出售国企中尝到了甜头，折价出卖国企暗中可获巨额回扣，贪婪和私利逐渐腐蚀民族主义传统，形成了热衷于私有化的官僚买办阶层，从此私有化浪潮席卷了阿根廷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梅内姆任命卡瓦略为经济部部长。卡瓦略毕业于哈佛，深受美国上层权贵赏识，是其精心培养的忠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上任后开始全面推行大规模私有化。阿根廷堪称最彻底推行了私有化的国家。它不仅卖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还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有企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以及核电站，甚至还有港口、码头、飞机场、火车站。港口、火车站等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即使在西方国家一般也是国营，私人资本经营可榨取高额垄断租金。但是，阿根廷官员却竭力出卖这些国有企业，仿佛出卖任何公共财产都是改革政绩，很难用提高效率等冠冕堂皇的说法解释。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激烈的政治动荡后，昔日的私有化改革功臣纷纷下台，腐败官僚借私有化暴富的丑闻纷纷曝光，卡瓦略也因涉嫌经济犯罪锒铛入狱，私有化背后隐藏的真实动机才昭然若揭。
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庇隆政党执政的时代，推行民族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曾被西方批评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存在裙带关系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但那时阿根廷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曾位居拉美前列接近欧洲的西班牙。但是，阿根廷抛弃庇隆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积极推行美国倡导的全球化、私有化之后，如今却沦落为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难怪阿根廷民众更加怀念庇隆时代，怀念那时的福利补贴和带薪休假，期盼恢复当年的“光荣与梦想”。庇隆总统曾自称“穷人的代言人”，当时在广大中下阶层民众中口碑甚好。今天阿根廷民众饱尝生活痛苦艰难，他们经常从父辈那里得知，比起现在，过去普通民众的生活要富裕得多，现在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官僚政客，丝毫不像庇隆总统那样关心民众疾苦，更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官僚腐败的愤怒，纷纷群情激昂地参加游行抗议示威，阿根廷陷入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之中，政府频繁更换官员也难以恢复民众信任。
2003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显示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感。梅内姆因涉嫌经济丑闻被迫下台后，受到阿根廷法院的刑事拘留调查。2002年，法院不顾民众抗议允许他保释出狱后，梅内姆又迫不及待参与了2003年大选，还想重温利用总统权力谋取利益的美梦。但此次阿根廷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他被列为“最不受民众欢迎的人”。为了避免丢人，梅内姆不等大选结束，5月14日就宣布自动退出总统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并不出众的候选人基什内尔，不战而胜轻松赢得了总统选举。据报道，倘若梅内姆不宣布退出选举，基什内尔将赢得70%—80%的选票，仅凭借梅内姆的恶名而非自己的声望，成为该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总统。难怪阿根廷民众认为，“基什内尔没有赢，梅内姆输了”。基什内尔担任总统后宣布了施政纲领，称将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深刻的变革，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培养本国的企业和科学技术人才，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公平分配，重点支持教育事业、公共卫生，大力兴修交通、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履行政府保护扶植弱势群体的职责。
阿根廷从融入全球化到爆发危机的历程，揭示出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通病，就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在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时期诞生的，曾经为争取国家的经济主权积极斗争，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这些政党取得成绩后往往骄傲自大，出现了意识形态僵化、教条化倾向，将发展民族经济潮流的政策极端化，片面强调进口替代政策而忽视扩大出口，单纯强调发展民族工业而忽视引进外资，导致压抑增长潜力和丧失发展机遇，这种弊病经过长期积累变得日益明显，又产生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盲目倾向。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以前的民族主义政客纷纷改头换面，解放思想否定以前的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工业和国有企业统统都过时了，“主权”“独立”之类概念都是空洞教条，不符合全球化的潮流，应该一律抛弃，主张推行最彻底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似乎忘却了民族前辈的艰苦斗争历史。
其实，意识形态的产生有其深刻历史渊源，并非脱离现实利益的空洞说教。早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国家也曾向西方敞开大门，跨国公司遍布工商、金融等领域，控制着矿产资源和经济命脉。旧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受到不平等贸易交换的盘剥掠夺，难以实现工业化和获得经济发展。数个世纪中，亚非拉国家在西方列强竞争的夹缝中求生存，期望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屡屡落空，逐渐认识到没有民族独立和经济主权，根本无法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获得发展，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赢得民族独立和经济主权艰苦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工业化取得很大成绩，美国担心这些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实力增强改变世界格局不利于称霸，就积极鼓吹全球化诱导其敞开大门，向第三世界转移一些相对劳动密集的产业，还有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组装、加工工业，同时限制技术转移并保留高附加价值产品，采用新策略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扼杀其技术开发和独立发展工业的潜力，然后利用其依赖性提出更多苛刻条件，逼迫全面开放战略性行业和资本市场，蓄意制造金融投机泡沫掠取超额利润，酿造经济危机进而控制经济命脉。
我所著的《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一书，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美英政界人士公开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称可运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都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斯蒂格利茨将美国倡导的全球化开放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四 正视全球化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随着“入世”过渡保护期的逐渐结束，中国必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面对美国施加更大开放金融领域的压力，为了趋利避害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值得关注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有特殊借鉴意义，首先，因为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最先从民族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推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经济开放的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途中，譬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趁机要求泰国、韩国向外商开放银行证券领域投资，允许外资收购25%以上的控股权，出售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开放要求对于阿根廷来说，早在20年前就提出并开始实施了。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就是同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潮流，但到达全球化的彼岸究竟会怎样，必须深入考察阿根廷等先驱国家，才有可能真正看得比较清楚。
