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笃守汉学家法

北大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3年，后来改为2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预科第一类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北大文科既招收预科毕业生，也招收没有预科毕业证书的“同等学力者”，预科需要3年，本科学制4年，有的学生不愿按部就班学7年，第一年考取预科，第二年又报考本科。范文澜预科一年后也升入文科本科。时文科分为外文门和中文门，范文澜为中文门（后改称国学门）学生。

1914年6月，自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后，北大文科学风发生显著变化。以前由姚之概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学风在北大文科居于优势，桐城派崇尚宋儒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标榜“因文见道”，自诩“文道合一”，与汉学（乾嘉的考据派）相抗衡。夏锡祺代替姚之概主持北大文科后，引进章太炎一派的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教书，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而著称。这种学风后来成了北大文史科的教学和科研中的主流。范文澜入北大国学门后，深受文选派的影响。范文澜向蔡美彪追述北大的求学生活。“那时北大的教员，我们前一班是桐城派的姚之概。我们这一班就是文选派了。教员有黄季刚、陈汉章、刘申叔等人。辜鸿铭教西洋史，其实根本不讲课，上课就是骂洋人，说只有中国才是礼仪之邦。那时北大有点 ‘百家争鸣’。姚之概上课宣传桐城派，骂文选派。黄季刚上课就骂桐城派。”所谓的文选派和桐城派乃是以文章体制的源流来划分。文选派的代表人物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也是古文经学的传人，在北大讲授经学、音韵训诂和古典文学。“范文澜在北大求学时，先后师从黄侃（季刚）、陈汉章（伯弢）、刘师培（申叔），倾心向他们学习。他后来追忆当时的志趣是 ‘追踪乾嘉’、 ‘笃守师法’，所谓 ‘师法’即黄、陈、刘诸师传授的汉学家法。”范文澜在北大得到国文功底深厚的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三位老师的指导，学习经学、小学、史学考证等课程，为后来经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旧派人物辜鸿铭上课给范文澜留下了深刻印象。周作人曾给辜鸿铭作了形象的描绘：“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特地找了来的，或者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辜鸿铭学贯中西，先后在英、法、德留学11年，获得文、理、工、哲多科文凭，其博士学位多达13个。回国后又苦读20年经典，罗振玉称之为“醇儒”。辜鸿铭懂六国外语，满口“春秋大义”。他在北大英文门当教授，教拉丁文功课，主讲西洋文学，后来教英诗。上课常带童仆装烟倒茶，坐在椅子上，一会儿装烟，一会儿吃茶，一学期下来，仅仅教了六首英文诗。辜鸿铭的国学，在西方人眼中，远远超过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候选人。

黄侃，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与同学董必武、宋教仁、田桐暗中开展反满宣传。190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宋教仁、田桐等人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其中的激进分子。章太炎流亡日本主编《民报》，从章氏研究国学，执弟子礼，成为章门高足，并在《民报》发表大量反满文章。1910年秋，改组鄂皖边境的“孝义会”为“崇汉会”，筹划武装起义。1911年，加入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汉口军政分府工作。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上海主编《民声日报》以助威。袁世凯窃国后，对革命丧失信心，由激进变为颓唐，从此潜心学术，托足讲坛，寓爱国主义思想于研求和讲授汉学中，“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成为一代国学宗师。黄侃是范文澜入北大的第二年，由夏锡祺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 《词章》及《中国文学史》。时章太炎因反对帝制被软禁，黄侃千方百计进行营救。黄侃刚入北京，声名大噪。起初，师生传诵其不畏杀头，敢于殉道，到监狱去陪伴章太炎。“筹安会”出笼后，又面斥刘师培，反对袁世凯称帝。黄侃成了传奇式人物，只知捍卫真理，捍卫正义，将生死置之度外。范文澜极为仰慕，钦佩之至。

范文澜特别喜欢上黄侃的课，黄侃学识渊博，语言诙谐，深入浅出，方法灵活。每次上课，学生由少到多，讲堂内坐不下，有人站在门外、窗子外，听课者不限于学生，有不同年级学生，也有北大的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念诗念文章，抑扬顿挫，吸引听众也跟着高声吟诵，称为“黄调”。“黄侃是范老的文学老师，范老后来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与黄侃的关系很大。范老不像有些人，整天围绕着黄侃转，被称为 ‘黄门侍郎’，而是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学问得到黄侃的赏识。”范文澜尊称黄侃为“蕲春师”，称籍贯而不称名字，最为尊重之意。黄侃自编讲义，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融于讲章之中。上课并不照本宣科，就教本讲教本，为了讲好课程，倾注大量心血，围绕课题，博览群书，扬其所当扬，弃其所当弃，“言必由中，切理厌心”，使学生弄懂一个问题，同时弄懂了多个问题。读通了一本书，同时读通了多本书，触类旁通，深而且博。为了讲授刘勰的《文心雕龙》，黄侃作了深入研究，刘著凡50篇，黄侃就其中31篇，依刘著篇目次第写成札记，或注或议，许多重要学术观点贯彻其中。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都是“龙学”名著，二者有渊源关系，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不时引录黄侃的论述，称为“黄先生曰”。在《文心雕龙注·例言》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范文澜的《群经概论》第九章《春秋及三传》第二十四节《三传平议》，注明出自“黄季刚先生”。黄侃强调治学要务“本”，黄乃章门弟子，章太炎要求青年必读20本书，黄侃增加为25本，其中经学15本，即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国语》；史学4部，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2部，为《庄子》、《荀子》；集部2部，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2部，为《说文》、《广韵》。这25部书乃是治各门学问的根底。黄侃也向学生传授治学精神，坦言：“人之生世，实为勤苦而生，不为逸乐而生；能如苦中求乐，方是真乐。”范文澜继承了其师的治学精神，后来发展为“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二冷精神”。

