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传(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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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接受五卅运动洗礼

范文澜深受南开强烈的爱国反帝传统的影响,促使他走出象牙之塔,参加革命运动。南开校长张伯苓之所以投身于教育事业,乃是因为受甲午海战中国惨败的刺激,他曾随通济轮前往威海卫,目睹丧权辱国的“国帜三易”。原来日军在甲午海战中强占了威海卫,得到清政府允诺的条件后,答应撤出威海卫。清政府先从日本手中收回威海卫,降下日本的太阳旗,接着升起清政府的黄龙旗。然后,再向英国拱手割让威海卫,降下黄龙旗,再升上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看见“国帜三易”这一奇耻大辱,愤而立志教育救国。“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时对学生剀切训话,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张伯苓与重庆南开纪念文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页。学校每周的修身课,以“爱国”作为主题内容。每次讲演,礼堂讲台上都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张伯苓讲得最多的也是清末以来中国的丧权辱国,尤其是其亲历的威海卫“国帜三易”事件。

1904年,南开创建伊始,即在近代反帝爱国运动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中国人民要求废除美国政府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爆发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10日,张伯苓等人在《大公报》发表《敬告天津学界中诸君》文章,呼吁学界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抵制美货运动。6月18日,南开等26所学校代表600余人,在东门外阖津会馆举行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十条抵制美货办法,决定从即日起不买美货。南开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深入各个店铺检查美货。抵制美货运动乃是南开学生第一次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学生也得到了锻炼。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范文澜认识到《二十一条》的严重危害,“按照《二十一条》的规定,中国将实际上沦为日本的附属国”范文澜:《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5月9日,袁世凯除对其中第五条表示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南开学生义愤填膺,集会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学校还摘掉以袁世凯命名的“慰亭礼堂”的牌子。6月6日,南开学生步行到河北公园,参加天津各界人民发起的天津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南开学生查良钊、周恩来等登台演讲,号召爱国志士捐资救亡,以国民热血“洗今日之羞”。每年五七国耻日,南开都要举行纪念会或游行活动,学生齐唱国耻歌:“五月七日,城下盟,杀我主权,谋我江山,追印度,逐波兰,大家猛着鞭。”悲壮的歌声,愤激的情绪,充满整个校园。

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开成了天津学生爱国斗争的中心之一,广大师生战斗在斗争第一线,不少人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和领袖,成立南开救国团,参加游行示威,进行反帝爱国演讲。1919年6月5日,南开和各校学生数千人在南开操场集会,由马骏带领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学生冲破军警包围,到省公署请愿,提出释放被捕学生,誓死争回青岛。9月16日,南开学生马骏、周恩来等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刊物,并请李大钊等人前来指导。11月16日,日本在福州制造枪杀中国居民惨案,南开立即开展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南开师生两次参加天津市的国民大会,学生深入商家店铺调查日货。天津当局逮捕马千里、时子周和马骏等人,南开等校学生在周恩来等带领下,到省公署请愿,遭到武装卫队的镇压,南开13名学生受伤,周恩来等4人被捕入狱。南开学生无比愤怒,南开教职员发表辞职声明予以抗议。天津地方审判厅迫于各界压力,不得不进行所谓的公开“审判”,加上莫须有的“公务罪”、“骚乱罪”的罪名,并当庭予以释放。关于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范文澜有过精辟的论述: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光荣,真正伟大,真正划时代的一次大运动。从这个运动开始,中国人民昂然站立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猛烈作战,把那堆积如山的臭秽物逐渐扫除出去,使历史变成人民自己的历史,旧中国变成人民自己的新中国。范文澜:《伟大的五四运动》, 《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范文澜南开执教时留影

 

1925年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复工和发薪,被日本大班及其打手枪杀。5月28日,青岛又有2名中国工人被日本帝国主义枪杀。5月30日,上海爱国民众集结上海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杀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到处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烈焰。6月1日,噩耗传到天津,南开大学师生立即投入反帝斗争。6月4日,南开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响应“沪案”办法,教师也自愿加入。大会决定暂时停课,由师生组成“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以“促使国人通力援助沪案,作外交后盾”。6月5日上午,南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罪行。“下午,范文澜等教师与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范文澜对帝国主义滥杀无辜的罪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誓欲将其逐出中国。范文澜随师生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与英国经济绝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联合世界小民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做出八项决议:“(一)撤换英日领事。(二)引渡凶犯。(三)英日政府向中国国民道歉。(四)保证此后不再有此残暴行为。(五)释放被捕华人。(六)赔偿伤亡损失。(七)收回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八)不准外人在华设军警。”《男女学生游行示威赴省公署请愿》,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页。6月9日,南开大学沪案后援会召开大会,宣布此次运动的目标有七项:一、保障人权。二、废除不平等条约。三、力弭内争。四、为政府外交上之后援。五、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六、援助及救济上海罹害及困危同胞。七、警醒国内同胞,一致对外。南开教职员会议也提议筹款支持“沪案”。五卅反帝运动,使南开师生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中国如果不能自立,不能自强,绝不可能在20世纪的竞争场中有一席之地。

“老夫子”范文澜正是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觉醒,帝国主义的枪声打破了其“追踪乾嘉老辈”的梦想,他回忆此时的心境:

 

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派人来学校征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月5日。

 

正是南开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传统,将原先以“追踪乾嘉老辈”作为生活唯一目标、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考据学者范文澜,转变成一个与爱国师生一起走上街头,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口号,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共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