阿根廷还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1998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奥尼尔曾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了，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3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由于中国的国有股减持屡遭挫折，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MBO，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很有借鉴意义。
阿根廷经历过曲折的全球化历程，既有开放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社会贫困和经济破坏之大，引发社会抗议和政局动荡之强烈，不仅超过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也令亚洲金融危机相形见绌。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大规模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银行金融开放更是很可能风险重重，资本雄厚、经营规范的跨国银行，不仅未能确保阿根廷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其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戒。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颇为得意，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的情形，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有的阿根廷官员虽然担心全球化和过度开放，却总认为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到不了百姓挨饿和企业家跳楼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一直紧紧跟随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到了危难之时定会伸出援救之手。但是，2001年年底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引发的社会震荡之猛烈，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面对阿根廷激烈的社会经济动荡，竟无动于衷地宣称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视阿根廷经济局势恶化却拒绝提供援助。
阿根廷曾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粮仓”，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向世界各国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2001年陷入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经济却呈现急剧恶化态势，出现了遍及全国的贫困、饥饿现象。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荡骚乱，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几十人在警察镇压骚乱中丧生，社会经济困境导致了政局动荡不已，仅仅一个月内就连续更换了5位总统。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了19%，2002年1月又减少了12%，阿根廷总统被迫宣布进入食品紧急状态。据阿根廷官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大约150万阿根廷人加入到贫困大军，贫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总数的42.6%。2002年下半年，尽管阿根廷政局动荡稍有缓和，但随着企业破产和失业大军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人口的1/4，社会贫困人口仍继续迅速攀升。截至2002年10月，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预计2003年社会贫困率将突破60%。
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规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以确保偿还外债，加剧了经济萎缩及社会福利的恶化。儿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官方统计的儿童贫困率竟高达67%。2002年11月12日，阿根廷报刊报道了震惊全国的新闻，北部图库曼省有5个儿童因饥饿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其他22个省份也广泛存在类似问题，2002年有数百名儿童饿死。阿根廷曾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如今也因经济危机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和限制银行提款，加上货币贬值和进口药价上涨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医疗体系几乎陷于瓦解，80%的医院无法得到正常的药品供应，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费从市场上购买药品，危机严重时期有一半的首都居民受到影响，被迫减少或停止购买所需的药品，包括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严重病人。阿根廷有350万名退休者的医药费用，大多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财政陷入危机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无法支付拖欠药店的5亿美元资金，全国1.2万家药店中有一半被迫关门。
2003年爆发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们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大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却误导拉美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导致拉美各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恶化。如拉美刚开始推行全球化的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28‰升到32‰，巴西则从66‰上升到74‰；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97%下降到85%；各种恶性的传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之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闹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民众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为美国称赞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资流入支撑的短期经济繁荣好景不长，阿根廷以前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如今却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动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从外资大量涌入中获得利益的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中产阶级，但首当其冲的却是蓝领劳动阶层，伴随外资收购和国企私有化进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抛向街头。但是，政府官员却很少重视社会不稳定苗头，认为只要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终将获得解决。