陈汉章，谱名得闻，字云从、伯弢，号倬云，浙江象山人，生长在一个世代读书并有科名的家庭。先后师从德清俞樾和定海黄以周，与章太炎同学。1909年，被聘任北京大学教师，见北大藏书丰富，不为教师而甘为学生，改入京师大学堂经科，1912年改入史学门。范文澜入北大预科时，陈汉章以甲等第一名毕业，执教北京大学。陈汉章授课口述粉书，洋洋万言，均出自记忆，从不带抄本，被誉为“活书橱”，蔡元培尊称为“两脚书库”，黄侃尊称为“魁儒”。范文澜尊称陈汉章的籍贯为“象山师”。陈汉章的文稿中，记录范文澜上课时所提问题。

范文澜顷读《国风》，以下诸条困未能通，敬请先生指示，以解迷惑。

 

（一）《国风》: “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礼记·表记》引作“我今不阅，遑恤我后”。请指其故。

陈：此为东侵两部合音例躬今，又，双声易豫九四簪，荀爽本作宗与尔临冲，韩《诗》作隆冲，诗云：“汉二事临，躬为音荡。”首章谌终韵，皆其证也。

（二）《式微》之泥中、中露，未知在今何地？黎臣作诗，何以杂入《邶风》？

陈：“毛传”并云卫邑，黎侯为卫寓公。朱右曾云，《列女传》作中路，路即帝挚子元所封之路。

（三）《北（邶）风》 “其虚其邪”。《尔雅》引作“其虚其徐”。笺云，邪读如徐。不知以何字为正？请示其说。

陈：《释文》: “传虚，虚也。”一本作“虚，徐也。”叠韵字，如委蛇。虚邪见《弟子职》及《太玄经》，戾初一，羡次六。郑笺从《鲁诗》读，见曹大家《幽通赋》注引诗。邪，古音徐，《鲁颂·》四章，邪与鱼徂音。

（四）《鸤鸠》“其仪一今”。《礼记·缁衣》引作“其仪一也”。《经传释词》云也，犹兮也。请示其说。

陈：兮，胡鸡切，匣纽字也，羊者切，喻纽字，旁纽双声。

（五）《鸱鸮》“今女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请示其异同。

陈：鱼脂两部令音例，此女字音汝。清纽、日纽皆齿声。《乐记》止女为韵，此从止，从匕皆声。此又与是通，禅纽字。

 

范文澜的五个问题，并非泛泛之问。而陈汉章的解答，也是相当深切，并非虚与应付。一个求知若渴，一个循循善诱，教学相长，相得益彰。

陈汉章兼通经、史、子、集四部，范文澜的著作大量引证“陈先生言”，其《群经概论》明显受陈汉章的影响。《群经概论》第一章《经名数及正义》第五节《今古文家法》，全录“陈伯弢先生”一万余言。原北大预科生茅盾也提到这位“爱国怪人”的这份材料，“陈先生有一次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材料《论今古文学派》，是他自己编写的。他说，大学本科有个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作此答之，也给你们看看。这篇文章是骈文，每句下都有他自己写的注释。文章有万把字，评述经今古文学派之起源、演变，而他自己则赞扬郑康成破今古文学派的顽固家法，释经今古文学说有舍有取，可谓有功。他痛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荒谬的”。范文澜所照录的与茅盾所描述的均为陈汉章同一文章。《群经概论》第五章《周礼》第三节《周礼不伪证》云：“陈师伯弢亦作《周礼行于春秋时证》一篇，凡列六十证，详博宏大，非他经师所能言。”并录其文六千余言。范文澜所说“非他经师所能言”，自然包括章太炎在内。黄侃称赞陈汉章为“魁儒”，佩仰之至。《群经概论》第七章《仪礼》第七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全录“陈伯弢先生”。陈汉章对经今古文派如郑康成一样，有取有舍，既不完全赞同经古文学派，也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的经今文学派，对于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否认《春秋左传》，指为伪书，持批判态度。

