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注解《文心雕龙》

范文澜在南开讲授大学预科以及二年级国文。1923年，南开第一次招收预科生77人，聘请“刘乙阁先生教预科数学，范仲沄先生教预科国文”。范文澜、刘乙阁分别讲授预科国文和数学。自1924年起，范文澜任大学部教授，1925年南开校庆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第1卷刊登的《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年），开设《史观的中国文学》、《文论名著》以及《国学要略》三门大学二年级国文必修课程，都有自编的教材。

 

（一）史观的中国文学以文学史为主体，附选历代诗文名著以资例证，俾学生于各时代文学状况，得有明白具体之概念。

课本：自编

（二）文论名著拟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三种。《文心雕龙》为重要，尤宜先读。

课本：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

（三）国学要略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三部，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理务求昭晰，为探研高深者示途径焉。

课本：自编

 

南开大学重视教材建设，由各科推选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员，组成各科教学委员会，编选有关教材，草拟教学计划书。教材注意摒弃封建糟粕，充实科学内容。张伯苓整顿教师队伍，坚决辞退思想颓旧的教员。“学校还贴出布告欢迎全校师生推荐国文教员，陆续新聘罗常培、范文澜、老舍等人，由他们选编的国文教材，明显增加了新文学和翻译文章。”实行大纲制，每个学科都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制定教学纲要，其中包括教学旨趣、各级标准、教学课时、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各科教师经常讨论教学内容，检查教学大纲执行情况。张伯苓规定每周三晚上为教改例行会议，并亲自参加会议，了解各科教学进程，讨论改进教学方法。

范文澜在南开大学讲授《国学要略》，包括经、史、子三部，还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文论。范文澜最早出版的著作，就是在南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的讲义，即《文心雕龙讲疏》。“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唯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目前流行的与方苞治经学齐名的黄叔琳的《文心雕龙》校注本纰缪甚多，也有纠正的必要。“论文之书，莫善于刘勰《文心雕龙》。旧有黄叔琳校注本。治学之士，相沿诵习，迄今流传百有余年，可谓盛矣。惟黄书初行，即多讥难，纪晓岚云：‘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牌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辗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所为。纪氏云云，洵非忘语。然则补苴之责，舍后学者，其谁任之？”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传授，并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广征博引，祛疑解惑，写成《文心雕龙讲疏》。“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徵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尊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文心雕龙》有五十篇，但黄侃的札记仅及其一半，美中不足。

《文心雕龙讲疏》各篇内容，包括注释和讲解两部分。注释着重训诂文字，并引证各种典籍，或解释词义的来源、典故的出处，或对诸家说法不同以及版本歧异作简要的考证。各篇讲解部分，乃是对《文心雕龙》50篇原文逐篇讲评，论述各篇的撰著宗旨，刘勰的文学观、美学观。时梁启超也在南开大学兼课，张伯苓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书稿送其审阅。梁启超阅后大加赞赏，并欣然为之作序。

文心雕龙讲疏序

吾国论文之书，古鲜专籍。东汉之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时有善言；然《新论》已佚，而传者不过数言；《论衡》虽存，而议论或涉偏激。自此以后，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为论文之专籍矣；而亦以搜辑残阙，难窥全豹，学者憾之。若夫曹丕《典论》，号为辩要；陆机《文赋》，亦称曲尽；然一则掎摭利病，密而不周；一则泛论纤悉，实体未赅。

求其是非不谬，华实并隆，析源流，明体用；以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合飞动之采，极瑰玮之观者；其惟刘彦和之《文心雕龙》乎！

《文心》之为书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缀文之士，苟能任力耕耨，奉为准则，是诚文思之奥府，而文学之津逮也。

晚近学子，好诋前修，而自炫新异；可喻于田巴之议稷下，犹未能譬于孟坚之嗤武仲也。扬己抑人，甘于谫陋，其何能读古人之书，而默契彦和之深意乎！

虽然，抑又有故焉。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虽为论文之言，而摛翰振藻，炜烨其辞；杼轴献功，整齐其语，是以命意而曰“附会”，修辞而言“镕裁”，师古而称“通变”，别体而号“定势”，文术虽同，标名则殊，读者不察，或生曲解，或肆讥评；其故一也。加以征引之文，间有亡佚；辗转传钞，讹夺滋甚。苛不辨订错牾，网罗散失，以诠释之，读者自易致迷：其故二也。

有此二故，《文心》一书，领悟者寡，诚无足怪；然窃尝深惜焉！乃者，吾友张伯苓手一编见视，则范君仲沄之《文心雕龙讲疏》也，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梁启超

 

《文心雕龙讲疏》于1925年10月1日由天津新懋堂印书馆出版，上海、奉天、汉口、西安、天津、北京等地均有代售处。该书24开大开本，用4号字体排印。全书500多页，近30万字。除《文心雕龙》原文不计外，近20万字。该书在天津刊印时，题“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版权页上印刷发行单位署“天津东马路新懋印书局”，其实是天津地下党的印刷机关。范文澜回忆：“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拿去印了。”为了避免天津地方当局追究新懋书局与南开的关系，版权页著者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但书前的自序以及梁启超的序言，说明为南开任教时著述。10月17日，《南开周刊》刊登署名寿昀撰写的《介绍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向读者推介。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谁不知道看《文心雕龙》，还用着我来介绍——说废话！不过这部书虽然是有价值，然而没有好注本。现在通行的黄注本，我实在不敢恭维：不但疏略，还有错误。我曾上过他好几次的当；想读过他的朋友也许有同感吧！以这样有价值的名著，而得不到好的注本，是多么讨厌的事！

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也许是看到这步，所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旁搜博引”，仔仔细细地著成一部“讲疏”。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篇，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也，又尽善也！”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要好得多。我们读他这部书，旁的好处都不算，至少也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所以朋友们，要是你们的意见同纪老先生一样，以为“读文心雕龙者，不患不知此……”那我这话又算白说了；如若不然，那就虔诚的请你们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

 

这是范文澜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尽管该书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从此蜚誉士林，并由此获得“范雕龙”的别名。范文澜对该书也极为重视，刚出版不久就亲自寄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范文澜从此开始自己的著述生涯，在文史界崭露头角，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完成《文心雕龙注》，成为其早期代表性的著作。然而，也有美中不足，金毓黻在1943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如是说：

 

向李君长之假得《文心雕龙》范注一册。《文心雕龙》注本有四：一为黄叔琳注，二为李详补注，三为先师黄季刚先生札记，四为同门范文澜注。四者予有其三。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则弃不取，以非精心结撰也；厥后中大《文艺丛刊》乃取弃稿付印，然以先生谢世，缺已过半。范君因先生旧稿，并用其体而作新注，约五六十万言，用力甚勤，然余犹以为病者：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究有攘窃之嫌；二、书名曰注，而于黄、李二氏之注不之称引，亦有以后铄前之病；三、称引故书连篇累牍，体同札记，殊背注体；四、罅漏仍多，诸待补辑。总此四病，不得谓之完美。余疏证《史传》一篇，虽不得见黄先生之《札记》，然有范注可参，盖已包而有之，但不知某者为先生之说，致其美意不彰，为可惜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