但是，这种两极分化的增长难以维持，终于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连中产阶层和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阿根廷众多的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据报道，阿根廷有3万多韩国侨民经营商业企业，其中有两万人难以维持企业被迫离开。加入街头抗议的还有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员、议员和买办阶层曾积极推动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现在被指责为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成为阿根廷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就成了过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部长刚登上出访客机，就遭到阿根廷同机乘客辱骂并被赶了下来。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和各党派的议员，经常在餐馆、市场、剧院等公共场所成为愤怒的阿根廷民众围攻的对象。曾令人羡慕的跨国银行的白领经理，现在为避免民众围攻不敢走大门，只能悄悄溜银行后门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议员的住宅被民众烧毁后，他困惑地哀叹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为何陷入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贼吗？”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可以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获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凭借掌握的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更是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1983年在资产额800亿法郎以上的12家银行中，有10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7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82%，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5年中迅速增长了4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1997—2001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至67%，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4年中平均每年下降6%，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4年中平均每年增长9%。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8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他们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像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一样，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主张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像前经济部部长卡瓦略这类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的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也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入世”后将加大金融领域开放程度，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大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这是造成其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中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中国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措施防范冲击。研究的问题诸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哪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触发金融危机，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的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比较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并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又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造成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70%以上份额，最终到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却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中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盲目开放市场。美国宣扬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貌似中性却暗藏强烈商业动机。譬如国内盛行一时“全流通”理论，主张任何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应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在国内外投资者之间自由地进行买卖。这意味着给股市形成巨大抛盘压力，必然导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结果深沪股市蒙受上万亿元损失，证券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困境。倘若政府不及时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上市公司资产还将继续大幅度贬值，为国际资本廉价收购兼并制造商机，趁机造势唱衰中国经济并且打压股市，利用中国“入世”之机操纵金融证券市场，进而控制中国战略产业和经济命脉。尽管“国有股减持”宣布停止之后，“新股全流通”的传闻继续引起恐慌，迫使证监会声称将对此追究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错误流行经济理论的危害，倘若不从思想上反思，难以杜绝流毒。
由于国有股减持以来股市陷入长期低迷，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股市，参与收购、兼并国有企业的呼声日高，利益驱动可能导致金融开放不够谨慎，恰好迎合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有人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说明现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不大，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正如阿根廷、韩国、日本等国经验所表明的，利用海外金融热钱促使股市暴涨，制造泡沫经济繁荣是饮鸩止渴，因为全球金融热钱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杯水车薪。放宽人民币兑换和外汇管理规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允许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国有企业，都应该先在有限范围内长期试点，观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办法，防止外资渗透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防止隐患积累最终导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样丧失经济金融主权。目前，中国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即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竞争攻势，致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就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