陈汉章在文学方面，对范文澜的影响也颇深。范文澜于1929年出版的最负盛名的《文心雕龙注》，广泛引证陈汉章的论述。范文澜的注释引证陈汉章之说十余条，如《情采》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句，范《注》曰：“陈先生曰：‘沦猗’，本《诗》伐檀篇。沦猗。犹《吴都赋》云 ‘刷荡漪澜。’刘渊林注：‘漪澜，水波也。’澜即涟漪之涟。《毛诗》释文亦云，猗本作漪。”又如《程器》“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句，范《注》云：“陈先生曰：‘语意本《荀子》王霸篇，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此外，范文澜也运用陈汉章之说，以纠正黄叔琳注纪昀的失误之处，至于运用陈汉章之说加以发挥者，则不胜枚举。陈汉章的《文心雕龙校注》并未刊印，但从范文澜所引用的十余条注释中可见一斑。范文澜与陈汉章的长子陈庆麒也保持长期的通信联系。

范文澜在中学就喜欢阅读刘师培的文章，对刘师培作为国学大师兼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也心仪已久。然而，刘师培自从与章太炎闹翻后，即出卖革命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师培被四川资州军政分府拘押。经章太炎和蔡元培电请南京临时政府，将刘师培保释。可是，辛亥革命以后，又参与帝制复辟闹剧，列名“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气绝身亡后，刘师培的“帝制祸首”因“人才难得”而被“宽免”，寓居天津期间，穷困潦倒，身体每况愈下，人也变得孤傲，整天蓬头垢面，不修边幅，恰似一疯子。1917年范文澜毕业那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经章太炎推荐，聘其为北大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讲授古代文学史，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讲授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范文澜有机会亲自聆听这位国学大师的讲课。刘师培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随便谈起来，都是头头是道。旁征博引，也是随口背诵。范文澜钦佩之至。但刘师培来北大时，身体已越来越差，讲话也有气无力。两年后，这位对传统经典造诣极深的学者因病逝世，年仅三十六岁，由蔡元培经办丧事。

蔡元培称赞刘师培“学问渊博，通知古今”，一生著述丰富，论群经及小学者有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有13种，群书校释有24种，诗文集有4种，学校和教本有6种。刘师培出身于朴学世家，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三代治《春秋左氏传》，以及其他经史考证之学，其中刘文淇撰写的《左传旧注疏证》最为有名。“刘师培是范老的经学老师，他对范老的影响更大。”范文澜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刘师培的论述甚多，有的列为一节，注明出自“刘申叔先生”。《群经概论》第一章《经名数及正义》第三节《唐人正义》云：“刘申叔先生论《正义》之得失甚精，兹全录其文如下。”共有三千言。第四章《诗》第十六节《毛诗词例举要》，共三千余言。第九章《春秋及三传》第十三节《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第十四节《周官左氏相通考》；第十五节《左传荀子相通考》；第二十节《公羊荀子相通考》；第二十二节《穀梁荀子相通考》，共两万两千余言。

 

范文澜的系列著作，大多是来源于在北京大学学习和执教时的学术积累。在他的著作中并且经常把北大师长的讲论引录到书中，注明出自某师。最负盛名的《文心雕龙注》不时在注释中引录黄侃、陈汉章的论述，称为“黄先生曰”、“陈先生曰”。书前的例言申明：“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群经概论》更多引录黄、陈及刘师培的论述，甚至有时立为一节，注明全出某先生。第一章“唐人正义”节称：“刘申叔先生论《正义》之得失甚精，兹录其全文如下。”“今古文家法”节注明全出陈伯弢先生。第四章“毛诗词例举”、第九章“左氏学行于西汉考”、“穀梁荀子相通考”等篇注明录自刘申叔先生。“三传平议”注出黄季刚先生。书中论述，引据“某先生曰”，更是数见不鲜。范著中引录当时北大诸先生讲论，有些已收入他们本人的著作，有些则是讲授的讲义，由于范文澜的引录而得于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文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

 

范文澜在北大追踪的“乾嘉老辈”，乃是清代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又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和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故而得名。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其中，又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创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而皖派则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学派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办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其学风平实而严谨，不尚空谈。古音韵乃乾嘉学派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成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崇，至惠栋、戴震、钱大昕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臻于极盛，刘师培的曾祖父刘文淇以及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也是著名的学者。乾嘉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及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校订疏解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于古籍和史实的整理，也有较大贡献。尤其擅长考据，成为清代汉学家朴实为学的优良传统。

范文澜后来在延安对大学所学乾嘉学派有过总结，“‘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 ‘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时深信天下学问唯有 ‘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 ‘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范文澜发表以上言论，乃是受到延安特殊的政治背景影响，带有调侃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批判胡适时，也曾否定乾嘉学派。“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往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他们躲避现实唯恐隔离得不够遥远，民族大义唯恐抛弃得不够干净，头脑的空虚不亚于八股先生。这些人中间，虽然有的在考据训诂名物上曾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就乾嘉考据学本身来说，和理学、八股、桐城古文之类同是协助清朝统治的工具。”范文澜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这些学者，服膺其训诂考证之学，以至于沉醉其中，无可非议。