当前不少地方正酝酿“经营者买断收购”，即银行向少数经营者提供贷款，用于买断收购国有企业的控股权。不少地方官员特别热衷于这种改革，今后两年很可能形成遍及全国的风潮。但是，这种改革是赤裸裸的私有化，同俄罗斯推行的货币私有化基本相同，潜伏着巨大的经济金融安全隐患。有人干脆只用英文术语MBO，避讳其面向少数人的私有化实质。俄罗斯首先推行分配财产的凭证私有化，带来经济衰退、财政困难的恶果，于是转向出售国有资产的货币私有化，但是，长期推行这一政策的实践充分证明，货币私有化所造成的后果更为恶劣，腐败官员和企业经理相互勾结，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大肆掠夺国有资产，国家财政丧失财税支柱更为困难，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的期望完全落空。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反而导致4年中企业亏损面扩大3倍。由于拥有银行贷款的支配、控制权就意味着廉价获取数十倍的国有资产，银行体系成为私有化争夺的热点，一年中竟有数十位银行行长惨遭谋杀，揭示出私有化腐败严重和黑幕重重。急剧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形成了控制经济的少数金融寡头。1998年爆发财政、金融双重危机，俄罗斯政府财政几乎陷入破产境地，广大民众包括新兴资产阶级的存款，也在银行破产倒闭浪潮中损失惨重。
2003年7月25日《财经信息》报道：“自今年2月以来，在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不完善的前提下，在国资委亮相前，各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西安、山东、江苏、重庆、上海、辽宁等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国资出售方案。日前，北京市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而使中国各地对出售国有资产的热情更加踊跃。”这是继国有股减持受挫被停止之后，各地自发推出的又一项将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慎重措施。尽管众多经济学家曾看好国有股减持，但国有股减持从推出到停止的一年中，中国股市总市值损失高达1.8万亿元。各地竞相推出的出售国有企业方案，并未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和试点工作，遭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反对。如果盲目推行很可能造成数万亿元损失，导致全国国有资产迅速贬值并大规模流失。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理事的刊物报道：“许多专家认为各地大规模一哄而上出售国有资产，是在用无数的国有资产寻找有限的购买力，相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是一种对国有资产的‘自轻’‘自贱’‘自贬’行为，各地卖也卖不出好价钱，各地自己往下压价，压到贱得不能再贱时才出手。”国际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例如，阿根廷虽然是资本主义小国，私有化又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金额尚有300亿美元，俄罗斯以前曾是社会主义大国，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金额仅有100亿美元。由此可见，国有资产越多供求就越不平衡，收不到钱反而造成巨大损失。中国的国有资产规模，现在虽然远远超过俄罗斯，但很可能出售收入还不如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俄罗斯1995年后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利钦上台时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他们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倘若效仿俄罗斯货币私有化的MBO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在国内泛滥成风，非但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合理发展，还会极大地败坏民营企业的社会声誉，甚至令私有产权在民众心中丧失合法性。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主张，潜伏着很大的金融安全隐患。由于前些年推行“抓大放小”时期，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已几乎卖光，现在国内推行“经营者买断收购”的目标，已经转向了地方的骨干国有企业。允许外资收购国有企业控股权，将大大加快出售国有企业的步伐，一旦“经营者买断收购”形成全国性风潮，不仅地方的国有经济将迅速瓦解，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还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财税来源，削弱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威胁银行体系和百姓存款的安全，最终牵连波及所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危及财政税源支柱及国家经济安全。20世纪90年代，报刊媒体曾广泛报道某地的产权改革，该地领导则以大胆卖光国有企业著称，获得了闻名一时的称号“程卖光”。舆论报道曾宣扬该项改革的成效如何显著，但后来却发现大量职工下岗、企业纷纷垮台。又据报道，前不久“程卖光”畏罪外逃，他在海外账户上竟然积累了数千万元，都是趁卖光国有企业搜刮的非法财产，出售国企暗含着腐败，这又直接导致了资本外逃。现在“经营者买断收购”比这更加危险，因为买卖对象转向了地方骨干国有企业，而且经营者本人不承担资金风险，借用的是民众在银行的血汗存款。许多企业、投资机构看好这种改革，正在积极策划、网罗资金并疏通关系，期盼通过复杂的包装炒作获得巨大利益。
由于多年来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振，许多私营企业也面临着经营困难。MBO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但不少人愿意高息借款参与此事，获利途径很可能同“程卖光”相似，通过买通关系、压低价格和转移资产。某县有一家职工人数上千的大水泥厂，属于地方骨干中型国有企业。以前一直效益不错，并上缴大量利税。前不久该地某镇长从银行贷款500万元，收购了这家资产上千万的国有企业。改制后职工的劳动时间延长了50%，所得工资收入却被平均削减了40%，还有众多职工下岗被农民工取代，但改制企业仍经营困难，资金周转紧张。据悉企业老板深知经营风险很大，正悄悄将资金逐步转移到个人账户，等挣足了个人腰包随时可以“一走了之”。破产仅仅涉及改制企业的有限责任，对他个人利益来说完全无所谓，真正损失的是企业职工的饭碗，还有银行里广大群众的血汗存款。由此可见，“经营者买断收购”的潜在危害很大，不仅直接导致了腐败泛滥的危险性，还会增加银行坏账和资本外逃风险，根本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和改革宗旨，完全可以说是“三个不代表”，将会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侵犯，贪婪谋私的腐败文化横行泛滥，还必然造成“三个不利于”的恶果，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前，应及早遏制“经营者买断收购”的势头，以免蔓延开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西方现代大型企业中，经营权可以下放，产权处置权必须集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也必须集中，地方政府只有经营代理权，“三级所有”应是“三级代理”，不应包括资产所有处置权，因为这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否则难以防止腐败和贱卖行为。即使出售地方国有资产，也必须通过集中审批程序，杜绝腐败、作弊的行为，分期、分批逐个上市出售，这样才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宁可将地方的不良国有资产首先无偿交给素质好的国企托管，这样出售国企少了，收入反而多了，国家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资产收益，通过国有资产适当流通来调整结构，用于社会保障和稳定财政、金融。有些地方试点出售中型国有企业，效益好的企业也打五折出售，不只仅仅出售给极少数高层经营者，而且利用银行贷款不承担风险，各地竞相效仿跟风，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试点失误应该及时清理、纠正，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流失追究的责任制度。“试点”与“推广”应严格分开，否则会造成“明试点、暗推广”，出现“先做再说、形成事实”的歪风，导致遍及全国的恶果和宏观失控局面。由于潜伏腐败利益的驱动机制，自发贱卖国有资产具有传染性，必须用战胜“非典”的决心和意志，坚决及时地制止其在全国蔓延的危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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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斌：《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选自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